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诞辰110周年｜杨宽、沈延国之《吕氏春秋集释》

杨宽一生绝大部分著作已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杨宽著作集》13种15册中，遗憾的是，尚有与沈延国合著的《吕氏春秋集释》一书不知流落何处。张耕华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3期发表《追寻三部未刊的“集释”》一文，让人感慨万千。由于各种原因，沈延国穷一生之力的学术成果《吕氏春秋集释》和《逸周书集释》二书均未能出版，着实让人唏嘘。然两部著作虽未出版，但他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值得铭记。文中所言《吕氏春秋集释》的作者除了沈延国，还有杨宽。今据笔者所搜集到杨宽的相关材料，就张先生文所未涉及的《吕氏春秋集释》相关问题作些补充。

1932年夏，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师从吕思勉、蒋维乔。1934年，在蒋维乔的指导下，与同学沈延国、赵善诒一起从事《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释。杨宽忆及此事缘起时言：

当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两位苏州中学毕业同学沈延国、赵善诒住在同一间寝室。他们两位是苏州中学高中部普通科毕业的，因为我在苏州中学读师范科，和他们原来不相识，后来因为在大学同读中国文学系，常常选读同样的课程，认为志同道合，从此可以互相帮助，就同住一个寝室。从此我们三人就开始了大学三年共同学习和研究生活。

三四年上半年，蒋维乔开设《吕氏春秋》的选修课，我们三人都选了这门课程。蒋教授指出，《吕氏春秋》被称为“杂家”，是博采各家学说，有计划有系统编辑而成的，虽然限于吕不韦及其宾客的眼光，选取的不一定都是各家的长处，但是此中确实保存有各个学派的精粹，可以说是一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思潮中集大成的作品。可惜长期以来，学者们讨厌这个投机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没有人很好的研究它，清代学者热心校释先秦典籍，可是对于《吕氏春秋》没有下很深的功夫，毕沅的校本（《吕氏春秋新校正》）疏误很多，近年来也还没有一部总结前人这方面校释成果的著作。他对我们三人说：“你们既然对此很感兴趣，为何不合撰一部集解，既便于检讨，又益来学。”他认为，这项工作虽然十分费力，但是可以加强治学的能力，由此可以增长校勘、训诂以及古音韵学的知识，同时可以观察某些已经失传学派的学说以及彼此相互批评和相互融合的情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动态。我们请蒋老师带领一起工作，作为师生合作的一项研究工作来进行。（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24-125页）

杨宽记忆有误，蒋维乔开设“吕氏春秋选修课”应在1934年下半年，《蒋维乔日记》1934年9月11日记：“本学期光华开吕氏春秋、礼记两新学程，故翻阅两书。”据《蒋维乔日记》，此选修课一周有三节课，授课时间为上午十一时，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如9月19日：“九时赴光华，十时授哲学史，十一时授吕氏春秋，十二时半回。”该课程最终在1935年1月16日结束，“九时赴光华，上午中国哲学史及授吕氏春秋两学程大考，十二时半回家，午后阅考卷。”（蒋维乔：《蒋维乔日记》第十七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357、365、510页）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留有当年杨宽的成绩单，蒋维乔所开的“吕氏春秋”、“礼记”两门课程，各3学分，杨宽的成绩分别是：97、91分。（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杨宽成绩单）

青年时期的杨宽

《吕氏春秋汇校》校雠工作开始，据杨宽、沈延国、赵善诒人所写跋文讲到了编撰过程，文言：“蒋师及余等校讎，皆由分工合作，先惟徧搜求善本校之，每当寒夜人静，乃人手一编，左右对讎，或数页而得一异文，成一页而得数异文；善本既竟，乃又遍搜类书古注，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道，更取原书一一注其所出，察其异同。但原书都十余万言，不能一一熟记，因编索引以求之，然注家引书用章，文多出入，有或搜索竟日而不得者，每为惆恨不已；得一字有足是正者，则又拍案称快，相为传观。此中别有苦乐，惟知者知之也。”（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吕氏春秋汇校》，中华书局，1937年，第715-716页）杨宽忆及此书完成时曾言：“每篇校勘完成之后，都经蒋维乔最后审定修正，定名为《吕氏春秋汇校》，经光华大学校方列为《光华大学丛书》的一种。”（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126页）《蒋维乔日记》有相关记载，录之如下：

三月二十五日晴

校阅杨宽等撰吕氏春秋版本书。

四月八日阴雨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汇校各种序文。

五月三日晴

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九日晴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此稿由杨宽、沈延国、赵善诒三人合辑而成，已允光华当局之请，归入光华大学丛书。

五月十日阴雨

十日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十一日晴

是日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十二日晴

是日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及金刚经讲义。

五月十三日阴

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十四日阴雨

午后校阅金刚金讲义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十六日晴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十七日阴雨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因为有三分之一未毕，故明日再请假一天。

五月十八日晴

是日请假在家，专力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十九日晴

上午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二十日晴

连日请假在家，专力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五月二十四日晴

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

十二月二十八日阴雨

学友杨宽、沈延国来谈，交吕氏春秋汇校稿。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第十八册，第40、54-99、105、348页）

由上可见，4月8日、5月3日、9日、10日、11日、12日、13日、14日、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4日都在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而为了校阅完此稿，蒋维乔连续请假在家专力校阅。如5月17日：“午后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因为有三分之一未毕，故明日再请假一天。”5月18日：“是日请假在家，专力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5月20日：“连日请假在家，专力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其中5月9日又记：“午后校阅吕氏春秋汇校稿，此稿由杨宽、沈延国、赵善诒三人合辑而成，已允光华当局之请，归入光华大学丛书。于六月三日十周年纪念前完成，故余于明后日请假，专力校阅。”蒋维乔、沈延国、杨宽、赵善诒师生在整理过程中，不断写成专题论文发表。共发表文章三篇：《吕氏春秋汇校叙例》发表于《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1期；《吕氏春秋佚文辑校》发表于《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3期；《吕氏春秋板本书录》发表于《人文月刊》1935年第6卷第4期。

1937年10月，杨宽与蒋维乔、沈延国、赵善诒合著的《吕氏春秋汇校》作为“光华大学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申报》上刊有一则广告，对此书多所称赞，文言：

校讎之学，有清一代为盛，或依善本，或据征引，以科学之方法，整理国故，其功业不可偻指算也。此书为光华大学蒋维乔先生及其高足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遍搜吕氏春秋善本及群籍征引，汇集校勘，凡有异文，无不具录，其纠正毕沅校本处，皆详加论证，尤有价值。书端冠版本书录一卷，辨析版本源流；末卷佚文及版本序跋各一卷。本书搜罗之周详，方法之缜密，实校勘未有之盛举。兹特付之剞劂，以供治子部或校勘者之参考。定价二元二角，特价一元五角四分，七月截止。（《申报》1937年4月21日第3版）

《图书季刊》1947年第8卷第1、2合期上，有署名“藏用”的书评：《评〈吕氏春秋汇校〉》。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四川江津县（现属重庆）人，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王氏平生最用力处，在古籍注疏方面。1940年，在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后，便把研究吕氏春秋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王氏自言：“我于是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用注疏体来写，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呆了三年，才把毕业论文《吕氏春秋比义》完成了，共计二十四册，约二百余万字。”（王利器：《王利器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8-90页）在书评中，王氏认为蒋维乔师生所编《吕氏春秋汇校》“不仅是‘疏误至多’，而且是‘妄为撰述’。”认为汇校正文存在元本漏引、妄称元本、材料重出、引书难信、次序倒植、所引诸书失注出处、不知毕据而妄疑、本书不熟妄想牵引、引据失之含混、展转抄写不肯查书、揭櫫出处前后不一、转写讹谬、校印太疏、佚文误字、佚文妄疑为他书之文、佚文为他书之误不能辨别而妄为列入、佚文非佚等22处问题。（藏用：《评〈吕氏春秋汇校〉》，《图书季刊》1947年第8卷第1、2合期）毋庸讳言的是，蒋维乔师生《吕氏春秋汇校》校勘是存在问题的，其中有些是硬伤，但是此书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犹如香港学者何志华说：“今本《吕氏春秋》高诱《注》，因历代传抄，每见讹误，蒋维乔《吕氏春秋汇校》搜罗今存《吕氏春秋》诸本，比勘校雠，除考释《吕氏春秋》正文以外，亦兼及高《注》，参伍比度，疏通而证明之，胜义良多。”（何志华：《〈吕氏春秋〉高诱〈注〉校释》，《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湾）第12期，1998年3月）198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开列的所据旧刻本十二种，就是蒋维乔师生《吕氏春秋汇校》曾经比勘的元明刻本以及一种日本刻本，陈书注明的版本上的异同都是依据《吕氏春秋汇校》。（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109页）

蒋维乔师生在编著《吕氏春秋汇校》时，还产生另一本书《吕氏春秋集释》，据《历史激流：杨宽自传》言：

《吕氏春秋》的编写，原是为了用作《吕氏春秋集解》的底本的，因此《集解》工作和《汇校》的工作同时进行的。原来我们的分工的是：我担任“十二纪”部分，赵善诒担任“八览”部分，沈延国担任“六论”部分，由蒋维乔总其成。后来赵善诒自己另有研究计划，只担任了“八览”的汇校工作，因此，“八览”的集解工作，前四览划归给我，后四览归沈延国，进度因而拖延下来。《吕氏春秋集解》由我和沈延国两人完成，已是抗战爆发之后，出版发生困难。四四年顾颉刚在四川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由他列为研究所的专著，送到上海开明书店准备出版，由于通货膨胀，纸张和印刷费飞涨，这部书稿的分量很大，估计销售会有困难，乃长期压着没有出版。五十年代初期，开明书店合并到青年出版社，这部书稿被转送到了北京中华书局。接着因为沈延国个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这部书稿自然不能出版。

沈延国大学毕业后到苏州章氏国学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蒋维乔主持的诚正文学社（由光华大学文学院改名）工作和教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光华大学复校，他担任副训导长兼教授。五十年代初期，他被告发“参与破坏学生运动”，于是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降级到市东中学做图书馆管理员，直到退休为止。他退休后回到了苏州家中。这部《吕氏春秋集解》因此搁在中华书局不能出版，顾颉刚曾为写了一张便条，希望我到中华书局领回，我怕会引起麻烦，没有去领回；后来由沈延国领回苏州家中。

到了“文化大革命”，沈延国也没能幸免，这部书稿被人抄去带走，幸而不久又找回来，但已有些散失，由沈延国重新补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沈延国的“反革命罪行”得到平反，书稿重新被中华书局要回，列入一套新的诸子校释丛书中。这部字稿达一百万左右的合作写成的稿件，是半个世纪前早已完成的，因为多灾多难，长期不能出版，幸而还能保全，由中华书局八九年六月付印，可惜沈延国已经因病去世，见不到它的出版了。（杨宽：《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127-129页）

在回忆中，杨宽非常遗憾的说，沈延国见不到《吕氏春秋集释》的出版。其实，杨宽亦未见到此书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确实将此书列为出版计划，该规划共分为：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综合参考五大类，其中哲学部分按书籍的性质划分为五类：一、诸子；二、佛藏、道藏；三、宋元明清哲学论著；四、工具书，共98种。在“诸子”《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显示：《吕氏春秋集释》杨宽、沈延国已来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第82页）1984年，杨宽赴美讲学后定居美国迈阿密，对此稿还念念不忘，1986年2月20日，在致吕翼仁的信中说：

与沈延国兄合作《吕氏春秋集释》一书，北京中华书局已把此书列入《新编诸子集成》中，并在一些出版物中宣布，或者某些书的末尾列入将来出版的目录中。目前还不知中华书局是否已付印。目前成问题的，陈奇猷与此相同的《吕氏春秋校释》一书，如果我在的话，应该调回该稿，与陈书作一比较，再加工，使超过陈著，再出版。但此事工程很大，全书一百几十万字，很不容易办。而且我此时亦无此能力，只能待出版再说了。北京中华书局亦曾见到陈著，曾有意请双方合作，并成一书，陈不允许，我们也感麻烦。结果北京中华书局留我们的稿而不取陈稿，但是陈稿争先出版（因上海学林出版社新办，接此稿件，很快出版）。（贾鹏涛撰：《杨宽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45页）

其实，杨宽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已于1984年4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中无沈延国、杨宽的《吕氏春秋集释》，取而代之的是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也就是说，沈、杨二人的书稿并未出版。学者王启才曾说：“《〈吕氏春秋〉汇校》系光华大学丛书，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印行，由于只是汇校，没附原文等原因，又不便阅读，所以新编《诸子集成》最终没采用该书。”（王启才：《〈吕氏春秋〉学术档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此中混淆了《吕氏春秋汇校》与《吕氏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要出版的应该是《吕氏春秋集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此书是否出版，在撰写过程中蒋维乔对此书的贡献不可被埋没。《蒋维乔日记》中有蒋维乔校阅的《吕氏春秋集释》的记录，其中1935年对此校阅《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二日阴

是日校改杨宽等合撰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三日阴

是日校阅金刚经讲义和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四日先晴后雨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五日晴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六日晴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七日晴

午后校阅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十二日大雨

是日校阅吕氏春秋集解。

九月十三日阴

是日校阅吕氏春秋集解。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第十八册，第207、208、209、211、213、219、220页）

可见，《吕氏春秋集释》又曾称《吕氏春秋集解》。上文所言“《吕氏春秋集解》由我和沈延国两人完成”，《蒋维乔日记》亦可证实此事。1940年11、12月，杨宽、沈延国因《吕氏春秋集解》事去蒋维乔家中工作。1940年11月24日记：“午后三时，宽正、延国来谈，结束吕氏春秋解校稿事，决定于每星期日二人来我家中工作，四时别去。”12月1日：“今日沈延国、杨宽正来我家继续吕氏春秋汇解工作，每星期来，寒假时结束成书。”（蒋维乔：《蒋维乔日记》第二十二册，第305、309页）自此以后，日记中无关于吕氏春秋的记载。由此，似可判定，此书稿成于1940年底或1941年初，这与杨宽上文所言：“《吕氏春秋集解》由我和沈延国两人完成，已是抗战爆发之后”时间相吻合。

《吕氏春秋集释》原稿已不知去向，但在抗战中，有朋友写信给顾颉刚，曾私下谈到这部书。《顾颉刚读书笔记》中有关于《吕氏春秋集注》“集解工作”条目，录之如下：

抗战中，某君贻书云：

沈延国、杨宽正等三人合编《吕氏春秋集注》，弟在沪见其稿之一册，大抵搜罗似较许维遹为广，而谨严不如。此等集解工作，本贵搜罗，不贵断制。若条条要自发见解，自为断制，转有“强不知以为知”之病，不如只陈别人说法，待读者之自择。因各家亦只就自己所知者言之，故较可靠。今编者欲就各家说法一一判断是非，岂非甚难。今沈延国等此书，不学王先谦而学孙诒让，不悟学诣与工夫均不逮也。若能将此书再加删削，庶可少病。惟此层殊难，若命编者自下此层工夫，则编者本不自知疵累何在。若另讬一人为之，此非学力较深，又恳费去数月光阴，细心为之不可。

颉刚案，此论甚是。集解之体有二种，一为王先谦式，即以剪刀浆糊将各书汇集为一书，其最大成就即为丁福保之《说文解字诂林》，编者只有搜集排比之劳，不必自下己意，而对于读者却甚有参考之作用。其一为孙诒让式的，即遍览各书，自下己意，由博返约，便于读者。此事为之甚难，作者非博通群学，有长时间之研究工夫不可。孙氏袭其父衣言之荫，能不事生产，一心治学，积四十年之力，对于《周礼》、《墨子》二书作一总结。《周礼正义》一书，过于浩博，闻遍读之者只黄侃一人；至《墨子间诂》则卷帙不多，读之者固甚便也。惟定论亦不能急就，《经》上下、《经说》上下，今当改写者已甚多矣。他日必有将《周礼正义》简缩，《墨子间诂》放长者，我虽不可见，固可作预言于此也。（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页）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集释》早已于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杨宽、沈延国为此劳心劳力，他们的老师蒋维乔亦帮助甚多。可由于时局的转变，人事的牵扰，迟迟没有出版的机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书稿被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未知何种原因未能出版，胎死腹中。而更为遗憾的是，现在斯书不知流落何处，是否还存留在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