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丨县城里，我的单身小姨

周一，我和小姨匆忙见了一面。她独自在上海奔走一整天，采买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帮生病的大姐——我的大姨，打理接下来一个月的治疗事宜。

这个季节的上海昼夜温差大，我们见面已是夜深。小姨穿着一件驼色风衣，在夜色中更显消瘦。回到酒店后她难掩疲惫，但聊起大姐好转的病情，又眉飞色舞起来。她对即将尝试的新疗法充满信心，尽管明天才同医生商量细节。

小姨调侃自己的年龄已经禁不起这样折腾，但在我看来，小姨长得漂亮，打扮讲究，性格开朗大方，也喜欢小孩子，经常带我们买好吃的、好玩的。

小姨是农村出身，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的县城，进入体制内工作。这在家乡人眼里，是相当体面的身份。但20多岁时，小姨没有结婚生子，甚至没有谈恋爱，这在县城是一种叛逆。我们那儿的大多数女性，过了30岁，似乎就失去了婚恋的选择权，只要完成“任务”，嫁给谁都足以告慰祖辈。相当多的女性，过了所谓“适婚年龄”就没得选，只能“向下兼容”。

我小的时候，很多亲戚都操心过小姨的终身大事，她频繁被家人、同事安排相亲，但都以失败告终。和她相亲的男性，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的离异带娃，有的刚见面就希望她将来辞职在家带孩子。“压力很大，相亲失败的话亲友可能会在背地说闲话。”她告诉我。

比起相亲，小姨更喜欢周末出去爬爬山、练练瑜伽，哪怕只是呆在家里看书休息，而不是和那些不喜欢的异性谈那些无聊的话题。

我曾问小姨，为什么不拒绝相亲呢？“熟人社会，不去的话就欠下人情了。”她露出无奈的表情。

有人说她眼光高，谁也看不上；不喜欢县城那一套职场规则，工作始终不温不火地做着……这些县城职业女性面临的境况，小姨一个都没逃过。有的女性选择离开家乡，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但在父亲离世后，从小就是乖乖女的小姨更希望留在家乡，方便照顾亲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围人的声音慢慢弱下来。小姨已经三十过半，已经对婚恋话题脱敏。她成为大家口中的“大龄剩女”，家人不再催婚，相亲频率也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关于她的流言蜚语从未停过——只不过大家会在她面前有意避开结婚这类话题，仿佛这会使她的自尊心受伤。

在家里，和她同龄的很多青年人都外出打拼，多年后也步入结婚生子的轨道。逢年过节，小姨会帮他们带娃，也常和他们打成一片。有几次过年，她因为单位值班没能回老家，立马有人揣测她是因为没结婚才不敢回家。在老家，有关小姨的话题几乎只与婚恋有关。

而在我眼中，小姨始终是美丽和独立的象征。一直单身，也并不意味着她不愿意步入婚姻殿堂。在那个被婚姻焦虑包围的环境中，她坚持阅读、运动，保持着对爱情的期待。比起初次见面就谈婚论嫁，她更希望两个人慢慢恋爱、静静生活，因为她始终认为：“结婚是白头偕老的大事。”

去年底，小姨的姐姐在讲台上突发脑出血，所幸抢救及时，但仍有半身瘫痪和丧失语言能力的风险。整个春节，一家人都在为大姐的病情劳碌，四处求访名医。小姨承担起大很多照料病人的活：一遍一遍地同大姐说话，即使很多时候得不到回应；帮助她活动身体，进行漫长的康复训练。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奔波在单位与医院的两点一线中。

经过初期的治疗，大姐的病情好转，家人决定送她到上海的医院。在姐夫和大哥都因工作无法抽身时，小姨再次承担起护送病人的责任。到上海的第二天，她事无巨细打点好所有事务，又匆匆回去上班，等到下一个假期再来探望。

她相信这次治疗能够让大姐康复如初，重新回归讲台、回归家庭。突发的事故也让人们暂时忘却了这个“大龄”未婚女性，更多是把她视为离家近的“满女”（湖南话中意为最小的女儿），肩负着照顾长姐的责任。

或许在我们那样的县城里，会有越来越多与小姨相同处境的女性，她们用一种温吞的方式抗争着。她们有文化，经济和人格独立；她们对恋爱和婚姻不愿将就，不愿屈从身边人的焦虑情绪；她们在自己的轨道里用力生活，大多数时候只展示坚韧的一面；她们留有先辈的牺牲精神，在家族中挑起责任……但我相信，未来她们将不再局限于“县城体制内”的标签，而是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我和小姨的谈话结束在第二天清晨。看望病人过后，她送我到地铁站。医院旁的人行道有些狭窄，她却丝毫不感到局促，从容地大步向前走着。

行道树新长出的叶片间漏出阳光，小姨对我说：“下次要来体验一下烟雨江南，你带路。”“好，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