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奉命撰写、由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真实可信吗

编者按：82年前（1936年）的今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以武力扣押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这一事变是近代中国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多数人以为，西安事变的解决在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后即告结束，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事变爆发两周后，于25日，蒋介石在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陪同下飞离西安，26日到达南京。

此后，张学良即被送往军事法庭，失去自由。张学良被软禁期间，西北方面的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曾多次向蒋介石和南京当局施压要求释放张学良，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张学良返陕事宜终无果。此后，张学良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其对西安事变一事也始终保持沉默。

直至西安事变过去20年后，张学良才奉蒋介石之命开始着手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这份回忆录是否受到外界诸多因素影响，是否能揭开“西安事变”背后的真相呢？

张学良奉命回忆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它的发动者张学良很快就处于被软禁状态，长期保持沉默。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写回忆，始于1956年11月，完全出于蒋介石的命令。

当时，蒋介石早已退守台湾，正在着手写作《苏俄在中国》一书（实际由陶希圣执笔），企图借此总结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日记云：“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老刘”，指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是张、蒋之间的联系者。

张学良接到蒋的这一指示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是，他已多年不再回忆此事，不知由何下笔。当日，他曾向刘乙光谈西安事变经过约两小时，谈完又后悔，觉得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立“寡言”之誓。这一天晚上，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睡好。

从西安事变送蒋返回南京之日起，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了近20年。此际，正软禁于高雄西子湾，处于重重看守中，但是，蒋介石对张还是不放心。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向张宣布蒋的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决意自11月16日起，“寡言，读书，默思”，“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软禁生涯。1946年末，张学良被移送至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从此再也未能返回大陆。图为幽居在台湾的张学良。

12月5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写成，不过，那其实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函，首云：“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在长函中，张学良回忆了他和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联系，但声明发动事变并未和共产党“征询商议”，“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在写作前，蒋介石曾通过刘乙光向张询问杨虎城的情况。张称：“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

张学良和杨虎城合影

张学良写这封长函，自称“主旨在真实”，除记忆上的讹误外，没有故意在史实上说假话，但是，长函只写到他本人发动事变为止，事变发生后的情况，如拘留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和周恩来谈判以及周恩来和蒋会面等情况均略而未谈，他本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也谈得很肤浅。张学良怕蒋介石责备，于12月6日补写了一段，特别说明：“假如钧座对于某事内容或某人之言谈，或另有其他之事，欲详细知道，请明加指示，再专就该一事详细陈述，如记忆不清者，再详为回忆。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事，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当夜，张学良将长函抄好，于6日交给刘乙光，要求务必于当日送达台北。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自1957年年初起，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之命，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与《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该稿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张并在致蒋函中声言，本人对该稿并不满意，请蒋指示修改之处。23日，张将该稿交刘乙光送往台北。5月1日，刘自台北归来，告张已将该稿交蒋经国，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同月5日，蒋介石召见刘乙光，声称张所写“系历史重要文件”，“有价值，有贡献”，“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要张亲笔写一份。同时，蒋并称，张前所写回忆西安事变的函件，须加编整，由张亲笔抄写，交高级将领参考。同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声称“总统”已将张的函件交自己修改。5月10日，蒋经国将修改稿及《杂忆随感漫录》原件退给刘乙光。张学良收到后发现，蒋经国已将自己去年12月5日和17日写给蒋介石的函件合并，改为一篇文章，题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5月11日，张学良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至19日抄毕。自20日起，抄写《杂忆随感漫录》。6月10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张学良即将《反省录》抄稿交刘，要他在必要时呈上，请刘同时声明：张“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刘乙光到台北后，向蒋介石说明张意，蒋称：“留下我研究研究。”蒋并表示，拟将张迁至较近之处。蒋经国还送了一些芒果给张。6月24日，刘乙光再次被召到台北，蒋经国、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交刘，要他转交张学良。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期间，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6月30日，张学良抄完《杂忆随感漫录》。致蒋介石函称：“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漏，请罪。”第二天，刘乙光去台北，为张学良选择新住址，张学良就将信函及书稿一起交刘。

自7月3日至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工工整整地又抄了一遍。

回归本真

为了恢复自由，张学良按照蒋氏父子的希望，对西安事变说了相当多的忏悔的话，也作了若干反共表态，但是，张学良还是没有能恢复自由。自此，他就缄口不言了。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1990年6月1日，以“总统府资政”张群为首的80位友人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庆祝90大寿。此后，张学良基本上恢复了自由。同月17日及8月4日，他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访问，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西安事变。1990年1月25日，他开始接受美国唐德刚教授的访问。1991年12月17日，开始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问。这时，在对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看法上，张学良才逐渐回归本真。

在20世纪90年代的访谈中，张学良仍对中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表示敬佩，自述当年曾和部下讨论：“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他这夥（伙）人怎么能这样？”张学良肯定，共产党得民心，而国民党不得民心。他说：“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把这地方消灭了，那个地方又起来了。”他毫无遮掩地坦率表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图为西安事变纪念馆。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张学良批评蒋不能容忍共产主义，“思想顽固至极”，甚至借端纳的话批评蒋是“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和幽禁期间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自称“罪人”的张学良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大体上已经恢复了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本真状态。蒋介石关了他几十年，但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收效甚微。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不过，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张学良仍然坚决不说。当张氏姐妹询问有关情况时，张学良表示：“要知道西安事变怎样解决的，现在我绝不说。”“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何必非要出自我之口呢？”“出自我的口就是伤人。”“我伤害任何人就是损失我自己人格。”对蒋介石的看法，张学良也不愿多说，更不愿深说。某次访谈中，张学良批评蒋，刚说了一句：“他这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马上警觉地询问：“你没有录音吧？”又一次，张谈到“蒋先生很窄小”，准备举例说明时，赵四小姐插言说：“你不要在这讲这种话！”张学良也就立即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张学良虽自命新潮人物，甚至被张作霖视为“左倾分子”，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保有中国传统伦理的浓烈成分。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一再表示：“如蒋先生命我作（做）什么皆可，他人余不接受。”其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在“为长者讳”，自然还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作用。

（摘自杨天石所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有所删减。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