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七十年风雨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斗争

“他们，在进行一场胜算极低的斗争；但他们坚持的意义，在于告诉大家，世界上还有人能为最基本的尊严做出持续的斗争。也就是说，他们告诉我们，做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我与一位网友互动时，这位网友告知我关于他对于巴勒斯坦这70年斗争的一个基本评价。基于现实中的失衡（各项实力指数以及实际国际政治支持），巴勒斯坦在“大众记忆”中已然成为“失败国家”的典型。

面对大众记忆中被严重污名化的巴勒斯坦，我们的探讨似乎显得“徒劳”。但巴勒斯坦经历70年的奋斗，保持了自己的存在基础——虽然，在这种过程中，巴勒斯坦抗争力量自身存在很多问题，而且也必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内部也并不是完全团结的。

绪论：冲突的前夜——未曾预料的仇恨

现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包括一些穆斯林地区基层群众，他们一听到“犹太人”，很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摇摇头；而听到“以色列”，更是会咬牙切齿。这种不满程度，事实上却只有70年——之前即便有过纠纷，也未曾有过此程度。在1948年之前，不能说穆斯林完全与犹太人没有现实中的纠纷，但至少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恶劣。

早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巴格达金融系统的掌舵人就是一个个犹太教家族；而在同一时期的安达卢西亚，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大部分地方，犹太人与穆斯林也是非常和谐地建设着托莱多、科尔多瓦以及格拉纳达；在伊朗，有的犹太教徒得以通过自己的才华，成为仅次于大维齐尔的长官。

1492年，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为了全面统一天主教，给穆斯林与犹太人两个选择：要么，选择改宗天主教；要么，离开安达卢西亚。如果两者都做不到，只有断头台与火刑架。只有极少数人选择改宗，绝大多数人踏上前往北非的流亡路，而还有一部分犹太人，他们聚集在加迪斯，希望能通过他们巨额财富贿赂西班牙统治者。

与穆斯林君主不一样，西班牙统治者是铁了心要“异教徒”在安达卢西亚彻底消失，因此犹太人的贿赂是流进西班牙的国库，但宗教裁判所的卫兵也没有停歇抓捕。这个时候有犹太人写信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为了展示“帝国对犹太人的照顾”，雇佣以北非柏柏尔人为主的巴巴里海盗，前往直布罗陀通过军事手段接走30~50万西班牙犹太人，把他们安置在北非与巴尔干。

19世纪末期的萨拉热窝犹太人

到了20世纪初，对于犹太人有两方面的大事件。首先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大批东欧-西欧一带的犹太人带着财富，在未经过大多数阿拉伯当地地主的完全同意下廉价购置了土地；而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不利，使得巴尔干诸国纷纷进一步确立民族独立的基础（早在19世纪20年代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巴尔干地区已经开始民族独立运动）。除了保加利亚、波斯尼亚与阿尔巴尼亚，大多数世居巴尔干500余年的穆斯林被迫全部迁居土耳其。

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不像穆斯林被纳入统治阶层，所以在帝国解体后并没有收到驱逐令，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包含以族群联盟为基础的南斯拉夫王国）独立初期甚至还保持经济地位。

但到了二战开始，巴尔干国家大多数选择与法西斯国家合作，因此大批滞留在巴尔干的犹太人遭到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在希腊萨洛尼卡，原本被视为有着30万人口之众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几乎被斩尽杀绝，幸存的极少数人，大多数都是被巴尔干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搭救下来——例如阿尔巴尼亚与波斯尼亚有大批犹太人因为穆斯林的各种藏匿、贿赂，得以残存下来。

这一时期穆斯林对于犹太人的态度，以同情-搭救为主：伊朗驻法国公使萨尔达里利用自己的外交特权，使得大批中欧系犹太人暂居伊朗；法国巴黎大清真寺，穆夫提（Mufti，穆斯林教法学者）则把近万犹太人儿童聚集进去，以当时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Mohanmod Amin）的名义保护这些犹太人儿童——尽管很多人知道这位穆夫提与当时的欧洲政府关系不错，包括纳粹德国。

但在这种同情态度之余，纠纷也在同时进行：犹太人毫无节制的买地行为和二战以来大批犹太人为避难而流亡，引发大批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拿撒勒、阿卡等地的阿拉伯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于犹太人的不满。因此，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零星冲突，在巴勒斯坦地区也确实是发生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也有几次与欧洲国家交涉，希望能防止过多犹太人（尤其是欧洲系犹太人）涌进巴勒斯坦。这个也为之后大穆夫提遭遇各界批评、以至于晚年流亡黎巴嫩埋下祸根。

但穆斯林大众当时对于犹太人，还是以声援态度为主，甚至阿尔巴尼亚政府在完全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控制的时候，依然给大批犹太人难民发放外交豁免权。对于以后的“深仇大恨”，可以说是始料未及。

二战结束以后，在欧美国家的默许下，更大规模的欧洲系犹太人以“避难”为借口涌进巴勒斯坦地区，而且他们把这个地方列为自己“建国”的一部分，从而引发当地阿拉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深层次的忌惮，在此之前不遗余力援助犹太人的北非国家、巴尔干穆斯林以及伊朗，也逐步被猜忌情绪所覆盖。

1948年，还是将军的纳赛尔与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见面

伴随着埃及与叙利亚民族主义与军政府的“同步并驱”（埃及军人已经架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权力，而叙利亚层出不穷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使得一些将军有机会架空文官政府），他们借助“圣裔”阿卜杜拉一世国王（1882~1951）对于犹太人占领土地的批评，开始支持当地阿拉伯人反抗犹太人的进入。

最终矛盾的爆破，是1948年以色列的成立。必须承认的是，以色列的成立尽管存在不合理因素，但确实是基于联合国的承认——而且不乏穆斯林国家（例如伊朗、摩洛哥）的支持。矛盾的爆发，与以色列的建国大纲有关。以色列在建国大纲中，首要宗旨就是定都耶路撒冷——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犹太教具有圣地地位的圣城，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阿拉伯人——以穆斯林为主、有着四分之一人口比例的各教派基督徒，在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犹太人的袭击（参考耶路撒冷酒店爆炸案与代尔亚辛村大屠杀）与阿拉伯人的反击（巴勒斯坦地区的武装冲突）相结合，逐步为第一次巴以冲突奠定基础。

从未妥协：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斗争

1948年，在贝鲁特念书的基督徒大学生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巴勒斯坦人，不能向入侵者妥协。”而在第一次巴以冲突因大国干涉而宣告失利之后，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故土，其中一位名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的年轻人，带着背井离乡的痛苦来到黎巴嫩，在一些城市的边缘，与其他难民一起暂居下来。

虽然阿拉伯国家看似“联合起来”抗议以色列的成立，但只有叙利亚、埃及以及哈希姆王室认真参与了此次抗议，其他阿拉伯国家面对国际社会的倾向，以及对于自身政治的考量，基本上都选择漠视这一问题；而相对的，国际上几乎所有有分量的大国，为了能有效干涉中东地区的事务，有钱的出钱，有武器的提供武器，大力支持以色列——借口是“犹太人在二战中蒙受巨大损失，需要一个全新的国家保障他们。”即使事实上这些大国只有美国没有真正参与迫害犹太人，从西欧沿海到海参崴，犹太人的集中营或多或少地分布。而唯一一个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大国苏联，其用意非常明确：希望能在与西方阵营在中东争霸中找到自己的附庸，然而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于苏联存在警惕，而且之后一系列本土社会主义者针对阿拉伯国家政要的袭击（参见1947年以来叙利亚-黎巴嫩的工运）也造就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合作非常有限。因此虽然苏联也提供士兵与武器的援助，力量是非常失衡的。

在这种严重失衡的冲突下，全副武装、而且刚刚经历纳粹种族灭绝、求存之心极为强烈的以色列，自然打败了人数不够多、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自身缺乏团结意识的巴勒斯坦当地人——包括阿拉伯人与占少数的亚美尼亚人。

因为第一次的失败，原本巴勒斯坦人世居的社区也一步步消散，大批巴勒斯坦人沦为各地难民，或迁居黎巴嫩，或迁居约旦。当然这个时候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完全被入侵者从圣地赶出去，只是他们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巴勒斯坦人面对这种困境，把目光投入到当时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如火如荼的民族自救运动——195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因失利而宣布停战，大批发展中国家从中看到摆脱帝国主义的希望，从而纷纷发动反殖民运动，也是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

同样的记忆，同样的抗争，对于绝望边缘的巴勒斯坦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希望，但他们也因为对于这些运动的学习方式出现问题，也为自己后来遭遇黎巴嫩、约旦的压制埋下伏笔。

民族自救运动，其中就有包括对于资本主义与君主制的否定。而巴勒斯坦人聚集的两大难民点——约旦与黎巴嫩，这两点都有包含。

黎巴嫩具有相当大数量的基督徒（尤其是与西方亲近的天主教会），在19世纪末期，黎巴嫩基督徒就已经形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银行家以及大型广场；而黎巴嫩国内存在着多教派的贵族阶层。1947年贝鲁特与大马士革浩浩荡荡的罢工，以及针对黎巴嫩前总理利雅得·索勒赫（Riad Solh）的刺杀（因为叙利亚社会主义者安东·萨达赫在1949年被黎巴嫩政府处决），与这种思潮的暴力化有关。而且黎巴嫩地区的工人运动，往往带有叙利亚民族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双重标志，这也导致了后来问题进一步加剧。甚至黎巴嫩政府内部因此也出现严重的分裂：天主教政客——尤其是得益于法国托管统治的新贵，大多数支持西方，支持资本主义制度，严厉打击左翼运动；而穆斯林与东正教徒，包括少数天主教知识分子和旧贵族，则处于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巴勒斯坦人，并继续抗议黎巴嫩的亲西方政治。

至于约旦，问题更加直接，黎巴嫩虽然有庞大的贵族阶层，但至少是共和制国家，而约旦是君主制国家，最高元首是来自麦加的谢里夫，也就是“圣裔”哈希姆家族——他们家族被视为世界上最为明确的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基于这种原因，约旦对革命思潮也存在警惕，尤其是1951年，69岁的阿卜杜拉一世与孙子侯赛因出席黎巴嫩总理的葬礼时，老国王自己就遭到叙利亚革命者的袭击身亡——侯赛因则因为胸前的勋章躲过一劫。1年后侯赛因接替精神失常的父亲，成为新一任约旦国王，就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革命者采取强硬的手段压制。所以与带有共和制“乌玛”（穆斯林的一种自治社区模式）性质的穆兄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有关的，约旦最基本的立场基本上都是反对加压制。

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最早的两大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就此产生。那位名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穆斯林，成为巴解组织的带头人，支持民族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复兴；而名为乔治·哈巴什的东正教徒，他作为巴人阵的创始人，则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制度，以彻底推翻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消灭帝国主义为组织的首要任务。

但即使是两个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也未必意识到，巴勒斯坦人的抗争造成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黎巴嫩各派之间的冲突有了借口。最终黎巴嫩天主教右派自成武装，袭击了巴勒斯坦难民营，引发巴勒斯坦人与黎巴嫩左翼的愤怒，黎巴嫩内乱就此爆发。

不过也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剧烈抗争，以色列相对难以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占领行动，虽然之后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均占优势，但也没有一次能完全达到以色列的预期目标，其中1973年十月战争，以色列甚至不得不放弃已经于1967年成功占领的西奈半岛，这件事情极大鼓舞了纳赛尔主义支持者——即使纳赛尔此时已经去世。

这个时候巴勒斯坦的抗争似乎看到起色，因此各路运动的开展愈发激进，例如1972年绑架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以及部分立场极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试图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侯赛因国王对此事忍无可忍，下令镇压所有在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并禁止阿拉法特等人进入约旦。

但镇压效果似乎有限，反而刺激其他势力的介入。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活动得到全球激进左翼运动的支持——例如在日本“赤军”的支持下，革命运动似乎更加激进，甚至殃及部分立场温和的巴勒斯坦文化人——1972年，一位主张与以色列和平对话的巴勒斯坦文学家，被日本赤军成员当场枪杀于贝鲁特。

卡迈勒·琼卜拉特的演讲，背后是阿拉法特与穆萨·萨德尔

到了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在内战期间，黎巴嫩形成天主教为主的右翼与穆斯林-东正教徒-社会主义者为主的左翼阵线，巴勒斯坦人很显然选择支持左翼阵线，阿拉法特和哈巴什选择同黎巴嫩的穆萨·萨德尔（Musa Sadr，黎巴嫩什叶派阿亚图拉，以支持革新闻名，1978年赴利比亚被卡扎菲绑架并失踪）、卡迈勒·琼卜拉特（Kamal Jubulatt，德鲁兹派穆斯林贵族）、侯赛因·侯赛尼（Hossain Hossain，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家，阿迈勒运动创始人）与乔治·哈维（Gergeo Al-Hawi，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东正教徒出身，2005年被以色列定点炸弹袭击身亡）形成黎巴嫩内战中反抗天主教右翼的跨教派联盟合作，压制天主教右翼武装的扩散，并取得在贝卡谷地的优势。

黎巴嫩内战局势的变化，进一步使得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在巴勒斯坦保留的土地得以幸存下来——因为叙利亚等国家的介入，一方面打破以色列与欧美大国对于黎巴嫩政治的干涉（当然，不可避免也造成黎巴嫩在部分问题上短期受制于叙利亚政府），另一方面也因为内战的逐步平稳，黎巴嫩开始清查本国的武装势力，巴勒斯坦反抗武装也逐步回到自己领土的控制区。

最终，在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国（the State of Palestine）在除极少数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中成立，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基于联合国特殊的机制，巴勒斯坦至今难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但阿拉法特等人的努力，至少在此时已有成效——巴勒斯坦，是存在的。巴勒斯坦此时控制的区域是约旦河西岸，后期收回加沙地带——但加沙地带的收回，与一个新生的反抗组织有关：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加沙自1967年以来一直被以色列占领，根据相关的条例，加沙属于巴勒斯坦，但以色列一直不承认此条例。虽然1994年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与阿拉法特的和谈中有协商加沙的问题，但在拉宾被犹太教极端主义者刺杀以后，以色列的主流声音被民粹主义占领，巴以和谈再度破灭。

而在此之前，伴随着日本赤军被中东各国整顿（约旦政府和叙利亚政府联手肃清赤军在黎巴嫩以及部分争议边境的据点，逮捕并引渡领导赤军的一些日本籍人士），以及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也顺利摆脱殖民统治，浩浩荡荡的民族自救运动也逐步落下帷幕。巴勒斯坦两大武装组织，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开始减少实质的武装反抗，以及取消与跨国左翼运动的联系——事实上这些运动本身，也随着1980年代的到来日趋没落。

但以色列没有停止扩大占领区的行动，基于黎巴嫩内战后期的形势（以色列与欧美国家支持的天主教武装趋于颓势），以色列加强对于占领区的控制，例如扩大定居点，以及袭击巴勒斯坦各反抗组织。部分反抗组织的高层，在海外遭到以色列特工的谋杀——以色列对此的理由是“为被袭击的公民复仇”，即使此举遭到国际社会的多次抗议。

面对民族自救运动的低潮，民众开始倾向于从宗教中寻求力量，这个时候，一个瘫痪的伊斯兰教长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出生于1937年的艾哈迈德·亚辛（Ahmad Yassin），他借助当时在中东处处遭到打击的穆兄会，提出以宗教中的平等与进取理念，对以色列的占领予以强烈的回击。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1987年成立，而且有着野火燃草的局势，迅速取代了另外一个坚持以武装斗争解决问题的巴勒斯坦“人阵”，成为巴勒斯坦仅次于巴解组织的大型反抗组织。

不过，哈马斯相比早期巴勒斯坦各大小反抗组织，其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斗争与袭击的对象仅限于以色列，不再涉及海外。在此之前，巴勒斯坦部分反抗行动延伸到巴以地区之外，引起负面的评价。但哈马斯的反抗行动是采取极为惨烈的武装袭击，并且坚持“在巴勒斯坦全部领土收回之前，哈马斯不可能放弃武装斗争”的原则，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从而引起争议：

美国、以色列、日本（因为赤军的缘故，使得日本非常意外地卷进中东争端）、约旦（因为国王险遭遇刺，约旦原则上反对一切巴勒斯坦地区的武装组织）、埃及（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刺杀萨达特的成员为穆兄会成员，而哈马斯是基于穆兄会的基础理念而成立的组织）等国家认定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不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仅仅承认哈马斯是反抗组织。

基于对以色列的态度，以及治理理念的差异，哈马斯也与其他巴勒斯坦反抗组织有严重的冲突对立，甚至有过零星武装冲突。

在哈马斯的强烈攻势下，以色列逐步撤出在加沙的驻守人员，加沙在2005年开始成为哈马斯实际控制的地区。然而，埃及与约旦均对加沙采取边境封锁状态，而以色列与哈马斯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出现多次大规模的冲突。其中，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在一系列的交火中，在2004年遇袭身亡。同一年，“巴解”的精神领袖阿拉法特也在内外交困中离世，时年75岁。

2008年，乔治·哈巴什的葬礼

对于内部交火的忧虑，以及昔日同志一一离世（阿拉法特、乔治·哈维），年至耄耋的巴勒斯坦“人阵”创始人乔治·哈巴什在约旦首都安曼于2008年去世，享年80岁。作为一个基督徒出身的革命者，乔治·哈巴什的离世却引起各教派巴勒斯坦人的悲痛，为数不少的穆斯林参与为他送葬。

时至今日，由于耶路撒冷一直处于以色列的占领之下，而加沙地区依然处于战时状态，以及在部分核心问题上，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遭遇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巴勒斯坦依旧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但至少，巴勒斯坦已经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世界上对于巴勒斯坦的认识，也没有因为这场“没有胜算”的过程而日趋淡化。

而在这个论题之中、却似乎“边缘化”的他们，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争端内外：被边缘化的群体

巴以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巴以双方均有自己的合法性（联合国决议对巴以双方的承认，尤其是具有实际约束力的第242条决议）、合理性（犹太人在二战遭受惨痛的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遭遇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也均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采取具有争议性的行为（以色列收买黎巴嫩天主教武装屠杀难民，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境外的袭击）。而且，巴以双方均有看似边缘化、实际却能反映相关问题的少数群体。

大多数研究者以及媒体平台关注的是以色列的主体犹太人（欧系犹太人，例如环地中海的萨法迪犹太人，以及东欧与中欧的阿兹肯什纳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反抗运动，对于巴以双方的边缘化群体，例如巴勒斯坦基督徒，以色列占领区的德鲁兹派、中东系犹太人（米兹拉希），报道相对较少。

但这些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本身也在反映着70年争端中的痛楚与无奈。

（1）最后的拿撒勒人：被忽视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巴勒斯坦基督徒包括阿拉伯人与亚美尼亚人，他们曾经构建大巴勒斯坦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规模，在耶路撒冷四大宗教区，有两大区是隶属于基督教社群：阿拉伯基督徒与亚美尼亚基督徒。他们教派众多，有的隶属于东正教，有的属于天主教，有的属于一性论正统派（例如科普特教会与亚美尼亚教会）。

祷告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但昔日繁华的基督徒社区，在今日的巴以双方，人数似乎都显得非常少——巴勒斯坦控制区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是6%，而且主要集中在“巴解”组织的大本营：拉姆安拉，以及公认的基督徒圣地：拿撒勒。而以色列的基督徒，人口比例也不到5%，其中大多数集中在耶路撒冷老城区以及伯利恒，昔日有庞大基督徒人口的希伯伦、海法，基督徒社区大多数被犹太人定居点取代了。

巴勒斯坦基督徒社区的萎缩，与他们在以色列建国前后遭遇犹太人定居潮波及有关。其中，在大型定居潮中受到波及的基督徒，就有已经从东正教转化为安立甘宗（英国国教）的萨义德家族，这个家族后来出了一位知名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h Said）。

1990年代初，萨义德先生在黎巴嫩边境向以色列象征性掷出石块

而基于巴勒斯坦基督徒大批流离失所，他们在远走他乡之后，为数不少参与反抗运动，尤其是1960~1980年代。大批参与反抗运动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包括阿拉伯人与亚美尼亚人）被列入欧美国家的黑名单，代表人物便是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创始人乔治·哈巴什，他在1992年赴法国治疗时，就遭遇法国社会的强烈抗议（指控他组织多次恐怖主义行动）而被强制送出境。

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数没有留在巴勒斯坦，而是以各种理由去了海外定居，有的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强化阿拉伯人认同，有的则脱离阿拉伯认同，以至于他们的根基只剩下阿拉伯语和亚美尼亚语姓氏；留在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也留在原有的社区的堂区（教堂为核心的社区），而且似乎日趋凋零。一些曾经具有较多基督徒的社区，例如加沙，基于动荡，大多数人离开，留下的基本上是老人——即使哈马斯对于基督徒的态度非常友善，但也难以确保他们有安定环境。

留在以色列的，则成为“二等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排挤-歧视，而少数进入议会的，常常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甚至部分基督徒的墓地，遭到定居者的亵渎与破坏。而旅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演员，则因为自身的体型、外貌与文化背景，不得不扮演“恐怖分子”、“独裁者”等负面角色，例如阿什拉夫·巴姆（Asraf Bam）就以扮演《暴君》里面的独裁者（影射叙利亚阿萨德家族）而出名。

巴勒斯坦基督徒虽然面临日趋边缘化的现实，他们心中依然保留着强烈的乡土情结，因此也塑造大批文艺作品，致敬70年的风雨路，其中代表之一就是出生于1992年的巴勒斯坦歌手丽娜·萨莱比（Lina Sleibi），她翻唱了黎巴嫩歌唱家费鲁丝（Fairuz，黎巴嫩东正教徒歌唱家，1935~）的歌曲，致敬自己的故土。

（2）两边不讨好：处于“叛徒”责问的以色列德鲁兹派

德鲁兹派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小型教派，一直处于“异端”的边缘，而教派内部基于所处国度不同，也有着不一样的理念——德鲁兹派谢赫（Shaikh，中东地区的长老）一直强调“忠于国家”，因此导致巴以冲突期间，处于冲突点的德鲁兹派处于长年的尴尬与无奈。

1920年代，叙利亚德鲁兹派大贵族、苏韦达地区领袖苏尔坦·阿特拉斯（Sultan Atlas）参与阿拉伯大革命，为日后叙利亚德鲁兹派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奠定基础；1930年代，黎巴嫩德鲁兹派贵族沙基卜·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前往麦加朝觐，基本上奠定黎巴嫩德鲁兹派有伊斯兰教认同感以及侧重于支持穆斯林的局面——多年以后他的女婿卡迈勒·琼卜拉特成为黎巴嫩左翼领袖；而巴勒斯坦地区的德鲁兹派谢赫，面临巴以冲突，知道自己的社区几乎都在以色列控制区之内，因此宣布——德鲁兹派不属于伊斯兰教，其社群也不是阿拉伯人，本地区德鲁兹派忠于以色列。

谢赫的表态引发了巨大的动荡，叙利亚、黎巴嫩的德鲁兹派贵族纷纷宣布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德鲁兹派断绝关系，并授权宣布巴勒斯坦德鲁兹派谢赫“叛教”——在穆斯林的语境中，这种“叛教”不同于不再认同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出教”在大多数情况下视为正常宗教改变），而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敌对行为。叙利亚、黎巴嫩德鲁兹派谢赫发出此“法特瓦”（教令），造成以色列境内几乎所有德鲁兹派都遭到非常严厉的谴责。

然而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于，以色列不少德鲁兹派家族与叙利亚、黎巴嫩藕断丝连，在政治对立的格局下，不可避免发生零零星星的人伦惨案——例如相关的荣誉谋杀（1970年代以来以色列、叙利亚、约旦与黎巴嫩均对境内各族群、宗教教派内部的荣誉谋杀进行严厉整顿，之后这方面的案件越来越少），以及跨境婚姻纠纷。

黎巴嫩著名导演、出身东正教徒家庭的黎巴嫩共产党成员齐亚德·拉赫巴尼（Zaid Rahbani，歌唱家费鲁丝的儿子，1956~）于2004年与法国阿拉伯社团合作，导演了电影《风筝》，讲述的就是在以色列德鲁兹派的“效忠表态”之后，黎巴嫩与以色列德鲁兹派的各种悲剧性故事：被结婚与被离婚的表兄妹，被犹太人军官歧视的德鲁兹派士兵，以及借酒消愁的德鲁兹派士兵（这位以酒消愁的中年士兵就是齐亚德本人亲自出演，角色名字也是齐亚德）。

电影《风筝》中借酒消愁的齐亚德

毫无疑问，自拉宾遇刺以来，以色列逐步抛弃“多元族群共同发展”的想法，开始把“犹太民族国家”作为以色列的建设基础——因为拉宾的死亡刺激了太多以色列政客，使他们不再敢与民粹主义抗衡，因此即使在以色列建国多年来德鲁兹派表现出极高的忠诚，而且也与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均划清界限，但以色列社会对于德鲁兹派的友好度仍然逐步下降。自2000年代开始，逐步有一些以色列的德鲁兹派选择移居欧美，回避以色列与阿拉伯地区两边的诘难——关于“忠诚”的质疑。

（3）米兹拉希：属于犹太人的另一种形象

新月沃土本身就有一批土著犹太人，而且在中东，尤其是巴以争端白热化之前，中东地区本土有着大批犹太人社群——他们基于哈里发时代以来的宗教宽容而繁衍生息。

例如犹太人大亨沙逊家族，一开始就是巴格达的银行大户，后来伴随着鸦片贸易而来到孟买与帕西人（Parsi，印度境内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竞争鸦片贸易的买办并以此进一步发达。这些人被统称为“米兹拉希”（Mizrahi），包括母语是阿拉伯语的巴格达犹太人、也门犹太人，以及母语是波斯语（系）的伊朗犹太人、布哈拉犹太人。

也门犹太人的宗教活动

1948年巴以争端爆发后，原本相对宽容的阿拉伯人开始排挤“亵渎圣地”的犹太人，使得中东犹太人大多数移居以色列与欧美，少数选择改宗伊斯兰教（例如埃及演员莱拉·穆拉德Leila Murad的家族）以融入主流社会。埃及的犹太教教堂，历经千年风雨，最终成为供游客浏览的经典——当年在埃及的犹太人，成为巴以冲突下阿拉伯市民愤怒的牺牲品，不得不放弃千年社区。

摩洛哥是阿拉伯国家里面的一个例外，摩洛哥国王授权发布法特瓦，禁止国内参与巴以争端的话题，也禁止愤怒的市民袭击犹太人邻居，因此至今摩洛哥依然有至少5万的犹太人社群。

伊朗的犹太人在巴列维时期没有受到意识形态波及，霍梅尼上台以后也颁布法令“允许犹太人选择自己的路”，并保留议会犹太人的议席，因此伊朗至今依然有6万犹太人定居。

布哈拉犹太人大多数在苏联时期，基于苏联既定的国策，一直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加上本身母语就是与塔吉克语同源的布哈拉语，日常也传承木卡姆艺术（尤其是沙什木卡姆），直到苏联解体、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后，大多数布哈拉犹太人已经本土化（或改宗伊斯兰教，或没有明确宗教认同但文化上明显乌兹别克-塔吉克化），部分人为了躲避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而移民。

这些命运不同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文化上与穆斯林非常接近，这导致他们在以色列“回归”之后，出现边缘化的情况——以色列正统犹太人（例如哈瑞迪人），遵循的是欧洲系犹太教教规（例如带皮帽，这个习惯在米兹拉希犹太人身上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数在1950年代迁居至以色列的米兹拉希犹太人，甚至包括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大多数无奈地接受这样一个命运：被欧洲系犹太人同化，否则会被排挤。

不过也有米兹拉希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依然在努力抗争，尽可能维系自己的传统文化，例如已故以色列歌后欧芙拉·哈扎（Ofra Haza），她就非常认真地抢救也门犹太人的文化艺术，可惜这位歌后在2000年以41岁的年龄英年早逝。

然而无论是哪一系的犹太人，都有无奈的现实：被同化为大众印象中的“犹太人”，以及与昔日相对睦邻友好的穆斯林关系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裂痕。他们自身传承着古老的文化，却无法成为古来希伯来的代言人，所以米兹拉希犹太人本身对于“锡安主义”，整体态度远没有欧美系犹太人那么积极。

结语：未知的未来，可书的历史

巴勒斯坦所承载的70年，无论是抗争、和解还是时断时续的纠纷，都能让执笔者书写不一样的历史；而属于新月沃土的文化、记忆等，也可以由有识之士予以收集、整理。

新月沃土，这片带着“耶路撒冷”、“古德斯”等美好名字的土地，她所承载的“奶与蜜”，是不同文化共同的结晶。对于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他们所期盼的，莫过于诗人穆罕默德·达尔维什的诗歌：

一个女兵突然叫喊：

“怎么又是你？你不是被我杀死了吗？”

我说道：是的，你已杀了我……

可是，我和你一样，忘了，忘了死去。

——自《不要为你的所为道歉》，2004，译文刊于2017年第3期《今天》

他们希望，忘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