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谈杨宽先生治学：为写《西周史》，全面研究《仪礼》

编者按：2024年4月30日下午，“纪念杨宽先生诞辰110周年暨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馆举行。会议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来自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延安大学的十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从不同角度对杨宽先生的生平、学术贡献、为人为学作了客观的、带有学理性的评价，共同缅怀杨宽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文化贡献。

本文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虞万里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感谢上海社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请，来参加这次杨宽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我对杨宽先生没有很深的研究，只是对《杨宽著作集》的出版做过一点小小的推动工作。也感谢人民社张钰翰编审把出版的《杨宽著作集》都第一时间寄给我，使我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杨先生的治学范围和学术成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宽著作集”，至今已有13种15册，几乎涵盖了杨宽先生70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成果。

杨先生治学范围很广，有的著作也很专门。我只想结合自己的研究，在两者交叉的几个点上，谈几句阅读学习的体会。

首先我觉得杨先生聪明和勤奋的程度，非常人可及。我因为研究先秦两汉经传合一的历史过程而去关注《墨子》的《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四篇。发现上世纪继梁启超、胡适和胡怀琛等人之后，杨先生也有《墨经哲学》。《墨经哲学》最初称为《墨经义疏》，是杨先生中学时代的作品。在他的《历史激流》自传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他因最初一篇《墨子》论文的发表一事，和顾颉刚先生之间有过一段学者间趣事佳话。《墨经》号称难读，一般人看了注释也不易懂，而杨先生当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居然能够对如此艰深的经典作研究并写出著作，用难能可贵尚不足以形容，简直可说是匪夷所思了，这表明他在青少年时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已非同一般。上世纪初，曾掀起一个墨学研究的热潮，这是晚清子学研究的延续，值得庆幸。但睁眼看世界和国外思潮的引入和交融，也出现一些怪现象。比如考证墨子是宋人、鲁人、楚人、齐人，当然都无不可，但也有人认为墨子是外国人。如胡怀琛说墨子是印度婆罗门教徒，金祖同不同意胡说，而认为墨子是阿拉伯回教徒，一时歧见异说纷起，使人眼花缭乱。这就是杨先生所说“诸家立奇造异，说科学，谈玄妙，揆之一句固甚通，验之全文终不协”的现象，所以他也写过《墨学非本于印度辨》的反驳文章。今天我们读此书，可以感受到他在研究中思路很清晰，逻辑性很强。他把《经》和《经说》分析归类，分成知识论、德行论、人生论、平治论、言谈论、刑政论、宇宙论、辨说论、从事论、名实论、知源论、行为论、同异论、闻言论、别道论等十五类，每类下又分小类，这就不仅将墨子观察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范围画出了一个个图像，极便于我们对《墨经》的认识理解。也因为有这样的划分梳理，他最后总结成《墨经通说》，在“释例”中，对“经文旁行”“经说标题例”“经文体例”“经说体例”分析得清清楚楚。他认为《墨经》之传写凡三变，第一是经传合写本，而后进入经传分写本，再到经文旁行本，主张最初的文本经和经说是相连的，尽管后来墨学专家如许孔璋、谭戒甫、沈有鼎、杨俊光等人有从有违，但这对我研究经传合一的过程很有参考价值。我认为，青少年时代的杨宽，去分析、研究《墨子》的《经说》，极大地锻炼了自己的认知、语言和逻辑能力，这对他今后一生做各种专门的研究都是一种助力。

其次是关于《仪礼》《礼记》所述古人二十加冠取字的礼制。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看了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后，对中国古代的名和字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所以八十年代初就读过杨先生的《冠礼新探》和《试论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等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援引摩尔根《古代社会》易洛魁族的大名、小名习俗，来解释冠礼取字。易洛魁人出生时由母亲取名，是幼名。到十六岁或十八岁举行成丁礼时，由酋长授予一新名，同时宣布废除幼名。酋长的命名代表部落的认可，同时也授予其氏族的权利。这和我们西周加冠取字，进入社会，平辈不能称名只能呼字有相似性。我当时觉得这样的解释非常切合，后来又看到弗雷泽《金枝》、泰勒《原始文化》和利普斯《事物的起源》等国外民族学调查著作，很多原始民族都有大名、小名，公名、私名的区别，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习俗。根据《金枝》《事物的起源》等民族志调查描述，这种珍爱私名、保护幼名习俗的原始意义，与惧怕鬼魂的作祟和巫术的侵害有关，于是更坚定了我对西周冠礼取字礼俗意义的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过关于西周名字的文章，最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就我阅读所及，将中国冠礼取字礼制和易洛魁族成丁礼换名习俗相联系，杨宽先生是最早提及讨论的。他觉得：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具有同样的发展规律。因为古代中国和东方各国如埃及、巴比伦等，同样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有比较多的共同特点。这该是他接受国外史学思想和理论的一个实例。

再次也是我个人体会，杨先生的研究方法，与清代乾嘉学派颇相类似，即研究一个问题，都是首先做扎实的资料工作。比如段玉裁注解《说文》，先做《说文解字读》，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也是先做《论语注疏长编》，刘还做过《礼记注疏长编》《毛诗注疏长编》等，因为他后来没有时间研究《礼记》和《毛诗》，所以两书都比较简略，可见长编资料是全面深入研究的最基础工作。杨先生研究西周史，他不仅先对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作专题研究，更对《周礼》中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西周的大学做专门的探讨。尤其是《仪礼》中的“籍田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射礼”“贽见礼”等都潜心研究，写成专文（见《古史新探》），然后撰写其名著《西周史》。一个史学工作者，为了研究断代史，先去全面研究儒家经典的《仪礼》，并一一著成专文，这在近代史学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再如他研究《战国史》，先编纂《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要编年，就得搞清先秦历法纪年，因为当时各国所用历法多互不相同。所以他在《辑证》“引论下篇”，写了十一篇文章对列国纪年的考订。其中“逾年改元与当年改元之礼制”一篇，所谈正好和经学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元年春正月公即位”相对应，《公羊》《谷梁》二传对此喋喋不休，反复解释。杨宽先生援用杜预“嗣子定位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者，继父之业，成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的解释。并结合古代宗庙的多功能性质，从史学和历法的视角来剖析，要比经学上繁复的解释更简捷更清晰。可以这样说，杨先生的《西周史》和《战国史》之所以成为史学名著，与他先做专门研究和纂辑史料长编有内在因果关系。就像童书业的《春秋史》和《春秋左传研究》一样，他俩的“史”都是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和专文的基础之上，和一般编写性质的“断代史”有质的不同。我们现在随处可听到，我来写一本书，我来写一本专著。其实书和专著有编，有述，有编著，有作，但真正意义上的著作，用东方朔的话说，那是“谈何容易”！这是我阅读学习杨先生《西周史》和《战国史》的一点切实的感想。

当然，任何时代的任何学者，要摆脱历史局限非常困难，而接受同时代学术思潮则非常容易。预流和入流，可以得风气之先，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容易被思潮裹挟而坠入烟雾，迷失自我，写出脱离客观历史的文字。上世纪三十年代走过来的文史学者，大多受到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史学模式和摩尔根母系血缘理论的束缚，也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杨先生的著作，也不免留下若隐若现、点点滴滴的时代印记。我们今天阅读他的著作，应该学习他研究一个问题，先做扎实的资料工作；写成一部专著，却不断修改、追求完美的精神。至于那些受到思潮裹挟的观点和篇章，则正可警示自己，如何保持冷静、理智、清醒的头脑，为探索客观的历史，为追求历史的真实而静心读书，潜心研究。虽然要真正做到很难，但却不妨作为座右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