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暮的帝国与虎视眈眈的邻居：奥斯曼帝国衰落引发的利益纷争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国沙皇把奥斯曼帝国称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很早以前就有许多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塞尔维亚大公在1838年曾对英国领事说：“土耳其已支撑不住了，马上就会倒下。其对各个省份管理上的错失所引起的叛乱将导致自己的灭亡。”

奥斯曼帝国在管理上的错失，其根源在于无法适应现代世界。势力强大的宗教领袖如穆夫提（mufti）和乌理玛（ulema）之流让改革停滞不前。伊斯兰宗教机构的格言是“不要搅乱已有的规矩，不要向异教徒借东西，教义不允许这么做”，他们关心的是苏丹颁布的法令是否符合《古兰经》的教义。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对西方知识和技术的引进十分缓慢：商业贸易由非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控制；直到1720年代才成立第一家土耳其语出版社；一直到1853年，在君士坦丁堡学习传统伊斯兰法和教义的学生人数，依然是在现代学校中学习世俗化课程人数的五倍。

经济停滞不前的同时，官僚腐败也极为盛行。在各个省份，通过买官贪污税收的现象非常普遍，文武官员把自己管理的地区视为封地，极尽盘剥之能事。只要他们能继续向高门进贡，与债主分赃，没人关心他们是用了怎样的残暴手段把钱收上来的。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非穆斯林人口，他们缺乏法律保护，无权在伊斯兰法庭上为自己申诉，也没人会听基督徒的陈词。据估计，在19世纪早期，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农民或商人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缴给奥斯曼帝国。

不过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军事上的落后。在19世纪初，土耳其军队规模庞大，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可高达奥斯曼帝国财政支出的70%，但是与欧洲国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现代军队相比，它依然十分落后。土耳其军队缺乏中央化管理和指挥架构，也没有军事院校，部队缺乏训练，打仗仍旧依赖雇佣兵、非常规军队和边远地区的部落武装。军事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土耳其军队多次被俄罗斯军队打败，接着埃及又被拿破仑占据之后，一些苏丹和他们的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就必须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控制地方省份，还会触犯四万名禁卫军（janizaries）的利益——这些军人由苏丹出钱供养，代表了整个过时的军事传统，抵触一切改革。

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在位）是第一个意识到必须让陆军和海军实现西方化的苏丹。他的军事改革议程在法国人的指导下进行。在18世纪晚期的几十年中，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很有影响力，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对手——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塞利姆的军队现代化概念与俄罗斯彼得大帝在18世纪早期实行的军队西方化方案相似，土耳其人对此十分明了。他们做的只是引进西方新技术和做事办法，但是绝不会学习任何可能威胁伊斯兰权威的文化理念。土耳其人请法国人来指导军队现代化的部分原因，是想当然地认为法国是欧洲国家中宗教化程度最低的，既然如此，法国对伊斯兰的威胁也就最低了，对法国的这一印象来自雅各宾党人（Jacobins）的反宗教政策。

塞利姆的改革在禁卫军和伊斯兰教士们的联合抵制下失败了，但是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在位）将军事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扩大了军事院校的规模，通过考绩晋升的方式提拔军官，借此抗衡禁卫军独大的局面。他还成功地推动了对军服的改革，引进西方军事器械，废除禁卫军的封地，希望用这些方式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欧式军队，最终与禁卫军融合。1826年，抗拒改革的禁卫军起兵叛乱，被苏丹的新军镇压下去，几千名禁卫军被杀，从此禁卫军被解散。

当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摇摇欲坠之时，列强的干涉也越来越频繁，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基督徒，但实质上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欧洲国家的大使馆不再满足于提供国家之间联络的功能，而是直接插手奥斯曼帝国内政，支持民族和宗教团体、政党和派别，甚至干预苏丹对大臣的任命，以此来维护本国利益。为了加强奥斯曼帝国与本国的贸易，他们和奥斯曼商人以及金融家建立直接联系，在主要的贸易中心建立领事馆。欧洲国家还开始向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发放护照，到19世纪中期，已有高达一百万奥斯曼帝国居民借助外国使团来逃避诉讼和纳税。俄罗斯在这方面最为活跃，为了建立黑海贸易而向大批奥斯曼苏丹治下的希腊人发放护照，并允许他们在船只上悬挂俄罗斯旗帜航行。

从1829年直至克里米亚战争，扶持一个“虚弱的邻居”一直是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其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有时候，为了维护这个既虚弱又有依赖性的邻居，俄罗斯不得不替奥斯曼帝国出面维护主权。1833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一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对苏丹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在帮助苏丹镇压希腊反叛之后，他要求获得埃及和叙利亚的世袭继承权，但没有得到苏丹的同意。于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带兵进占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这支军队由法国人按照欧洲军队的模式训练，十分强大，横扫奥斯曼帝国部队，君士坦丁堡顿时成为板上鱼肉。在埃及执政期间，穆罕默德·阿里实现了埃及经济的现代化，融入国际市场，成为棉花出口地，运往英国的棉纺工厂；他还修建工厂，主要用来为埃及军队提供军需品。入侵叙利亚的原因之一其实是为了扩大生产基地，以更好地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但同时穆罕默德·阿里还代表了卷土重来的穆斯林传统势力，与苏丹较为宽松的宗教领导方式很不相同。他把自己的军队称为圣战者（Cihadiye）。根据当时观察家的看法，一旦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建立一个“新穆斯林帝国”，并对中东地区的基督教势力持敌对态度。

苏丹向英国和法国求助无果，情急之下不得不乞求沙皇伸出援手。沙皇立刻派出七艘军舰、四万士兵协同保卫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是法国人的走卒，对俄罗斯在近东的利益威胁极大。从1830年开始，法国人一直在进行征服奥斯曼帝国属下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法国军队是本地区唯一有实力遏制俄罗斯野心的力量。更让俄罗斯人担心的是，从搜集到的情报来看，穆罕默德·阿里誓言“恢复穆斯林曾经拥有的伟大力量”并要为1828—1829年俄土战争复仇。俄罗斯人担心他会征服整个小亚细亚（Asia Minor）地区并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代替奥斯曼帝国。这么一来，“虚弱的邻居”将变成一个南部边疆外威胁很大的伊斯兰势力，而且还和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有着很强的宗教联系。

俄罗斯派兵的举动让英国和法国警觉起来，他们各自派出舰队抵达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Besika Bay），并在1833年5月调停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达成协议：穆罕默德·阿里以从安纳托里亚撤军换取克里特岛和汉志地区（Hijaz），易卜拉欣获任叙利亚终身总督。在英法两国介入之后，俄罗斯就退出了，但是在撤兵之前，他们还是逼迫苏丹在1833年7月签署了一份《帝国码头条约》（Treaty of Unkiar-Skelessi）。条约主要是再次确认了俄罗斯从1829年《哈德良堡条约》中获得的权利，但是加了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俄罗斯有义务对土耳其提供军事保护，作为条件，俄罗斯可以随时要求土耳其封锁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这样俄罗斯就可以阻挡英国和法国海军舰船进入黑海，保证自己对黑海的绝对控制权。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理解，俄罗斯拥有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法律权利。

这个秘密条款很快被土耳其官员泄露给了英国和法国，在西方媒体引起一片哗然。西方国家马上怀疑俄罗斯不仅有权要求封锁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而且还有权要求只向俄罗斯军舰开放海峡。如果是这样的话，俄罗斯海军就可以在四天之内从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驶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西方海军根本来不及介入。事实上，这个秘密条款并没有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说明。俄罗斯声称这一条款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防止俄罗斯在黑海的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两地遭受英法这两个海上强国的攻击。地中海通往黑海海的海峡是“打开俄罗斯大门的钥匙”，如果俄罗斯不能关上这扇大门，那么其南部虚弱的腹地，即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将会暴露在敌人面前。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和西方军队就是这么干的。

但此时无论俄罗斯如何辩解，西方都无人理睬，任何良好的意图都会遭到怀疑。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帝国扩张中的反动和侵略性行为。“毫无疑问，目前俄罗斯政府正在执行一套向南部扩张的策略，这一策略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部分”，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1833年12月给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的信中写道。

1833年是英国对俄罗斯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英国人关心的主要是能否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将导致欧洲势力均衡被打破，甚至引发一场欧洲大战。他们对苏丹的主权状况并不特别关心。但是，一旦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领，并由此引发一场气势磅礴的伊斯兰复兴，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保护国时，英国对土耳其的兴趣马上加强了，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鼓励经济政治改革，希望奥斯曼帝国能恢复生机，甚至扩大影响力。

英国的兴趣主要在商贸方面。对英国来说，奥斯曼帝国不仅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出口市场，还是宝贵的原材料来源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支持打开全球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同时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英国随时准备使用炮舰逼迫外国政府开放市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或者可以叫“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英国可以凭借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来推动其经济霸权，限制外国政府的独立自主能力，并不需要直接进行统治。

1838年，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承诺，英国向高门强加了一项税收协议，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在失去关税这一财政来源后，高门保护本国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从此英国向土耳其出口的商品数量大幅提高，在1850年达到了原来的十一倍，使土耳其成为英国最有价值的出口市场，仅次于汉萨同盟地区（Hanseatic towns）和荷兰。

但是对英国人来说，土耳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是对付俄罗斯的最大缓冲区。他们很快明白，当初拒绝帮助苏丹抵抗埃及军队入侵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英国成为奥斯曼帝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帕默斯顿认为这是“英国内阁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误算”。既然这个机会已经错过，英国人决定加倍努力，向高门施加影响，推动一系列改革解决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人口的问题，希望不再给俄罗斯的干涉提供任何借口。

英国人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认为以炮舰为后盾，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输出到全球各地。在他们看来，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是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办法，因为东方问题的根源是苏丹统治下国家的衰落，治好了这个“病人”，东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是英国人推动自由主义改革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让奥斯曼帝国不再依赖俄罗斯，同时也是为了扩大英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让土耳其人依赖英国人的政治指导和金融贷款；将土耳其置于英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让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监护下“文明化”，传授给他们英国自由主义原则、宗教宽容以及政府管理方法等优点（不过议会和宪政被认为不适合传授给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欧洲”素质）；倡导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虽然好听，但实际上可能对奥斯曼帝国有所伤害）；保证印度商路的安全（当然英国人是不会提倡对印度实施自由贸易的）。

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推动下，苏丹和他的改革派大臣们实行了一系列以英国的方式让土耳其自由化的策略，包括提高基督教人口的生活条件。但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传统的精英阶层，不只穆斯林，其他宗教领袖也反对改革，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改革的打击。所有宗教团体，特别是希腊教会，全都提出了抗议。在亚美尼亚教会，世俗主义者还几乎发动了一场政变。但最抗拒改革的是伊斯兰宗教领袖和精英。在奥斯曼帝国，地方总督和穆斯林教士的利益是建立在传统米利特制度歧视基督徒的基础之上的。高门越是想推动中央集权和改革，伊斯兰宗教领袖和精英就越积极煽动穆斯林的怨气，把政府描绘成被“异教徒”把持、依赖外国势力掌权的地方。在宗教领袖的鼓励下，许多市镇的穆斯林上街示威反对改革，出现了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一些教堂被毁，甚至还有人威胁要烧毁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区。

英国介入土耳其政治事务引发了穆斯林对西方干预的反感。到1850年代早期，君士坦丁堡的地方贵族和伊斯兰教士对英国维护基督徒的努力亦非常敌视，认为英国的干涉侵犯了帝国的主权。土耳其人对外国势力——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所产生的敌意，将对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