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者看来，全球化是何时开始的？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全球性互联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哪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为整合的世界？当我们需要确定全球史理论的历史纵深和影响时，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在跨境移植和交换关系的视角下，如何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

全球化的概念在历史学界是一个新术语，从1993年才开始在公开讨论中出现，此后它就迅速地传播开来，再后来，全球化就成了历史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析性概念。首先是经济史学家开始使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历史超越了对一种世界市场形成的追问，从而成为了历史书写的一个合法对象。此后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并且企图通过它来丰富历史学的研究。

既然它是一个新概念，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新呢？按照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我们自身就是世界历史转折的见证人：“社会、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在一个较深层次上发生了转变，围绕着电流和无尽的时间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信息时代。它的命名根据的是与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的文化自主性。”然而，在号称它处理的是一个新现象时，这一口号本身并不新鲜。早在1957年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密立根（Max. F. Millikan）和罗斯托（W. W. Rostow）已经宣布，“我们处在一个深刻的世界变革之中。阅读量、大众传媒和旅行的迅速增长取代了过去用以维系整个社会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模式。简单地讲，跟过去相比，世界变得更加彼此依赖、流动性更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早在1917年就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跨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时代分水岭，这一转变是建立在19世纪的技术基础上的：“铁路、蒸汽和电报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调动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各个国家从彼此隔离与孤立的状态中走出来，那种孤立的状态使得不同种族之间彼此分割，它随着交流的扩大而逐渐消失。强大的宇宙力摔破了那只曾经隔离种族和国家的笼子，并迫使它们熟悉新的环境和新的竞争、较量与冲突形式。”我们还可以往上追溯，在某种意义上，一场急速的社会变革和一次不可理喻的社会变迁的结果，都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的一个伴随现象。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这一变迁就和跨境互动联系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我们应该如何分析一种不断更新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如何对其进行分期？那种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信念，即人人幻想自身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历史变革并体验一次根本性的转折，使得富有意义的历史分期变得没有必要。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质问：“如果某个转型新时代的终极命运都是被下一个时代视为‘专制’和‘分裂’时期，我们又该如何严肃地评价全球化的条件？”

实际上，全球化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含糊和不确定的。全球化很少对历史变革的质量提出假设，并且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全球化”的目的不在于为历史行为体赋予并激活一种未来愿景。因此，全球化不是一套元理论，但也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它更多的是一种处理历史的特定视野，有助于把历史进程放置于一种广泛的语境中，并在方法论上超越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它能够吸引的对象是对不同层面关系的深度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例如经济整合、民族国家和市场的变化关系、文化均质化和差异的形成，例如伴随着交通和交际媒体的变化而带来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新认识。

在学理上把作为一种进程的全球化与作为一种视野的全球化区分开来，还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对跨区域、跨文化的互联和交流的追问，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中去。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提出这样的建议，跨文化互动（移民、帝国扩张和贸易）的全球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一直持续至今，共经历了六个时代。“跨文化的互动从彼时直到当下，给所有参与的人都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当然，近代以前的交互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后来的时代；彼此接触的范围也不尽相同。近代以前的跨文化互动本身也有其后果，远远超出了参与个体的经历。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后果有三个进程，它们超越了社会和文化地区的边境线，分别是：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运动和远程贸易。

实际上，世界史可以理解成一部交互关系的漫长历史。最新的历史书写总是一再强调，古代的社会就已经烙上了跨境进程和互动的印记了：佛教一直传播到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蒙古帝国，甚至往俄罗斯和近东扩展；印度洋和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14世纪中期黑死病从亚洲往欧洲的传播；马可·波罗（1254—1324）和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1304—1377）的旅行。其他例子就不一一枚举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和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把全球性互联的历史追溯到人类语言的起源。

无论这份单子能列多长，还是要回答几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互联有多重要？它们对其时代产生了何种影响？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之为“全球化”，如果这个概念果真是指全球性的互联？跨境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与全球性互联之间该如何区分？这两种形式的互动是否应该在分析上再与全球整合的历史区分开来？两个可能的转折，即16世纪和19世纪中期，在这个提问的背景下，是需要首先讨论的。

多数历史学家将全球化互联的起点定在16世纪早期。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发现”、殖民主义的开端和由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贸易互联，意味着一个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首先是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沃勒斯坦认为，欧洲式世界经济的扩张发生在16世纪。但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他也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世界”作为地球的整体性才被认识。世界上的各大洲（澳洲除外）也是首次互相联系起来。

其解释是这样的：首先，对美洲的征服是一种征兆，预示着欧洲的扩张将会改变接下来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都崛起于美洲，拉丁美洲的财富资助了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以及葡萄牙在亚洲的霸权，而英帝国则率先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殖民根据地。

其次，新大陆的“发现”开始超越了权力政治的影响，为欧洲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思想史上的视野开拓，并在18世纪晚期随着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和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太平洋新航路的开辟而达到高潮。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人类现代科学起源的诸多范畴，在体系上被视作一种持续的全球性互联的背景，并且被理解成是欧洲知识库对“世界”的吞并。自西班牙对南美洲的征服以来，人们就开始讨论当地的居民是否与征服者是同一类人。从那时起，对有关“人类”的特征及其能力和权利的追问就开始被提上议程。这同样也适用于民权和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以来世界国际秩序的完善，也适用于经由伟大的发现之旅而获得的对地球人种学和地理学的理解，或者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以及一个以进步为导向的政权的建立。欧洲的扩张意味着一种认知上的挑战，这引起了知识和学科设置的重组。

最后，将美洲纳入贸易网络也有其经济后果。丹尼斯·弗林（Dennis O. Flynn）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áldez）已经指出，拉丁美洲白银的流通首次让世界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西班牙于1545年开始在玻利维亚高地的波托西开采世界上最大的银矿，白银随着欧洲的贸易网络流向亚洲。同时它也有助于三角贸易，将非洲的奴隶带到了美洲。1571年马尼拉的建立，首次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明朝，跟新大陆联系起来。此后，马尼拉帆船直接将白银通过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运到东南亚，供应给那里由中国主导的贸易圈。在丹尼斯·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看来，世界市场在16世纪的诞生，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不是欧洲扩张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体现。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16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然而我们必须要对这一转折点进行相对化。对于克里米亚岛、伊朗或者朝鲜的不少人，美洲还是很遥远的，即便不是完全陌生—肯定比蒙古帝国更遥远，后者对其日常有深刻的影响。欧洲的扩张本身是丰富的扩张进程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推进而引起的。从多个角度看，美洲被纳入更大的网络使得更多新的互联成为可能，只是没有对其产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贝利在“古代全球化”形式的语境中提到—他指明了扩张型部落王朝、流散民族的贸易和商队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其参与者对16世纪以来全球性整合的形式仍然产生着影响。地球的整体性发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进程，其动力由诸多的行为体共同决定。

另一个可能的历史转折是19世纪。全球史的研究越来越将一个贯穿于漫长的19世纪的进程放置于中心来考察：来源于18世纪的互联世界，在地区性动力中对多数社会仍然具有首要意义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功能互联。当然早在18世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彼此交流了。通过奴隶制、跨大洲的贸易、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欧洲在亚洲的支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运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独立自主的发展不再存在了。但是这一深刻的互联并没有改变一个现象，即直到19世纪，本土和区域性格局仍然处于中心位置（不同地区的时间轴有所差异）。19世纪以后，世界的整合和全球性的同步才真正到来。

这一叙事的理路是：即便在18世纪，世界仍然是一个区域性的世界。这些地区不仅仅是由宗教和世界观构成的不同文明，更多的是涉及复杂的互动领域，它们立足于贸易网络和移民潮以及文化一致性。这一区域性的世界通过多重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了一种系统性交叉和社会的全球性整合。这意味着什么？互联与整合之间应该如何区分？这一转型在核心上是通过现代世界的“两种互相依赖的宏观进程”的交叠而实现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谓的：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传播，以及一种市场和资本积累的世界体系的建立。19世纪经历了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形式，以及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话语的出现，尽管一些大的帝国—例如俄国、哈布斯堡、中国，直到20世纪仍然深陷在自我之中。与此平行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一种市场的整合。它是通过该时代的信息和交通技术革命实现的，以价格和工资的趋同、共同劳动力市场的萌芽和跨境资本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无形的手”来推动，从许多的叙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同时由帝国主义权力这一只或多或少“有形的拳头”来推动：强制劳动、契约劳力、市场的暴力“开放”以及帝国主义的财政管控，例如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推动力，让查尔斯·蒂利所谓的“基础进程”充满了活力，并强化了它的不均等性。

毫无疑问，正如对所有系统性整合所强调的那样，这一进程是不均匀的。这也完全适用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体内部。各国家和地区吸纳进入全球秩序的程度各不相同，时间也不相同。沿海城市往往较早地被吸纳进世界经济，然后为这一市场进行生产。那里产生了一个本土资本主义的阶层，但也发展出了自由职业。自由职业的代表随即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革。而在许多国家，由于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世界经济的存在也不易被觉察到。卷入到一个全球秩序中，并不是一下就发生的，而是有各种不同的动力。

人们必须时刻考虑到这种不对称性。即便如此，这一解读的代表人物仍然试图证明，直到19世纪末，如果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地球才开始作为一个整合的体系出现，各区域不再由不同的逻辑分割彼此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价格跨越政治和地理边界而趋于一致。鼓吹改革的社会精英，不能再仅靠参考本土和地区性的先例来搞了。依据宗教传统的人，参考的完全是一个社会分化的世界中全球性流通的“宗教”概念。不以文明和发展的全球性话语为导向的社会构想，不会再引起共鸣，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阿里夫·德里克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一进程：“欧洲中心主义实践的普世化，仅仅意味着许多社会从它们与欧洲接触之前的历史发展车道中转移到新的发展车道中去。但伴随而来的不一定就是整齐划一。欧洲中心主义的普世化带来了新的有关历史的探讨，一直持续至今。它意味着，这些冲突在不断地上演。冲突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由欧美权力推动的形式构成的。”世界各地卷入全球性同步的时间节点和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完成了这一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引发了世界性的疆域重组。

这种全球整合的形式在1900年代是否就已经达到了全球化的状态？这是分期问题的最后一个侧面。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而言，无疑有基础设施方面的先决条件，首先就是基于因特网的交际。但是否可以从消息传播的又一次加速度，就得出一种根本性的新世界秩序的结论？像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这样的政治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他还强调当今与早期的全球性互联进程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学说基于两点：一是经济，全球性物质生产、跨境贸易和跨国资本投资都没有达到当下的规模；二是政治，当下的全球化伴随着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腐蚀。

关于时代分期的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对全球化的历史学研究表明，经济上的关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了，到20世纪晚期又再一次普遍性地达到此高峰。1913年之前全球性社会生产的贸易额或者在境外资本主义投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以后的数额和规模了。还有一种观点也失去了说服力，即认为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使得民族国家稀释为一种历史行为体。民族国家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机构，在经济生活中也是如此，例如作为财产的保障者和经济政策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相对立的两个进程的观点，即便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也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今天我们视作常态的民族国家，正是在互联进程中兴起的，并不会随之受到侵蚀。

围绕分期问题的辩论和争议只能提供相关线索，但不能给出一个有关历史转折的死板序列。全球化的历史不应该是关于世界广泛深化的一种线性叙述。网络化和整合的高级阶段，大约在18世纪或者1900年代，总是被疏远和断裂的阶段所阻断。经济关联的进程可能伴随着政治上的隔断，文化上的开放与政治— 经济的交换阶段也不总是同步而行。总的来说，跨境的交流进程不仅有助于世界的均质化和同一化的建立，而且也带来了碎片化和新的异化—民族、种族、人种、边界、边境管控、人口普查和旅行护照。全球化的历史书写必然要面对这样一种险境，即全球化仅仅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变体而出现，其中“传统”被“孤立”所替代，“现代”被“联系”所替代。

这一考虑为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基本问题：全球化作为一种视角。既然全球化的进程意味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全球化的视角又是如何的呢？换句话说，观察世界的视角该如何区分彼此？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合的竞技场，是所有全球化理论的规范。所以对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而言，现实中可观测的网络化和对网络化的感知，都是它定义的一个决定性方面。

历史学家把全球性意识的谱系追溯到16世纪。塞尔日· 格鲁津斯基指出，一种全球性的想象早在西班牙— 葡萄牙帝国背景中就已经兴起，并带来了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学。他提到“伊比利亚的全球化”，不仅局限于政治或者经济层面，也包括一种全球意识，这可以从以下显现中觉察到：在日本“南蛮画”中有对来自欧洲的“南方野蛮人”的称谓，在墨西哥用那瓦特语书写的法王亨利四世的编年史，在新西班牙由一位德国流放者撰写的奥斯曼帝国史。

在19世纪全球整合的背景中发展出了一种全球意识，早就预卜了一种时空受到压缩的地形，影响了一个世纪以后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电报时代的传媒革命带来了一种同步化的印象。桑福德·弗莱明（Sandford Fleming）在1884年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提出：“我们生存的条件不再是以前的了。科学在移动媒介与思想和语言的迅速传播方面的应用，将空间普遍地压缩了，并且消除了距离。整个世界将会毗邻彼此，并且关系会变得更密切。”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当下全球化的形式伴随着一种对差异的理解上的根本性变化。在19世纪，当时还是以“世界政治”和“文明”为名的全球化，在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条件下，把欧洲— 美国规范的传播设为前提。在这一范式中，文化差异会被等级化和时间化：世界的互联被视为一种全面现代化和逐步均质化的一部分。在阿里夫·德里克看来，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变化：文化差异不再显得落后，而是被理解成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或普世主义概念的另一种选项。现在，全球化和文化自主性的坚持并行不悖。甚至可以说，全球性整合的增长强化和制造了文化特殊性。21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历了一种“空间的转向”，不再是一种在发展阶段论意义上对差异的“时间化”。 文化上保留差异和文化上彼此竞争的两种现代化方案，现在被认为是可以并存的了，正如在后殖民研究和多元现代性理论传播中所表现的一样。

关于这个辩论还有最后一点补充，分期的讨论有一个启发性的功能，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更新。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的工作不会结束，在将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它是课堂上的基础知识。至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否会长久地发挥作用，还是一个问题。这首先取决于“全球化”能否成为一个对当下有针对性的分析性概念，其次还要看这个概念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否有用。这充分说明了，如果想坚持某一种世界历史分期的话，更专门和对历史学语境更敏锐的概念会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