赵俊毅：民国时期的摄影批评

如果把新文学运动比作一只大鹏鸟，它的左翼新诗、新剧、新体小说如雨后春笋，它的右翼文学批评却没有与之同步展翅，从而导致新文学运动的两翼失衡。1919年，为了扭转文学结构失衡的现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开始倡导文学批评，编辑们率先引进西方批评思想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突破口，由此搭建起新文学批评的体系。

民国初期，摄影艺术在我国兴盛起来，一时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好一番热闹的景象，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摄影界长期存在着重创作轻批评的现象，此时文学批评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而摄影批评仍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虽然思想家康有为、鲁迅在相关文章中发出摄影批评的声音，但国内摄影界仍是窜皮不入内。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最早的摄影批评家刘同慎参照文学批评的理论，撰写了摄影批评方面的文章，文中举例说明摄影批评的必要性，他的文章如同一枚重型炸弹，投到了中国摄影界，老朽的摄影者溅了一身泥土，而有思考的摄影者清醒了。

1923年《摄影指南》一书出版，思想家康有为给该书写了序言，序文中间一段的大致意思是，编著者欧阳慧锵自幼习影，经过十余年的摄影实践，把自己对摄影的感悟编写成书。这本书是从实践中取到的心得，与翻译或抄袭人家的东西不一样。康有为特别欣赏青年作者欧阳慧锵的独创性，同时对那些不认真做学问，抄袭人家东西的投机者提出了批评，甚至对翻译类的摄影书籍他也觉得不如原创书籍好。

民国初期照相馆为招揽生意，推出了“求己图”和“二我图”的艺术照。“求己图”是同一个人分别扮演仆人和主人，照片左面的仆人跪着向着照片右面的主人叩拜，右面的主子坐着面向左翻看账本。“二我图”是同一个人分别扮演乞丐和富人，照片上左面的乞丐跪着手心向上向照片右面的富人伸手要钱，右面的富人手里拿着钱给照片左面的乞丐。照相馆用二次曝光的技法，把一跪一座的同一个人拍成一张照片，还美其名曰为“求己图”和“二我图”，文人雅士为了取“求人不如求己”之寓意，纷纷到照相馆拍摄“求己图”和“二我图”，他们还在照片上面题“调寄满庭芳”、“摸鱼儿”之类的诗或词，挂在书房里。鲁迅看到“求己图”、“二我图”肺都要气炸了，他在“论照相之类”文章中严厉批评道：“将来中国如要印《绘图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这实在是一张极好的插画，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讽刺画家也万万想不到，画不出的。”腐儒觉得自己求自己不求别人，诸不知“男儿膝下有黄金”，除了祖辈不能随便给别人下跪，包括自己给自己下跪，这是尊严问题，卑躬屈膝还有中国人的骨气吗？自己跪自己从伦理上也解释不通。

鲁迅经常逛北京的琉璃厂，每次路过逛琉璃厂周边的照相馆，都会发现照相馆橱窗内大美人的照片时常更换，唯独“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剧照常挂不换。鲁迅在“论照相之类”的文章中不留情面的批评：“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鲁迅全集》提及摄影的有一百余处，有多处是摄影批评的内容。鲁迅的摄影批评大多局限于摄影现象，而在摄影刊物正式提出“摄影需要批评，急切需要批评”主张的是刘同慎。

1934年3月，在第四集《晨风》摄影杂志上，刊登了刘同慎写的“献给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文章，文章共分三个自然段，刘同慎在第一段“摄影与时代”中写道：“所谓时代，不外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状态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向。换句话说：适应时代，就是适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的形态。否则，就抓不住时代，也就是死了的。”作者提醒年轻的摄影者，摄影着要关注时代的发展趋向，应该站在时代的前沿，对时代的发展有预判能力，否则，你就抓不住时代的脉搏。作者还写道：“摄影这种子，在中国发芽已有几十年了。试问在这不能说是很短的期间里，对于摄影坛上所贡献的是什么？唉！还不过是墨守成法，充然自足，其间最上的，无非是偷窃式的模仿而已，就是一辈被称第一流的先生们，很多是能拍照的，而很少是能明了摄影的。”摄影术引入中国后，我们一直就模仿外国人的画意摄影，墨守成规几十年一点新意也没有，很多老朽的摄影者只会拍照并不明了摄影的意义。

刘同慎在第二段“自身的立场”中写道：“年轻人，你们应当知道现在的时代。世界失业人数一天一天增加；九·一八，一·二八；甚至以往的五卅，五九事件的产生，明白地告诉你，资本主义的枪口对准了你的心膛，你想，这是什么时代？什么时代？请想一想，在这个时代里，自己的立场是摄影为摄影呢？或是摄影为人生呢？或是……再请想一想，只有技巧，没有灵魂的唯美的艺术作品，它能给予人们多大影响？”抗日救亡时期，东三省已被日寇侵占，日寇对华北乃至全中国虎视眈眈，国难当头，大后方的摄影者还是为艺术而艺术，陶醉在没有灵魂的唯美的艺术作品中，岂不知这些艺术作品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反响？它能作为抗日救亡的宣传片吗？它能提振守土抗战的信心吗？

刘同慎在第三段“前进之路”中写道：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许多血淋淋的事件在我们面前流来。我们以为真的摄影家决不是信手乱拍，也决不是唱一唱无可奈何的哀歌就可以了。摄影家要用直观来把时代的一切的事实包括在他的作品里。”抗日救亡迫在眉睫，日寇挑起一件件血淋淋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摄影家不要再拍所谓的艺术作品自娱自乐了，中国摄影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历史关头，摄影家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把抗日救亡的内容融到作品里，作为摄影家不要辜负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

1934年4月，在第五集《晨风》摄影杂志上，还刊登了刘同慎写的“批评摄影与摄影批评”文章，文中着重强调“摄影需要批评，急切需要批评”，为了解决中国摄影批评长期缺位的问题，刘同慎把文学批评的理论移植过来，文学批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他人是非的藏否，摄影批评也是如此。刘同慎在文章中写道：“似乎一般通常的见识，以为“批评”是恶意的。更有以为仅仅是些无聊人们，专以寻求别人的过失错误。它的本身，除了“刻薄”、“不恭”的表演外，再也没有其他了。这种浅鄙而可怜的认识，不但中国如此，就是欧美各国，也是难能避免的一回事儿。”民国时期“静坐当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依然是修身的名言，在批评他人有“一己之败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为摄影批评正名就显得十分重要。刘同慎抬出了英国著名批评家马修·阿诺德( Mathaw Arnold)的名言：“把世间所知所思最好的东西去学习或传布的一种无偏私的企图”，也就是说，批评家要把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去学习去宣传，批评家还要做到公平、公正、无偏私。

刘同慎在“批评摄影与摄影批评”的最后写道：至于摄影批评，它的本身，并不限于作研究摄影的工具更可成为具有文学价值的文学的形式。而摄影批评者，当然，各有各的立场，因此也各有不同的批评。但是应当明了自己对于摄影的使命，用客观的眼光，很审慎地加以批评；要不然的话，非但批评的本身毫无价值可言，而且误了原作者，更误了整个摄影坛。这也是所以把批评家当作摄影的威权的成因。刘同慎认为摄影批评家应该是摄影界的权威，既然是权威学识要渊博，还要不断地学习以补充新的知识。摄影批评家的使命应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摄影批评家应坚守理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公正、公平、无偏私，用客观的眼光审慎地批评。

民国时期的摄影批评，如果按时间排序，康有为是最先开头，续而是鲁迅的“论照相之类”、“从孩子的照相谈起”等摄影批评性文章，批评的重点直指照相馆陈腐的商业手段，批评国民畸形和趋于病态的审美观，重读鲁迅的文章，觉得批评的句句在理，可文章刚发表之时，曾有一部分读者认为鲁迅是仙人球的脑瓜“刺头”。正式提出“摄影需要批评”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是刘同慎。

抗日救亡时代，一些老朽的摄影者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挎着照相机在名山大川瞎溜达，拍摄没有灵魂唯美的作品，刘同慎用摄影批评家应有的先觉、先行、先倡矫正着时代风气，他发出摄影批评的声音，有理有据不早也不晚，正好契合与时代，年轻的摄影者和有思考的摄影者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