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留下创伤后遗症，要如何告别？

以书写女性被熟知的韩国作家韩江在近十年开始了创作上的转型，发表了两部基于韩国历史事件改编的虚构作品，分别是《少年来了》（2014）和《不做告别》（2021）。作为她最新的一部作品，《不做告别》以1948年至1954年由韩国军警在济州岛造成三万多名无辜民众死亡的暴力镇压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事件过去多年后的当下，一对友人因工作原因参与该事件的追索，在真相的重压下遭遇的经历。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名为庆荷的叙述者是一名作家，因为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城市屠杀的作品后饱受折磨——这段人物背景与韩江创作《少年来了》的经历重合。她时常会做关于这座城市的噩梦，无法安睡。“但正如同身体被分成两半一样，那本书的阴影隐约出现在我所有的生活当中”，她因此离开家人独居，一度在失去活着的信念下写好遗书。

随后，庆荷接到了曾经的友人仁善的求助电话，前往医院照看她，在接受仁善的委托后她又迎着暴雪来到仁善位于济州岛村落里的老屋。在这个被暴雪、黑暗和寂静遮蔽的地方，庆荷遇到了仁善死去的鸟、本应在首尔医院却在此现身的仁善，小说也在这种亦真亦幻、生死被抹去界限的环境下迎来高潮：济州岛屠杀的记忆被层层揭开，而承载它之一的正是仁善死去的父辈。

韩江

作为一部核心是大屠杀的作品，韩江并未采取道德层面上更加安全的报道式或非虚构写法，也并未从事件亲历者的角度去展开讲述。

小说的前半部分，大量的文字记录了叙述者庆荷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摆脱的噩梦、莫名颤抖的身体，胃痉挛、偏头痛，让她感到窒息的水汽和湿透后贴在脊背上的棉衬衫。在尚未知晓历史事件的全貌下，这些经由一个人的身体所累积的不适感正是它现身的前兆。它几乎剥夺了庆荷原本的生活，重新塑造了她对生活只剩下无力、痛苦和绝望的感官，也从侧面印证了大屠杀记忆带来的伤害是如此的持久和强有力。即便它已过去多年，即便庆荷并非事件的亲历者而只是一个在多年后目睹过它的旁观者，却依旧无法从中幸免。她为此感到惊讶：“我既然下定决心要写屠杀和拷问的内容，但怎么能盼望总有一天能摆脱痛苦，能与所有的痕迹轻易告别？”

从一个旁观者的主观感受介入一个如此沉重的历史事件，这是韩江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最特别，同时也最危险、最容易受到争议的部分。纵使这部作品是韩江在创作主题上的转型之作，但它依旧沿用了从其创作早期至今常用的一些元素。在2005年出版的《玄鹿》里，报社记者任英和学弟明润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在暴风雪中寻找失踪的友人仪仙。在介于《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之间出版的《白》（2016）里，韩江借由雪、霜花、骨灰、盐等“白色意象”，描述了一个由夭折的姐姐、死去的青年、二战中被摧毁的华沙所组成的消失的世界。在韩江笔下，雪这种自带易逝特性的洁白之物似乎象征着消失，同时又能如此轻巧地将过往与记忆覆盖。而一旦想要穿过它，寻回覆盖之下的过去与记忆，却要付出艰巨的代价。

在《不做告别》中，穿过暴风雪赶往济州岛的路途，“湿黑的柏油路上，我每一瞬间都在横穿数千朵的雪花落下、消失的人行道”，伴随着雪而来的还有黑暗，“我睁着湿润的眼睛环视周遭的黑暗，那是和闭上眼睛时一样的黑暗。看不见的雪花掉进瞳孔，我眨着眼睛”。这几乎是对庆荷在小说前半部分那些经由身体传达的“历史后遗症”的再现，它们幻化为白雪和黑暗，干净，同时散发出刺骨的痛感，只有再度穿过它们才能来到历史真相的面前，与仁善一道从漆黑的书架上翻开那些不被知晓的死者的档案。

所谓的“历史后遗症”还出现仁善的母亲身上。作为济州大屠杀的亲历者，母亲在儿时目睹哥哥被抓走后失踪，她后来的丈夫是军警手下的幸存者，余生里手部因颤抖无法接过水碗，“双手发抖也是拷问的后遗症”。至亲的遭遇成为母亲记忆深处的顽疾，她几乎从未向女儿仁善提及这些。反而是在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在包裹顽疾的记忆从脑海中剥离时，它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妈妈精神极度清晰的瞬间像闪光一样降临，如锐利刀子般的记忆袭击妈妈的瞬间。每当那个时候，妈妈总会不间断地说着。就像被手术刀切开身体的人一样，就像血淋淋的记忆不断涌出一样”，母亲不断地呼唤女儿救救她，言下之意，她想要从济州岛大屠杀的记忆中解脱。但如此讽刺，它甚至不会放过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反而要在她垂老濒死时如回光返照般涌现。

纪录片《汤与意识形态》

韩江塑造的母亲角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韩裔日籍导演韩英姬的纪录片《汤与意识形态》。影片里，导演将镜头对准自己的母亲——18岁时因济州岛大屠杀偷渡到日本的韩国人，她也是当时逃亡日本的4000多名济州岛民中的一个。

影片的结构跟《不做告别》相似，前半段记录母亲的老年生活，后半段随着导演带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重回济州岛，母亲身上的秘密被完整地揭开，她的舅舅们在当年被无辜杀害，未婚夫因参与反抗死去。时隔多年，踏上故土的母亲总是表现得沉默，旁边的声音来自导演：“阿尔兹海默症抹去了记忆和时间感，母亲是记不起来还是不愿回忆？”而无论是记不起来还是不愿回忆，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幸存者在抗拒这种历史后遗症带来的二次伤害。

与韩江归属同代作家的金息也曾在其多部作品里探讨韩国当代史上的历史事件。她出版于2016年的作品《最后一人》聚焦二战时期韩国的慰安妇群体，以虚构的笔法结合300多位受害者的证言，塑造了一位13岁时被绑架带往中国的东北，在日本军营经历“人间地狱”后幸存的女孩。在艰难回国后，将过去隐瞒的她过上了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随着年龄增长，亮明自己慰安妇身份的老人们逐渐离世，仅剩最后一人。同样已是老人的她在无法面对过去和承受世人异样的眼光中受困，迟迟无法宣告自己曾是受害者之一，成为未被知晓的“最后一人”。

小说的叙事由女孩们在日本军营的遭遇和老人在当下的生活共同组成，涉及历史的叙事几乎极度惨烈、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充满绝望、死亡和屈辱的“人间地狱”，老年的生活虽然看似孤寂且平静，但恐惧却以另一种方式渗透在当下，环绕在老人居住的社区周围。

它是改衣店里为了给店主产崽卖钱的狗，“肚子上布满了女人亲手缝合后留下的瘢痕，那么丑陋，像一排地震带”。它是拾荒老头抓走的猫，“恐惧的猫崽伸出尖尖的爪子在空中胡乱挣扎，然后被强行塞入了暗红色的洋葱网兜”。它也是老人在无人的巷子里遇见的哭泣的女人，直到之后来了警察她才知道那个女人是偷渡来的，“和平别墅里好像住了一群从外国偷渡过来的女人”。

金息

作家的创作意图在此表露无遗，老人所见的猫狗和他人的遭遇其实意味着她无法在当下的生活里彻底抹除那段经历留下的伤痕，它随时可以重来。可以说，金息笔下的老人和韩江带有自传色彩的旁观者们患有同一种“历史创伤后遗症”。而在金息这里，她还借由那些披露自己慰安妇身份的老人们的遭遇审问了韩国社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个群体大都依靠打零工糊口，在亮明身份后可能被家人以蒙羞的名义断绝关系，遭受陌生人误解与非议，以此为代价换来的只有政府提供的一份微薄补助金。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伤害？来自整个社会对这段历史的回避。这也是为什么，老人用七十多年写下的“我也是受害者”迟迟不敢公布，“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她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身体睡着的时候，灵魂却醒着；灵魂睡着的时候，身体却醒着”。

如何告别？无法抹去的记忆让身为个体的亲历者和旁观者们在漫长的时间里病得越来越重，因为选择回避集体记忆，国家和社会宁愿让自己患上盲症。《少年来了》里，亲历者有这样一段疼痛入骨的自述：“那段经历就像是一场核灾，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