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余华与我们——为什么今天的青年还在阅读余华？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新版本宣传海报

青年余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两年以来，一些读过我作品的读者经常这样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写我们？我的回答是：我已经写了你们。”但是近几年来，这样的疑问似乎少了，或许很多读者都从余华的作品中读出了自己。喜欢余华的青年人爱说：“世界破破烂烂，潦草小狗缝缝补补。”

随着《十八岁出门远行》在2024年3月重新出版，许多青年人看余华这部集中于1980年代的合集，还是带着新意与兴奋。

▲网友把余华的照片和他的微信小狗头像在一起，发现发型和神态上极为神似

我们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余华的作品为什么能够得到青年人的共鸣？这个问题并不来源于余华在媒体上的言论和表现，总有一种网感与幽默，而是指对阅读余华的作品的直接共鸣。

这跟青年的叙述和青年的主题是分不开的。青年是余华作品中被授予期待的对象，同时也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叙事主题，青年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主体的构建要求，在叙事的外形上，与青年的叙事总是与青春和情感的话题联系在一起，但是话题更会扩展至集体与个人、总体性与个体性之间“张力”。

▲青年余华在开往团结湖的雪地站前

余华在1980年代作品中的青年总有些共有的结构：青年主人公追寻一个目的，但行动及境遇都无法使这个目的得以实现。最后，他们像树叶、破裤子一类的物体或者垃圾一样，被抛掷到某个极端处境中。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上述处境往往是充满暴力的，但是，青年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这个处境，这种方式构造出余华笔下青年特有的坚韧形象。

在此次一同收录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理论文章——《虚伪的作品》中，余华指出：“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

余华将青年人降格到和物公平的地位，作者注入作品的主观意图就被悬置了。因此，余华小说中构境，就使得青年主体失去了作者的保护，因而常常和意图错位。《十八岁出门远行》所要寻找的旅店竟然是汽车本身，戏仿复仇武侠小说的《铁血梅花》中，杀父仇人被人所杀，都是以此来构建出目的的荒诞性。

余华作品中，青年的世界因而变得充满了偶然性与无目的性。在《死亡叙述》中，肇事逃逸的司机一直在道德自责之中，在十多年后，再一次肇事，却被撞死的少女的亲人与村民暴力杀害。如果说在伦理秩序中，因果律是合理化的想象，那么《死亡叙述》就跳脱了这种叙述的伦理。人所谓“报应”是无规律的，而是变为一种物体存在，完全随着外部境遇而变。

同理，历史的时间，在余华的小说中，也同样没有被赋予额外的历史价值。这种感受在阅读《往事与刑罚》中尤其明显，当作者反复列出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这个时间时，读者会本能地考虑这个时间到底在表示什么历史事件？这是否有激进含义？或者历史反思？当我们开始随着思考的时候，更多时间出现，但不是以序列的方式，因而，这些断片时间不是线性的和有序的，时间反倒成了理解历史意图的障碍。读者被捉弄了，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像猜谜一样主动质询这些时间断片，最后享受于这种时间把戏。

再如，《爱情故事》的开头：“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两个少年有关。”这个时间的引入，无异于和真实历史的宏大背景发生关联。这两个少年的身份也没有被刻意强调，他们可以是任何青年，任何男孩和女孩。恰恰是时间叙述中，历史价值的空白，使其具有了任何时代、任何人物特征的可代入想象。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只跟早恋的男孩让女孩怀孕的不幸有关。

阅读余华的作品没有任何障碍：抛离目的、降格人物、尊重偶然、悬置时间，但这都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进展，而是主动地清障。青年余华的叙述有着一种“粗粝”之中的精巧。换句话说，叙述语言的“粗粝”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书影

余华的作品在当代国际青年群体中，同样能生发一种普世性。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学者保罗·威利斯就提出过普通青年的“反对精英”之中的逻辑：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他们的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在语言上主动和规训的话语相隔离，哪怕是最轻微意义上的符号反叛，比如说自己活得像一只潦草小狗。

《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青年余华的作品合集，或许仍旧与当代青年们的种种处境相吻合。他们并不幻想宏伟的事业，并不幻想宽广而伟大的目的，而是在疲倦的环境中，像一架机器一样，付出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判断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获取喘息。很多时候，他们生存的尊严来自逃避规训的自由，来自逃脱受被支配地位的双重侮辱：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

（作者：罗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