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客卿”：赫德和他所执掌的大清海关

“我看到我所提议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为着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为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

——《赫德日记》 1865年5月30日

天朝的“客卿”

在清代晚期的中国历史里，英国人鹭宾·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年）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就连其姓名写法也有文章。民国时期编修的《清史稿·赫德传》说，“赫德，字鹭宾”。这是不是百年来在历史学界评价不高的《清史稿》犯下的又一个想当然的错误，按照中国文人习惯改写了这位洋人的姓名，使其以“赫”为姓，以“德”为名，以“鹭宾”为字了呢？恐怕也不一定。毕竟“名从主人”，对于自己的名字，赫德本人当然最有发言权。他在为儿子埃德加·布鲁斯·赫德起汉名时，就是以“赫”为姓，以“承先”为名；而他的弟弟詹姆斯·亨利·赫德的中文姓名，也是叫做“赫政”。可见，《清史稿》的记载的确有其根据。

说起来，这位在中国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客卿”倒是出身在一个北爱尔兰平民家庭。1854年，这个普普通通的19岁英国小伙做出了一个人生抉择，前往英国驻华外交机构讨生活。这的确是千里迢迢的行程，几乎跟儒勒·凡尔纳在《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描述相差无几。就像赫德日后在日记里所写的那样，“在中国，自从我踏入了政治生活之后，我的目标总是要做官，只要吸引我，不管是哪个部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却发现“我们只有两三个懂得此地语言的人，如何去统治几百万人”，谙熟汉语的赫德得以前往广州出任英国领事馆翻译。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英双方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其中第十款规定：海关“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赫德又一次“抓住了幸运女神的衣裙”，跳槽进入了中国海关。1863年11月，他登上了（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我的生活一直很顺利，还不到29岁，已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了”。鹭宾·赫德在日记里颇为自得地记录下了这个历史时刻。

从这时起，赫德独掌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权柄几达半个世纪。他公开宣布：“本总税务司之所期待者：为中国政府恪尽职守，为关员谋求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

这里的第一句话中的“为中国政府”是不是言不由衷无从可知，但赫德的确毫不含糊地宣称，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雇用或解雇、升级或降级或迁调口岸的人”。曾任北方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在1867年时就有感而发：“及赫德当总税务司……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有人这样评论:“拿赫德来说，他是中国近代海关的营造者，正是在他的精心筹划下，中国海关俨然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而赫德本人则成了王国中的独裁者”。

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赫德才做到了“恪尽职守”。美国学者费正清是这样评价赫德取得的业绩的：“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赫德半个世纪的任期内，中国海关的贪污、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这在晚清官场贪腐成风的大背景下，堪称奇迹。

对此，除了法令严明之外，赫德自己还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他在日记里说的“从海关做起，试图对全体官员发给固定的薪俸，从而制止敲诈，保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这里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原先清廷海关的俸禄实在太低，上海的江海关最高官员“监督岁支养廉银六百两”，只及江苏省知县养廉银的一半。而赫德统治下的海关的确做到了给予海关职员们“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至于赫德自己，当然更不会亏待，他的年薪高达8000英镑，竟与清朝的亲王（年俸一万两白银）相当。话又说回来，赫德本人的胞弟、内弟、表弟、儿子、外甥等多人均在中国海关坐拥高薪工作，个中原因，恐怕也未必见得了光了。

业余的外交家

另一方面，就像赫德自己说的那样：“我过去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使海关站得住脚，并且不放松任何机会来扩展它的根基，从而保证它的稳定。”他的野心绝不囿于海关事务。1865年6月，赫德将总税务司署自上海迁至北京，以后他就长驻北京，以便“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特别是“在新颖而困难的国际问题上”向总理衙门提供“情报和建议”。这样，赫德利用奕诉等总理衙门大臣的信任，开始插手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他也把自己进行的外交活动称为“业余外交”——在中法战争中，赫德施展了浑身解数，成功地插手并影响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他在华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1883年12月，法国为吞并越南和侵入中国西南地区，挑起了中法战争。随着战事的延宕，赫德越来越感到影响了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对华贸易，在他看来，“五年战争，可以完全扼杀二十五年的贸易。”

因此，他希望尽快促使中法议和。赫德在总理衙门积极活动，从清政府那里正式揽到了议和权，并使清政府授权金登干为专使代表中国与法方代表签订草约。正当和谈秘密进行期间，中国军队于1885年3月下旬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获得大胜，根本扭转了中法战局的形势。赫德“唯恐谅山的胜利，会使宫廷听从那些不负责的主战言论”，于4月3日急电金登干：“一个星期的耽延，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你可以斟酌以上所说的相机行事”，也就是让金登干尽快与法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而这正是法国求之不得的——第二天中法和平草约就签字了。值得玩味的是，赫德在草约第二款关于中越关系问题上，坚决要求写入顾全清廷“威望体面”的字样，为此坚持到了最后。在这样“据理力争”的背后，这位清政府名义上的代表，其实倒像是一个第三方的掮客，将清政府重虚名而法国人图实利的心态拿捏得很准。法国人对此也是心领神会，“我很高兴，由于英国人的尽力，我们终于成功了”。

在赫德的“业余外交”主导下，中法战争终于以“中国不败而败”宣告结束。清廷舆论为此大哗，矛头直指在正式和约上签字的李鸿章。宦海沉浮多年的李中堂自然不肯背锅，声称“查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二赤”者，“赫（德）”也。这个回答当然有推卸责任的成分，但连李鸿章都情缘降尊纡贵为“随同画诺”的傀儡，也可见赫德在清廷中的地位了。

其实，这个权势熏天的“中国通”也有胆战心惊的时候。1894年10月赫德预言，“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情绪会以最激怒的方式爆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也许通通会被杀光”。但即使在6年后“义和团”风暴中，清政府仍然挂念着这位“客卿”。在义和团围攻外国驻北京使馆时，清政府一次就给东交民巷送去食物15车，其中一份是专门指定给赫德的，供其“聊佐清暑之需”。赫德也明白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我坚持留下是为了海关，为了中国，为了大家的利益……否则的话我早已走了”。

终究是个“客”

他怎么可能走呢？在《辛丑条约》的签订中，那个触目惊心的4.5亿两白银的赔款数字，就是参考了赫德的意见而制定的。但在“量中华之物力”的慈禧太后眼里，赫德毕竟促成和议有功，以“随同商办和约，颇资赞助”，封太子少保。1902年2月23日，慈禧太后还亲自接见了赫德。按照赫德自己的说法，“这老妇人用一种甜蜜的女性声音，非常殷勤地恭维我”。一百多年之后看这段文字，还是颇有些肉麻。

两年后（1904），慈禧太后特赐赫德如意一柄、寿字一个，并嘱其在中国海关“继续干下去”。但赫德终究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1908年，他终于极不情愿地离任总税务司，乘船返英。回顾他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他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呢？

在赫德初入中国海关时的1861年，清廷一年的关税总数为白银496万两，只占总财政收入的9%。而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894年，清廷的关税岁入竟达2290万两白银，占清廷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正如《清朝续文献通考》所说的那样，“自咸丰、同治以来，各省出入迥非乾隆年间可比。近来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海关税）为大宗。”

毋庸讳言，赫德建立的高效海关体系必然对于海关税收的增加有所帮助，但海关税收的增长，根本上是中外贸易的发展的结果。毕竟光是1864-1894这三十年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就增加了3倍多，税收增加自在情理之中。更令人无法忘怀的是，《南京条约》以后的一系列条约强行为中国规定了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率（当时的世界，如此低的税率独此一家），甚至外商船货的通关手续以至违章走私的处分都要由各自国家的领事加以干预。而名义上的“洋仆人”赫德和他把持下的海关则在高效地执行着这种吃里扒外政策——“税务司署在为各口随时拟订章程时，未尝片刻忽视（外商）贸易的利益和要求”。联想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北方坚持要以高关税抵御英国工业制成品倾销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孱弱的中国本土工业面临着怎样一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赫德打造的海关运作越是高效，中国利益收到的伤害恐怕就越大了。

至于赫德本人而言，虽然他早在1901年就洞悉了殖民主义的结局——“五十年后，中国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中国人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但他仍愿为大不列颠的东方“事业”极尽犬马之劳——“我经常利用这个（总税务司）职务，在这个职位上我可以为英国人和为大家的利益做有益的工作”，“留任总税务司，环境将会加强我，外交部可以倚赖我的合作，促进英国的利益。”

对这位“客卿”的真实立场，清廷君臣大概也是心知肚明。早在1876年9月6 日郭嵩焘觐见慈禧太后时与后者有过一段对话。慈禧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郭嵩焘回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往尝问之：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言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臣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笑言：我固英国人也。可见他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

参考文献：

卢汉超：《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

王宏斌：《赫德爵士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

吴煮冰：《历史的痕迹：1840-1950年的中国海关》，昆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