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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老榕：追忆韩国磐老师

杨国桢

2024-05-09 11:18

来源：澎湃新闻

韩国磐老师是中国史学大家，曾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主要台柱之一。对他的道德文章与学术贡献及地位，评述甚多。在这里主要追忆我与他交集的一些事。

1957年我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年轻有为的副教授韩老师，已是厦门大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奠基人。他在出版《隋朝史略》（1954年）《柴荣》(1956年)的基础上，又接连出版了《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年）《隋炀帝》（1957年）《北朝经济试探》（1958年）《隋唐五代史纲》（1961年）4本著作。他是我崇拜的偶像。我把吃饭省下来的钱买他写的书，细读并珍藏。不久，韩老师为我们上“历史文选”课，音正腔圆、温柔儒雅、循循善诱的教学，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的功力，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

（一）

大学毕业后，我留系工作，1962年调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兼傅衣凌教授助手，和韩老师成为同事。他时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给我们青年教师很多帮助和指导。我写的《宣南诗社与林则徐》，就是经过他的精心修改，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

1962年9月，毛主席提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响应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教育，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我才第一次听韩老师讲他的家史。

原来，韩老师于1920年2月13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市如皋韩庄（今属江苏海安市），家境贫寒，自幼勤奋好学，得家族资助，得以入读韩氏私立小学和县立实验小学，到省立如皋师范学校读中学。1940年9月考入在福建崇安县晴川武夷宫办学的“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按军训大队部编制，编入第一中队第一区队第二班。1941年9月，留校任助理员，协助代主任委员毛夷庚工作。1942年8月转学长汀厦门大学历史系，1945年7月毕业，1946年8月经叶国庆教授引荐，任厦大历史系助教。抗战胜利，随厦大迁回厦门后，1951年8月任讲师，1956年7月获聘副教授（1957年颁发聘书）。

“文革”初期，傅韩两位老师被红卫兵打成福建“三家村”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栏”。韩老师在建南大会堂召开的大会被点名批判，造反派发动群众揭发他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大字报花样翻新，有人以他1962年发表的《论唐太宗》为例，说唐太宗前十年好，后十年犯错误，是影射攻击毛主席。韩老师家在鼓浪屿，每次来学校，手拿一把黑色的遮阳伞是他的标配。没想到这竟被作为攻击的道具，其中有一幅漫画，画面是韩老师手里抓着一把打开的遮阳伞，从空中往下掉。意为害怕阳光。

（二）

1969年12月6日，国家科委、教育部等单位军事管制小组联合通知，厦门大学下放由福建省革委会领导。中旬，学校革委会动员上山下乡，历史系一些教师如罗耀九、陈孔立等举家下放，到闽西插队落户，孙晋华老师等下放到厦门的一些中学任教。我未下放，被借调到厦门大学写作组。

1970年6月，中文系与历史系合并为文史系。10月24日，文史系工农试点班学员44人入学（中文专业25人，历史专业19人），学制二年。历史课程只有一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史》。韩老师被“起用”，受命刻蜡板，文史系工农试点班一年级的讲义基本上是他刻写的。我从写作组回到文史系，1971年4–6月，带文史系工农兵学员赴闽西实习调查，编写《红太阳照亮了闽西》（初稿）。

1971年9月，傅韩两先生从“牛栏”解放。文史系决定招收1972级普通班工农兵学员30人，学制3年。修订教学方案，增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古代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程。我向系革命领导小组提议并获同意，组建中国古代史组，由我和傅韩两先生共3人组成，我任组长，准备上课，编写教材。

根据军代表的指示，编写教材要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结合。于是我先到海沧公社革委会联系下乡地点，得到时任主任的王望同志热情接待，悉心照顾，安排我们3人到石塘大队(今海沧管委会所在地)下乡一个月，主要任务是访贫问苦，编写《石塘村史》作为农民夜校教材。

9月下旬，我与傅韩两先生在第一码头集合，乘船到海沧镇，海沧公社革委会派3部摩托车载我们去石塘大队，不安排与贫下中农“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借住在华侨捐办的石塘医院病房，在大队部食堂吃饭。白日访问老农、借阅《谢氏家乘》，编写《石塘村史》。每周日放假，大队干部还帮我们买了猪肉和活鸭带回。我们从石塘大队乘小船到东渡，再乘船到第一码头，然后各自回家。

从访问中我们了解到，石塘大队原是海澄县四区金钟乡的一个保，有石塘、埭头、东坑、留山、水头、排头6个自然村。明代属于月港，居民向海而生，前往南洋谋生络绎不绝，是著名的侨乡。谢氏的世德堂，是本乡谢姓华侨在海外筹资所组织的，这个公堂财产很多，在槟榔屿有二百多座，每年均有汇款用来办学校，救济同族的贫民，在春秋二季，还有另外的汇款，以济祭祖之用。到了民国时期，石塘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土地被地主谢亚振、李良武、李小稻等人所霸占。谢亚振有租一百多担，李良武则霸占石塘土地三分有其二。海沧四大恶霸地主之一，号称“海沧东虎”的谢腾胶，就是石塘人。

地主不仅霸占土地，而且垄断海沧的海权，如后井的海面，即属周姓所有，不得到同意，他人不能随便下海。抗战时，厦门沦陷，石塘与厦门隔海相望，石塘又成日寇攻击的目标，每天打3次炮（早八时，中午十二时，晚五时），房屋被轰倒有一百多间。飞机大炮天天来，贫下中农不能耕田下海，生活无着，只有到处流亡，或出走外乡，或逃往南洋。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抓壮丁、抢粮食，罪行累累。

根据访谈记录和查阅族谱资料，我们顺利完成写作，并在农民夜校宣讲，获得好评。10月下旬，返回厦大，正好赶上学校传达“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中共中央65号文件。

我们3人合写的《石塘村史》原稿由我保存，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幸好傅先生在《厦门海沧石塘〈谢氏家乘〉有关华侨史料》（《华侨问题资料》1981年第1期）抄录了一部分作为前言，可供今人参考。

1971年11月，我和柯友根老师到龙岩、永定、上杭、武平等地党史办、纪念馆，查找修改《红太阳照亮了闽西》（初稿）的资料。到永定时，还受韩国磐老师之托，约下乡在永定农村的韩耿、韩旻兄妹来招待所，听取他们的诉求，向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反映，争取把他俩安排工作或调回厦门，但未能成功。

1972年7～9月，单科独进，我与傅韩两先生合作，为工农试点班开“中国古代史”课程，合编讲义《中国古代史纲要》，由厦门大学文史系油印。

1973年，文史系分设，恢复中文系和历史系，我们共同为历史系普通班工农兵学员上“中国古代史”课。

1975年7月，韩先生罹患食道癌到福州手术，切除食道，将胃悬于胸腔与咽喉相接，但术前术后，他仍坚强执笔，完成《隋唐五代史纲》的修订。1976年7月，我举家迁入厦门大学后，每年春节正月初一日上午，我和内人翁丽芳都带一双儿女先到傅先生家拜年，再坐公共汽车到轮渡码头，乘船到鼓浪屿，走到鹿礁路26号韩老师家拜年。

“文革”之后，韩先生迎来他的学术春天。1978年10月，厦大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韩先生收硕士研究生杨际平、李伯重。12月11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提升韩先生为教授。1979年10月，韩先生著《隋唐五代史论集》出版。12月，六十生日前夕，他满怀激情地吟道：“俯仰人间六十秋，阴晴显晦几欢愁。漫言玉烛传三岛，可有新词动十州？四害烟消天浩荡，三千水击意优游。风光满眼情何限，更上元龙百尺楼”。

1982年5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主编傅衣凌，顾问韩国磐、陈诗启，我为常务编辑，主持日常工作。1983年4月，韩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史纲》出版。1985年10–11月，韩国磐先生赴日本明治大学讲学，名动东瀛。

（三）

也许是一种缘分，或是厦大历史系在全省史学界的地位，傅韩两先生与我接力担任福建历史学会会长。

福建省历史学会筹建于1962年9月，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筹建于1962年12月，傅先生是创会会长。

1979年1月5-12日，福建省历史学会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第二届理事会，傅先生为会长。同时改选厦门分会第二届理事会，韩先生为会长。

1981年12月18-21日，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选举第三届理事会，韩先生为会长。

1991年12月26日，福建省历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韩先生当选第四届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

1999年5月19日，我接替韩先生，在福建省历史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福建省历史学会会长。

（四）

长期以来，傅韩两先生与我潜心研究中国史，并作出学术贡献，得到高校界、学术界的认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批准我们为博士生导师。

1981年7月26日至8月2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术评议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评选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和指导教师。11月3日，国务院批准公布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和指导教师名单，厦门大学历史学科有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两个博士点，指导教师均为傅先生。

1983年12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韩先生与韩振华教授为全国第二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1986年7月28日，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成为全国第三批博士生导师。

韩先生与我成为博导之后，最多的交集是相互担任对方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为厦大历史系的地位提升与人才培养互为支持。

1987–2001年，我陆续出席韩先生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有：

——1987年12月2日，出席谢元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韩振华，外校来的委员有姜伯勤、徐连达。

——1988年6月9日，出席陈明光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胡守为，外校的委员有吴鉒鉒。

——1988年12月16日，出席刘海峰、胡沧泽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卞孝萱，外校委员有刘学沛、吴鉒鉒。

——1989年6月18日，出席马良怀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刘学沛，外来委员有吴鉒鉒。

——1992年6月6日，出席韩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韩振华，外校委员有姜伯勤。

——1993年6月，出席周东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卞孝萱。

周东平与答辩委员会委员合影。左起：杨国桢、卞孝萱、韩国磐、盛新民、郑学檬、韩昇、周东平。

——1997年6月16日，出席博士生宁志新、毛蕾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陈国灿。

——1998年6月，出席方百寿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

——2001年7月2日，我参加韩先生与韩昇老师博士生金滢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韩先生与我还共同出席韩振华老师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如：1988年12月17日，一起出席韩振华老师博士生廖大珂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韩老师为主席，我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外来委员有戴可来、刘学沛。 1989年5月5日，一起出席韩振华老师博士生庄国土、陈希育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主席田汝康，外来委员有邱立本。1990年1月，又一起出席韩振华老师博士生聂德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外来委员有刘学沛、戴可来。

1989—1999年，韩老师十几次参加或主持我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

——1989年3月11日，傅先生和我指导的博士生陈春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韩老师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外地的委员有汤明燧、林庆元。

——1991年9月5日，韩老师到人类博物馆楼下会议室，出席我的博士生李长弓、郭润涛、张和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上午，郭润涛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王思治，外地委员黄启臣。张和平答辩，委员会主席韩先生，外地委员王思治、黄启臣。下午，李长弓答辩，主席黄启臣，外地委员王思治。

——1991年12月24日上午，出席曾玲、周翔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韩先生，外地委员陈元熙。

曾玲（右）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左一韩先生，右二林金枝。

——1992年5月，罗一星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韩先生，校外委员李龙潜、陈元煦。

——1993年5月6日，刘正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韩先生，校外委员黄启臣。

刘正刚答辩委员会成员，左起：林金枝、韩国磐、黄启臣、杨国桢。

——1996年7月5日，欧阳宗书、张晓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韩先生主持，外地委员陈春声。

欧阳宗书、张晓宁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预备会议，中排：韩国磐、杨国桢、右边陈支平，左边由上到下：陈春声、庄国土、王日根（秘书）。

韩国磐与杨国桢在答辩会上

——1997年6月20日，陈东有、钞晓鸿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韩先生主持。外地委员周振鹤。

答辩会一角。左起：杨国桢、周振鹤、韩国磐。

陈东有、钞晓鸿与答辩委员会委员合影。左起：王日根、郑振满、杨国桢、韩国磐、周振鹤、陈支平、孔永松、钞晓鸿、陈东有。

——1997年12月，曾少聪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韩先生主持，外地委员林金水。

——1998年11月16日，蓝达居、吕淑梅博士论文答辩，韩先生主持。外地委员陈春声。

左起：答辩委员会委员郑振满、杨国桢、韩国磐、孔永松、陈在正、陈春声。

答辩后，在厦大一条街南海渔村楼上餐叙。左起：杨国桢、韩国磐，吕淑梅、王添源。

——1999年5月20日，黄顺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主席韩先生，外地委员汪征鲁。

答辩委员会委员，左起：王日根（秘书）、郑振满、汪征鲁、杨国桢、韩国磐、庄国土、孔永松。

（五）

暮年的韩先生，犹抱重病羸弱之身，参加一些活动，我忝随左右。

1990年9月，应邀与韩老师和刘慈萍师母到漳州考察唐陈元光开漳史迹。在漳州市方志办苏炳堃主任和傅宗文老师陪同下，到市郊浦南镇石鼓山拜谒“唐开漳陈将军墓”。唐垂拱二年（686），设立漳州，陈元光任漳州刺史，凡26年。景云二年（711）死，赠临漳侯，谥忠毅。陈元光的事迹在唐代史书中没有记载，但在福建民间广为流传，被称为“开漳圣王”。1961年5月，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陈元光墓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12月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