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美国历史学者的修养和技艺

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历史学家团体。它于1884年成立，那个时候，历史学在美国刚刚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因此，以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富兰克林·詹姆森（J. Franklin Jameson）、伊弗雷姆·埃默顿（Ephraim Emerton）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以美国历史协会作为平台，探索历史学在美国发展的道路及未来。他们积极创办历史学类的刊物，撰写协会年度报告，用来交流在历史学研究、教学以及方法理论方面的突破和进展。在协会第一任主席赫伯特·亚当斯的带领下，协会主要成员就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多个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如历史学研究的价值、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历史学研究的资料来源、历史学的教学方法与老师应该具备的素养、历史学大学入门考试的要求等等。该文是在欧洲中世纪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伊弗雷姆·埃默顿在探讨有关历史学博士应该具备何种能力时所做的报告。它倡导对历史学者百科全书式的培养，展现了那个年代美国最好的历史学家如何在心中擘画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原文发表在美国历史协会1893年年度报告上，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崴翻译。

1889年12月30日，美国历史协会在美国国会成立时拍摄的执行官员合影。

目前为止，对学者来说，在学术生涯中获得博士学位是最为重要的学术荣誉。与此相对，学士学位早已没有任何独特的意义。然而，直到最近，文学硕士仍然是备受嘲笑的对象。尽管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重铸它的荣光，但它仍然是一个定义模糊的存在，无法用特别的语言对它进行描述。而“博士学位”这一概念本身，至少在学者们的心目中，代表着某种比较明确和值得保留的东西。它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它保持新颖的特质。但它也同样处在要么存续下去、要么就此消失的关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把虚无缥缈之物信以为真的倾向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而这种倾向对美国的教育实践造成了巨大伤害。因此，如果我们要为我们唯一有用的最高学位找寻其存在的意义，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辩护的态度。

博士学位（Ph.D）的这种特殊意义应该是，它代表了在获得最高学士学位后应该继续进行两年不间断的专业学习。这种学习必须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学术研究领域，并在该领域顶尖学者的指导下，心无旁骛地开展学习。其方法必须是研究型的，而不是一味接受灌输。其目的必须是在培养自身能力的同时汲取专业知识。

目前，在授予博士学位时还存在一些弊害现象，如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远程”授予博士学位，以及在学习时间不足和开展适当研究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仍然授予博士学位。在某些地方，对远离学术资源、甚至是在其他专业领域从事“毫不相干”工作的人授予学位，被认为是扩大博士规模的最佳手段。在其他情况下，博士学位还会授予那些写书或为学术事业作出其他贡献的人，又或者，就像我最近听说的一个例子，会授予那些因为环境的阻碍，本该作出学术贡献却并没有贡献的人。所有这些可以归结为一种有害的倾向，那就是尽可能多地培养博士生。尽管他们知道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宁缺毋滥，不轻易授予博士学位，并且只有在我们教育系统的资源能够为此提供坚实基础时，才去适当扩大博士学位授予的规模。

我提到的这些危害，在历史学博士培养过程中尤其需要警惕。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实验室设施完备的重要性已得到充分认识，学生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放弃最好的实验设备和教学条件，去选择相对次级的实验室和教学团队。他自然会去少数几个已购置大型和昂贵设备的重要中心，那里汇聚了在他们领域中享有声望的学者。但是在历史领域，却不存在同等的情况。年轻人似乎很早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历史知识与历史事实在有限的参考书中就可以获得，而研究历史也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修养和技艺。因此，如果一个人对博士毕业后工作的构想是在高校任教，而历史刚好又是他感兴趣的学科，那么他很容易就会被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相当宽松的条件所吸引，并且他很可能无法领会他所选择的研究课题的纷繁复杂以及背后道路的艰深。因此，那些真正关心我们高等教育的人，不能以其他学科为尺度来树立历史学领域的标杆。

在确定有关美国历史学博士培养的建设性要求时，首先应引起重视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入门训练。考虑到学士学位多种多样，因此假使我们仅凭这一学位作为未来进行深入研究的门槛，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以为各式学士学位没有区别。我们使用了 “本科生”和 “研究生”这两个令人遗憾的术语， 有些文学硕士不懂拉丁文或希腊文，缺乏任何现代语言基础，没有修习过历史、哲学等课程，甚至不懂政治经济学。在确立授予高等学位的要求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忽略这些差别，并假定我们的情况与德国类似。例如，在德国，完全可以假定文理中学（德国中等教育体系中为进入大学进行准备的学校）的毕业生，无论他来自何处，都会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去开展后续的研究工作。

也许我们没必要规定我们未来的历史学博士生一定要获得过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学士学位。但我们必须规定他在进入高阶历史课程之前接受过专门的历史研究学术训练。首先，他应该接受良好的语言训练。当然，我不太赞同语言学和历史学是一回事的观点，甚至会犹豫是否要把它们归为一类，即便欧洲主流历史学派已经把它们归为学术领域中最自然的“孪生兄弟”。但是，无论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语言知识作为支撑，历史研究只能是最粗浅的学科。因为，几乎有关全人类生活的记载，尤其是最值得历史学家研究的记载，都是用英语之外的语言书写的，如果我们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那我们的历史研究就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培养的历史学博士要在使用史学材料时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就像化学家是使用化学领域材料的专家，经济学家是使用经济学领域材料的专家，神学家是使用神学领域材料的专家一样，那么历史学博士就必须能够阅读记载历史的各种文字，而在他开始研究生涯之前，他就应该具备必要的多语种阅读能力。按照语言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他应该能够轻松阅读拉丁文、德文和法文，并掌握一些希腊文知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是，在本科阶段的老师指导下开始学习之后，利用长假快速阅读用现代语言撰写的作品，阅读的文章和著述既要让他领略上乘的谋篇布局之道，又要有足够的趣味性，以培养他对历史专业的兴趣。本科老师无法在开始阶段就帮上什么忙，而且如果在这个阶段过于依赖老师的帮助，就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按照这个计划（对于我们的博士生来说，没有其他选择了），一个有能力、有朝气的年轻人在毕业时应该得到足够的语言训练，这样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处理多种语言的原始和二手文献资料。我们的博士生在这方面的优势将是毋庸置疑的。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不仅能够成为自身狭窄研究领域的专家，而且还能在自身兴趣导引下，在迈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时取得成果。可以说，他获得了一种工具，而且今后无论他在哪里工作，这种工具都将为他服务，而他以后再也无法轻易获得这种工具了。

其次，我们的博士候选人应该接受一些哲学方面的训练。对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在人类言语中提炼出来的证据的研究。历史学家的主要缺陷，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以及我们对历史学家所研究主题相关知识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往往是历史学家无法理解并正确解释史料。也许没有人比长期在现代历史研究事业中耕耘的人更能感受到这一困境的存在。如果一个学生偏信最勤奋、最训练有素的德国人的归纳能力，却不加以仔细检查，他就会使自己陷入到错漏百出的危险境地。要避免这种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养成严密而有条理的思维习惯，而在学术上，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形式逻辑。另一方面，应该记住，对历史事实进行科学化的考证，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不按照数理规则进行；它只涉及高度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因此，历史学博士候选人应该在这样一种预设中锻炼自己，这种预设不仅强调人类运用自身判断力，还包含在作判断时犯错的可能性。如果他能仔细阅读和思考一些关于证据法的论文，特别是那些法律专业领域的学生可能会用到的论文，那将会对他的研究有促进作用。如果他能在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他所研究的事物不受数学定律甚至形式逻辑原理的约束，而是有自身独特的规律，这一切都将是他研究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在他有朝一日成为历史学家时他将受益于这种精神状态。

再次强调，对早期史的研究应该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毕竟，人的首要需求是日常充饥的面包，在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所有政治生活和国民生活的伟大结合之下，潜藏着自我保护和物质生活进步的推动力，这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项研究的原理并不难。因为一个聪明的学生可以通过教学大纲理解它们，而大学生往往能够吸收相当多这类信息，这些信息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必定会派上用场。例如，如果他能够正确地理解影响政治史进程的这些因素，民族大迁徙往往是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残存在地球上某一地区的族群的衰落，人口的增长和衰减，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对经济因素给予应有的重视。

作为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前准备工作的适当补充，我想强调的最后一个主题是美术。如果历史学家的视野中完全没有人类心灵中最美妙的产物，这一仅次于伟大文学作品的艺术，那他就太逊色了。我不会忘记，美国学生在这方面是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欧洲学生，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学生缺乏供其研究的伟大艺术作品，而且还因为我们的社会普遍缺乏审美意识。但是，另一方面，我知道，当我们的年轻人捕捉到人类美学进步的迹象时，他们是多么渴望了解这些知识。而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了解人类在这方面的成就，即使书本是主要的信息获取来源，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美术为历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把钥匙，打开了许多原本晦涩难懂的历史时期的秘密，而这些时期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历史学研究者必须直面的最具启发性的时期。现代摄影技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在教学方面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原件。在美术方面的训练，会对在未来从事任何专业性更强的历史研究的学生产生极为有益的影响。

至于我们可以适当地要求那些希望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进行多少这种更加专业化的史学训练，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探讨。我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在总体上是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要在一个在语言、哲学、经济学和艺术史等方面都具备良好条件的候选人，和一个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研究和学习历史，却没有任何上述专业领域之外能力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前者。但我们并非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大学课程是建立在学生在前大学阶段积累的扎实知识基础上的，大约在十八岁开始，除了我提到的专门学习历史的情况之外，我们的学生还有大量实际获得历史知识的机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一个经过美式教育培养的年轻人在学校里会对希腊和罗马历史略知一二，并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有所了解。如果现在能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大学一年的课程修习，这对一个要成为该领域专家的人来说并不是奢求，那么他就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历史知识，从而为开始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奠定基础。按照通常的规律，这项工作不会在同一学年全部完成。在此后的时间里，他还需要修习相当多的中世纪和近代史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增加一门中世纪史、一门欧洲近现代史和一门美国宪法史的课程，以及一年的实践课程。实践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处理历史文献的方法，而不是获取有关历史的事实信息。在这个阶段，给每个学生制定一个应该遵循的具体的学习课程计划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说，在这一预备阶段，学生应该对人类文明史的关键时期有一个相当全面的了解。与此同时，如果能够学习一些有别于美术的考古学知识，特别是人类作为具有劳动力和创造力物种的发展过程，那么学生理解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将得到有效拓宽。

接下来，我们的博士候选人将进入以获得博士学位为直接目标的专门学习阶段。在获取、理解和研究这三个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主要引导博士候选人加强“研究”方面的训练，但同时也要在“获取”和“理解”方面提高他们的能力。候选人应该永不停止地获取知识；他永远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历史 “事实”知识。特别是在他没有那么感兴趣的历史领域，他更应该进行广泛而深刻的阅读，在那里寻找类比和例证，将他时空范围相对狭窄的研究与人类经验的伟大历程联系起来。例如，美国史专家永远不能放弃仔细阅读希腊、罗马、中世纪意大利和现代瑞士的伟大共和制实践，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我们美国政治实践的精彩故事的意义。同样，在努力理解宪法和制度生活中较为模糊的关系时，候选人也可以从经验丰富的教师那里得到帮助。他应该积极去听那些精通这些知识的学者的讲座，因为这是他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能够遇到的宝贵机会，也会是他最后的机会。通过与那些在这个专业领域走过漫长道路的人进行接触，他将获得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只有当他坚持从这两个途径不断提升理解力并获得新知识时，他才有机会从原本更为狭窄的研究工作中获益。

至于为获得博士学位需要花费的专门学习的时间，我认为两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底线。以往的经验表明，几乎每一位候选人在两年的专业学习结束时，都会发现自己仍处在犹豫不决的境地，不知道该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而如何让这两年的学习生涯过得充实，我们无法制定出每个候选人都应遵循的精确路线。不过，我们可以根据经验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未来的博士确实应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我们也要防止他成为居于井底、见识狭隘的专家。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句话，我们应该在录取博士生时用范围有限的知识严格把关，从而为他在未来研究中大展拳脚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进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尽管这个领域在表述上存在其限定范围，但由于其研究的性质，这个领域会吸引他不断深入，超越单纯表述的限制，进入越来越广阔的兴趣圈和未来潜在的研究领域。

在欧洲，学者的视野过于狭窄是一种危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么这种危险在美国引发的后果将更加严重。欧洲历史教师的教学工作划分精细，高度专业化；而美国历史教师的工作则必须长期保持像历史领域本身一样宽广，因为这有益于他个人的教育教学。实际上，德国上一辈的伟大历史教师，那些真正引领历史学科与教学发展的人，也都是渊博之人。在他们中间，同时讲授世界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人并不罕见，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更大的成效。我们一直在向德国学习 “专业化 ”这一课，但我们也应小心把握好其中的度，不必亦步亦趋。

要消除这种威胁性带来的弊端，就必须让年轻学者时刻牢记，历史只是一门学科，其中确实有许多分支，但这些分支只有在与主体部分相联系时才能展现出它的价值。为了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帮助年轻学者了解许多适用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科的知识，而不受制于时期划分。例如，在德国被称为 “方法论和百科全书 ”的课程就是这样一种教学实践。尽管这种称谓听起来缺乏吸引力，但对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却大有裨益，因为它将有关历史本身和史学方法的所有理论上最值得了解的东西都集中在一门课程之内。如果有人反对说，学习方法的最佳途径是使用方法，那么我的回答是，只要能让专业历史学家体会到他的学科的统一性，认识到它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和价值，感受到他是全世界追求与自己相同兴趣的学者这一伟大群体中的一员，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他对自己毕生的研究有更高的认识，并使他在工作中更有效率。而他在做“学徒”时，正是获得这些印象的时刻。

同样，我认为所有这一类研究在美国还没有固定的名称，但在欧洲被称为历史学的辅助性学科。这些辅助研究不仅与整个历史有关，还对任何想成为历史学领域通才的人都有用。它们包括年代学、地理学、人类学、钱币学、外交学、印章学、纹章学和古文字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每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有所了解的领域。事实上，确凿无疑的是，如果一门科学总是涉及时序更替，那么研究它的专家就应该对确定时序的方法有所了解；如果一个人一直在研究事件的发生和运动的进展，那么他就应该具备一定的学科知识去了解，历史舞台是如何为“你方唱罢我登场”做好准备的；而在一门几乎完全依靠文献证据的学科中，如果研究者对这些文献的编撰过程和所用的语言一无所知，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大师。然而，尽管这一论点看似简单，但据我所知，在美国只有一个地方曾经尝试去系统地指导学生学习这些辅助性学科，以获得历史学学位，而这一尝试最终却因管理者的漠不关心而失败了。随着我们这门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最终可能会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都掌握这类辅助性知识。

关于对历史学家具有普遍价值的另一个话题，我的想法更加不确切。我认为，对历史哲学展开深入研究不应该是学者生涯的早期，而应该是后期。历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思辨性的学科，它的魔力对未经训练的头脑来说非常危险，以至于我应该警告任何缺乏真正称得上深厚历史知识的人，不要深入研究历史哲学。然而，有了这样的警告，再加上清楚地认识到他对历史问题只能做出推测，绝不能寻求确定性，历史学博士候选人就可以非常有益地冒险对这一领域进行短暂的探索。这可以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存在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理论，从而避免对其基本原理产生片面的认识。无论如何，历史学博士候选人应该知道的是，除非用一种正确的哲学来解释，否则所有的历史知识都不过是杂乱无章的填鸭式知识，而不管这种哲学多么灵活。

最后，我要谈谈我们应该如何管理和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这一伟大荣誉。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准备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应在合格导师的密切指导下进行。博士候选人应该是大学阶段的佼佼者。然而，他不应被要求在教学工作中承担任何重要的任务。他可以做多少教学工作，完全取决于教学是否有可能促进他在专业领域的成长。一方面，他的研究工作要系统、规律、有条理；另一方面，他不应受到本科生时期所必需的时间和地点的琐碎限制。他与系里教师的关系应该是朋友式的，与他们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通过这种密切的人际交往所获得的关于如何做学问的知识，比通过频繁的考试或其他方法测试候选人要更加有效。如果一个人无法利用博士候选人身份带来的便利和自由，在学术上谋求进步，那他就不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努力赋予他的这些学术能力，应该通过或多或少的研究作品来检验。我重视这种学习生涯中期的检验，一方面是认为这种中期训练能够为最终的学位论文做准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少有时候在对博士生进行考评时对最终论文的过分重视。在许多情况下，如果要求博士候选人在其粗略的论文中反复介绍其本就未经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他就会知道自身的薄弱环节何在，并且能够避免在最后才发现他费尽心思的巨大努力，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此外，在考虑评奖问题时，也可以对这些初步测试给予足够的重视，以避免过分突出最后的学位论文。

关于博士论文的性质，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我们有可能会夸大通常提出的最有用的要求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博士论文应该对学科整体的进步作出贡献，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士论文应该具有独创性。只是我发现，在对“独创性”一词进行解释时格外困难。对现代德国学者造成的最大伤害，莫过于病态地渴求发现所谓新的事物及新事物带来的与众不同之感。这种对创新的渴望有时会激发出伟大的成果，但有时也会引发一种对“四平八稳”的病态恐惧，这种心态我们美国学者绝不能效仿。历史领域充满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能够对其中某一个问题相关的材料进行广泛的研究，脚踏实地去阐明这个问题，那就已经算是卓有成效了。实际上，新问题的发现并不能作为研究生涯是否成功的检验标准，除非我们想把我们的学生限制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最为狭窄的部分，即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

至于是否需要对博士候选人的历史知识总体掌握情况进行最终考试（口头或其他方式），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博士候选人在申请学位期间经常接受考试，这就足以证明他在这一方面符合学位要求。但是，反过来说，没有人能够掌握一切知识，而且一次涵盖了非常广泛领域的考试在测试力度上必然是肤浅的。这种观点过分强调考试只是“完成”然后就此被搁置的倾向，这是较为片面的观点。即使一个人在其课程学习的早期阶段接受过考试，他当时所掌握的知识也不应该毫无缘由地在他头脑中消失；这些知识应该在他后来的学习生涯中得到巩固和扩充，而博士学位专门考试的宗旨正是要候选人达到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这种考试以口头形式进行，题目设置应尽可能的广泛，并为候选人提供最好的机会来展示自身的知识储备，要明确的是，这并非是对候选人死记硬背成果的检验，而是要求候选人介绍他对所选课题成熟的、有条理的思考。如果是书面考试，候选人应该被允许在海量的题库中择题作答，这可能会更加利于部分人展现出符合自身期待的真实水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取消这样一种深入的最终考试。

多年来在博士学位管理方面的经验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在美国学术界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人看不起所有的学位，认为它们是虚构的、毫无价值的。事实上，它们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管理的严格程度。在我们的教育经验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莫过于：给申请博士学位增加难度不仅会提高博士学位的价值，而且实际上会激发人们对获得博士学位的更大渴望。美国青年一时可能会被教育骗子所蒙骗，但他们还是非常乐意地接受这一观点，即任何宝贵的事物都值得为之风雨兼程，而且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不必担心吓退他们。他们只会再接再厉，最终，如果他们具备了学者的品格和素质，他们自然就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让我们在这一努力中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