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帮当地建成三甲医院后，他还要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拥有规范的医疗服务前，日喀则人民医院也曾经历过“艰难”：医护人员的行医规范陈旧落后，医疗器械无法满足手术需求……但改变在悄然发生。2016年6月，张浩等一批援藏干部带着“创三甲”的任务来到日喀则，经过前期摸排，逐步形成了一份三年规划。

日喀则人民医院新院。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2017年10月，全新的日喀则人民医院拔地而起。合理的院区规划，先进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规范的操作，采光良好的病房，干净无异味的卫生间……这些建设目标在创三甲过程中逐步推进完成，藏区人民享受到了接轨内地的服务。

“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张浩的嗓子有些沙哑，抬手指向正在建设的培训楼，目光严肃而炙热。

自小宗山脚下俯瞰日喀则市区的图景。

全新的医院

站在小宗山脚下，俯览整个日喀则市区，目之所及多为低矮的民房。藏区鲜有高楼，日喀则人民医院新院区却是例外。以九层的白色门诊主楼为中心，这座新晋的三甲医院将为日喀则及周边地区提供不逊于内地的医疗服务。

然而，只有在老院区呆过的人才知道，这座现代化医院的前世，曾经是多么的“艰难”。

日喀则人民医院旧址位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而今建筑已空，张浩却依然记得初次踏进这里的状况——门诊大厅的灯是坏的，室内空气令人窒息。医护人员的行医规范，也如同几十年历史的老院区般陈旧而落后。由于建设原因，老院区甚至连隔离病区都无法满足。

日喀则人民医院旧址。

但日喀则需要这样一家医院。日喀则总人口80万，市区和下辖的十七个区县都指望它。不过，老院区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却相当有限。以心血管内科为例，内地医院较为普遍的介入治疗，这里却无法实现。

“那些无法在本院进行溶栓（心血管疾病保守治疗方法）的病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转院去拉萨或是内地，要么回家。”如今就任日喀则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徳吉卓玛医生表示，“大概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去到北京进修，那时北京的老师说，要想做介入（治疗），日喀则人民医院还有至少十年的路要走。”

这一窘境在援藏干部到来后得到改善。

2016年6月，张浩等一批援藏干部来到日喀则。张浩表示，在援藏之前，他已经知道这次组团式援藏最主要的任务是创三甲，但是当真正走进医院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当时认为要完成三级甲等医院，压力山大。

抵藏之初，张浩想办法摸清了老院区的角角落落，这样的前期准备持续了一整月。在那之后，张浩开始着手制定一份三年的规划。

要创三甲，首先要有一座合乎评审标准的医院。老院区布局不合理，那新院区就采用和上海一致的规划设计。哪个病区挨着哪个病区，检验室放在哪、厕所放在哪，这些问题要一个个讨论敲定。

院区规划好了，接下来就是科室和研究中心的设置、各类医疗设施的配置。张浩带着医疗队的队员们按计划一步一步地推进。与在一线拼搏的医生不同，张浩更多时候是在统筹与沟通，小到医院内人际关系的矛盾，大到医院今后的发展方向。

2017年10月，一座全新的医院自日喀则市郊拔地而起，门诊挂号大厅的白色地砖能照出人影。

日喀则人民医院新院内部。

逐步完善的“软实力”

医院的建设只是起点。

张浩心里比谁都清楚，医院是建起来了，但倘若没有一支合格且能够自我成长的医护人员队伍，那这家医院依旧只是硬件优异的空壳。留下一套完整的医院管理规范，才是日后这家医院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张浩的牵头带领下，上海组团援藏医疗队帮助医院健全80项医院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科室制度550条。日喀则人民医院从未有过的各项医疗操作准则一项一项建立了起来。

在日喀则人民医院工作了近15年的徳吉卓玛表示，自己搬来新院区已有半年。在老院区，医院的等级属于三乙阶段，自从医院评了三级甲等以后，所有的标准上了一个档次，诊疗更加规范，操作更加标准。

日喀则人民医院新院内部。

徳吉的病房有位来自牧区的70岁藏族老人，在日喀则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肺心病，接受住院治疗后获得了明显的好转。然而在来到这里之前，他所在的地方医院却只能给他几副草药吃。躺在日喀则人民医院雪白的病床上，老人与家人的感慨溢于言表。一长串藏语最终被徳吉总结为一句话：“变化真的太大了。”

而在痛风科的汉族小伙，对日喀则人民医院的变化更是有着深刻的体会，“以前的病房和现在根本没办法比，现在医生和护士查房和治疗的时候态度特别好。”能够拥有独立卫浴和不间断的热水，让这个曾经经历过老院区病房设施的人感受到了便捷与温馨，“现在护士会提醒你，帮你热中药，打洗脚水，服务态度真的好了太多。”

藏族医生徳吉卓玛为患有肺心病的老人诊疗。

医院逐步走上正轨，但张浩等援藏干部的心愿不止于此。

张浩表示，虽然已经创成三甲了，但是离成熟三甲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虽然医院的硬件已经接轨内地三甲，但是从技术上来说，如果组团式专家不在的话，它还不是名副其实的三甲。所以接下来还将持续改进、深化目前的成果。

“高原医疗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相当紧缺。”谈起这点，张浩两眼放光。对医学研究来说，日喀则是不可多得的宝矿。他不无得意地讲起，自己将医学专家“忽悠”到日喀则建立研究中心的事。

“我们现在学科建设有十大中心，每一个中心都有上海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通过以院帮科的形式打造品牌，像华山医院帮助脑科中心，瑞金医院帮助血液科中心等。”创三甲的过程中，张浩整合调动了不少来自上海方面的支持。

在“组团式”援藏专家的带动下，日喀则人民医院发表学术论文期刊SCI论文8篇，核心期刊11篇，开展临床医疗新技术118项，如红细胞单采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喉全切加颈部淋巴术清扫治疗喉癌、颅内动脉瘤切除术等，拓展和增补了医院的技术范畴。

“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张浩拉开窗帘，抬手将正在建设的培训楼指给记者看。

“把这个培训中心做好，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他平静地说道，仿佛那些往返的奔波与无休止的会议都是别人的经历，那些夹杂在两座城市之间的委屈与无奈，都消融在了日喀则引以为傲的灿烂阳光中。

空闲时间里，张浩会在宿舍里看书。

志向与牵挂

上海援藏医疗队的集体公寓，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葛洲坝”。这几幢五层的白色小楼，就是张浩和医疗队队员在日喀则的“家”。

张浩公寓的墙上，挂着一幅女儿送给他的画，他还没来得及为这张小画找到合适的画框。

“我记得有次回家，女儿正在写作业。我就问她，你喜不喜欢爸爸回来？”张浩本以为，女儿会觉得家里多了一人的管教而烦恼，谁知道女儿头也不抬地答道：“当然喜欢，至少你还在这儿呢。”女儿的话就像一粒石子，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波澜。

张浩公寓的墙上，挂着一幅女儿送给他的画。

张浩说，女儿是“霸屏专家”，每次自己和家人视频通话，女儿一定会抓住手机不放：“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这是小女孩儿问过最多的话。而张浩的妻子则会在女儿闹完爸爸后，再跟他讨论些正经的家事。

张浩回忆，妻子在他刚援藏那会儿，还处于“没反应过来”的状态，直到自己离开几个月后，别离的困苦才开始露出端倪。少了家中原先的“顶梁柱”，妻子默默地担起了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真的是家里全靠老婆。”讲起妻子在背后的支持，张浩笑得羞涩。

在问及父母时，尚在办公桌前的张浩便一度没能控制住情绪，将自己关在门外好一会儿才调整过来。良久，他才开始缓缓陈述。母亲在自己离开前便有老年痴呆的前兆，出走三年，对老人而言不但是一桩打击，张浩更害怕的是，自己会被母亲忘掉。

这份愧疚让他连同周遭的空气一道陷入了沉默。“但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作为援藏医疗队队长，张浩知道自己的队员们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

直到开始细数同行兄弟们的故事，沉闷的空气才被打破。挂着氧气管上手术台的“辫子医生”、教会藏族医生手术关键操作的欣喜、节假日的聚餐……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嵌进张浩的脑海。

“我们做手术时候吸氧，氧气管是从后面拉过来的，就像后面挂了根小辫子一样，所以就叫辫子医生。”援藏医疗队队员茅腾说，我来到高原后曾经做过一台手术，大概4个多小时没有吸氧，手术结束之后就垮掉了，坐在手术室的板凳上喘了两个小时。

茅腾表示，我们平时回到宿舍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低流量的吸氧，氧气瓶每个人房间都有。我也想做点事情，只要没有到不能在高原生活下去的程度，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茅腾是来自上海胸科医院的医生。他表示，当时日喀则医院缺少常用的胸科医生趁手的手术器械，而且缺少一些术前常规心肺功能检查的仪器，病房也缺少呼吸机，搬了新院区后，我也向母院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向日喀则人民医院捐赠了10万元的手术器械。

除了硬件外，医疗队员还帮助当地医生完成了技术上的提升。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去年一个动脉瘤的手术，当地的主任医生说自己没上过台，没有机会去夹这个动脉瘤，开刀的时候我就鼓励他和我一起去，他当时做了很多准备，最后这台手术的最关键一步就是由他来做的，手术很成功。做完下来以后，他非常开心，当天就发了很多朋友圈。所以我觉得援藏不仅仅是自己做，要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机会去做，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虞剑表示。

张浩带着这些在手术台上沉着冷静、运筹帷幄的上海医疗精英，日复一日地查房、看诊、手术、培训，在日喀则倾城的阳光里越走越远。

逢年过节，张浩和部分医疗队的队员时常是留守藏区。“怎么把这些队员带过来，就要怎么把他们带回去。”这是张浩作为医疗队队长的另一个心愿，“每年冬天回到上海，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会特别怀念日喀则的阳光。”

在下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日喀则将有更多的种子埋进泥土，等雨季到来，便会再次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