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与“隐性居民”

2018年12月7日早晨，上海博物馆进口前已排起长队，尽管阴冷天气也难挡观众观展热情。 视觉中国 图

近日上海天气不佳，连续下雨，但上海博物馆门前仍然排起了长队。上海博物馆新推出的一个展览吸引了数量惊人的观众。这个场景对于很多热爱文化的上海人来说并不陌生。最近几年，只要上海博物馆举办大型展览，门口就会排起很长的队伍，即使高温、严寒也无法阻挡观众的热情。

但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2017年开展的“上海社会认知调查”却揭示了一个极不同的上海。这个街头拦访的抽样调查包括1400个左右的样本，覆盖了上海大多数区县，也包括偏远郊区。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去过人民广场的上海居民，只占上海总体人口的45%。这意味着，上海有超过半数的居民，过去一整年里都没有去过人民广场，更不用说走进上海博物馆。为了防止调查误差，调查员也同时询问被访者是否去过南京路、外滩、静安寺等上海最著名地标场所。调查结果在下表中展示。

表1

这个结果表明，即使是最著名的上海地标如南京路和人民广场，过去一年也只有不到半数的上海居民曾经造访。这些地标对于大多数上海居民而言，都是毫不重要甚至毫无意义的地理存在。只有6%的上海居民，一年内去过所有这些地点，他们是最有移动能力的群体。令人感触的是，还有高达17%的上海居民，在过去一年里，以上地点一个都没去过，也许是不需要去，也许是没兴趣去，总之就是没去过。他们也生活在上海，可大众认知的上海似乎与他们无关。

不要以为这些没有去过任何上海重要地标的居民都居住在相对偏远的郊区。对这些哪都不去的群体样本作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其中确有17%居住在宝山，10%居住在嘉定，9%居住在松江，这些地区都距离上海市中心较远；可也有10%的居民住在浦东，8%居住在虹口，甚至6%就住在静安。这些居民原本就居住在上海市中心，但他们对重要地标区域毫无兴趣。每个上海居民心里都有一张上海地图，这些上海地图的中心各不相同，甚至可能重叠部分都不多。

上海居民的差异来自多个方面，户籍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一项。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目前上海居民总数为2418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大约1445万，外来常住人口972万，这是两个规模巨大、同时又有极大差异的群体。两者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可不论生活背景还是文化习俗都存在巨大差异，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潜在歧视。这种差异常常被人所感知，却又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来。

根据上海的法律法规，户籍差异可能影响到个人对就业、买房、养老等一系列问题的决策，自然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居住选择。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到个人对于地理空间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个人的居住选择和活动范围？不同人群在活动能力、活动范围上的巨大差异，是我们探究上海居民对于城市认知差异的重要线索。我们就有必要对去过所有八个地标的移动能力较强的群体，与那些哪都没去过的移动能力较弱群体进行一番比较。

令人意外的是，比较结果显示，这两个群体在上海户籍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无论哪个群体，其中都有大约一半是拥有上海户籍的上海人，另一半则是并不拥有户籍的外来人口，和上海的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相一致。我们在上海每一个重要地标接触到的人群，也都有稳定比例的常住人口，故而不能推断说，某些场所已被某一部分人群所占领，对另一类人群缺乏吸引力。这同时也说明，上海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一样，一部分人拥有较强移动能力，另一部分人则几乎不会移动。

但更深入地研究外来人口的户籍归属，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在移动能力较强的一组人群中，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外地的大城市；在移动能力弱的一组中，外来人口主要是外地农村户口。很容易检验发现，前者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收入水平不亚于上海常住人口的外地精英群体，而后者则是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同时偏低的务工人员，他们一般也从事较为初级的服务行业。

这就意味着，经济较为富裕的外来居民，自如地活跃在上海市中心各处。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水平偏低的外来居民，无论自己居住在哪里，都没有表现出对上海城市本身的兴趣。他们中有一些因为工作原因可能必须居住在市中心，如静安区。但是静安寺等重要旅游和消费场所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一年都去不了一次。他们始终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

同时，再比较两组移动能力明显不同的拥有上海户籍的群体，也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移动力较强的一组，年龄明显要小，收入也偏高；而移动力较弱的一组，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收入也就较低。这就意味着，对于很多上海的中老年人而言，自己很难适应城市的巨大变化，也失去了在更大城市范围内移动的兴趣或者能力。所以，移动能力较弱的群体，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较弱的群体。

那次调查中还询问了一个富有深意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您认为自己是一个上海人”。出身在上海的户籍人群自然没什么疑问，而外来人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与他们的移动能力高度相关。即移动能力较强的那一组，总体上认为自己偏向属于上海人。而移动能力较弱的一组，总体上不认为自己属于上海人。后者或是经济收入偏低，不想去接触高档商业环境；或是觉得文化上有隔阂，不屑于去那些地方。最终，城市身份认同上的差距就逐步产生了。

所以城市空间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以上海为例，无论人民广场还是静安寺，都有大量高档商场和娱乐设施，所有人都可以造访，这本身也是城市带给人们的重要价值之一。但是这些资本高度密集的空间并不能给所有人同样的愉悦感。不论常住群体还是外来群体，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并不喜欢这些场所，甚至对这些场所感觉排斥和厌恶。在数量上，这些隔绝于重要地标场所的群体，才是上海人口的主流。

因为户籍、老龄化等问题，我们的城市产生了一大批与公共空间隔绝的“隐性居民”或“沉默居民”。城市隔绝，有可能会从空间隔阂导向人心隔阂，当然城市隔绝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要加强城市的团结和凝聚力，维护城市身份认同，还是应当从城市空间入手，注重城市各个区域的发展和变动，鼓励居民更多互动和接触，减少偏见、加深理解。

（作者梁捷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