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一份杂志的40年，何以见证中国书法的复兴与反思

创刊于1978年的《书法》杂志曾被启功先生称作是书法界的“孤鸣第一声”，早于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也早于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建。

12月9日，这一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创办的知名艺术杂志迎来创刊40周年，包括中国书协苏士澍、知名书法学者黄惇、华人德、邱振中、丛文俊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四十年，书法四十年，《书法》杂志四十年”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

研讨会除了总结研讨《书法》杂志的发展，一些专家认为更应当从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国书法的复兴与当下一些问题，书法界应当更沉潜下去，“四十年前，《书法》杂志在上海的创刊，或许说明经过了百年文化顿荡的中国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空前的欲求。中国书法艺术，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载体，不论社会怎样发展，不论书法艺术的具体作用方式怎样变化，但其人文品质不会消失。”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整理并发表研讨会内容。

《书法》杂志第一期 

王立翔（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总编、《书法》杂志主编）：作为《书法》杂志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研讨会，今天在这里召开。首先要感谢大家。四十周年对个人来讲不算是个短的历程，对杂志来讲，或者对其他事业来讲，并不算长。但人与杂志交集，就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关系。这些交集与当代书坛几乎是同行，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节点、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请今天在座的专家一起来作一点交流、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要特别感谢大家的是，在座的都是我们杂志的作者、帮助者、支持者，直接参与了杂志的种种工作，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今天齐聚一堂作一个交流，确实也别具意义。今天我们办这个研讨会，不是站在其他的立场上，更多还是站在学者、作者、杂志及其媒体平台的角度来进行研讨。

苏士澍（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书协成立之时基本都依靠《书法》杂志来传播

我就谈两点。

第一，不忘初心。四十年《书法》杂志，上海可以说对书法事业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个书法社成立在上海，是毛主席让陈毅找沈尹默建立书法社，第一本杂志就是今天的《书法》杂志。书协成立之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杂志，基本都依靠《书法》杂志来传播，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伴随着《书法》杂志的历程走过来，我们要缅怀为书法杂志做过贡献的这些学者。首先是方老，方去疾先生。那时候跟周志高到在方老家里研究《书法》杂志怎么编、怎么做。后来是吴建贤，他很直率，做事不惜力，后来还有方传鑫，在理论研究上还有沈培方，这都是我们历历在目的搞书法工作的编辑。编辑，编辑，“挨鞭”的“鞭”，“着急”的“急”。这些人对《书法》杂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人走了，但他们的精神留下来了，所以到今天，立翔社长的再接任也是不忘前贤，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第二，砥砺前行。当时一个是上海《书法》杂志，到文物出版社的《书法丛刊》，再到《书法报》，直至现在，我们队伍越来越庞大，说明书法事业和国家兴盛同总书记提出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这两年我走遍全国30个省市，深切感到当代书法是蒸蒸日上的。我们在座的这些有的是作者，有的是从事书法事业，总而言之大家看到了中国书法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不管是《书法》杂志，还是我们各类媒体报道、宣传、邀请大家能到的，都会尽量到场。为什么？通过今天这么一个很好的活动，认识好多朋友，特别是见到老朋友那种格外亲的感觉，因为大家分门别类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书法创作、书法教育、书法理论研究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觉得立翔社长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谈一谈、说一说。

再一点，中国书协，现在很多事务性工作。未来这两年之内，我们一方面开展十二届国展；另一方面，计划把20世纪书坛巨匠七个人：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舒同、赵朴初、启功。在两三年之内每人办一个展览。我们刚从陕西过来，陕西碑林办于右任，延安办舒老，我们争取在上海博物馆办沈尹默展览，南京办林散之，浙江博物馆办沙老，最后启老在北京收官。把20世纪书坛巨匠还要进一步往前推。随着改革开放，书法事业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跟我们的努力，跟上海《书法》杂志从16页到200多页的努力分不开，我想书法事业能有今天，跟在座的努力都分不开，跟《书法》杂志的“引领”也是分不开的。

我在文物出版社这么多年都是从事出版，书法只是一个爱好，要把书法出版物、古代的碑刻和当代名家宣传出去，这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周志高（《书法》杂志原执行主编、上海市书协原主席）：书法是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名片之一

讲四句话：第一句话，很感恩！《书法》杂志四十年，正好跟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相重合，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书法》杂志这四十年。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这种思想，我们《书法》杂志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什么＂全国群众书法大赛＂＂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包括1981年9月份在绍兴的＂首次书学理论讨论会＂、1983年＂全国篆刻大赛＂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不敢想，想了也不敢做。

第二句话，没有我们在座的广大专家、学者、读者的支持。《书法》杂志要想成功也不可能。我们《书法》杂志走过四十年，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卢辅圣、王立翔领导下越办越好，今天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声势，说明他们的能量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我觉得很感恩。《书法》杂志的同时在你们努力下一步一步走下来。

第三句话，不要忘记上海这座城市。上海市委李强书记提出的“打响上海四个品牌”中就有文化品牌。2007年举办了“海派书法进京展”，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七个月的习近平同志，他在上海唯一看的展览会就是“海派书法进京展”回来以后的汇报展，希望把书法艺术打造成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名片之一。这里一个是“国际文化大都市”，还有一个是“重要的名片”，因此希望书法杂志在今后的历程中，不忘记国内的发展，同时在国际上我们发行了39个国家和地区，但在“一带一路”影响多少？我看我们仍是欠缺的。尽管《书法》杂志1985年就参与国际大展，但在这方面仍是薄弱环节，这是一个希望。

最后一句话，提个建议。今天有幸作为我们《书法》杂志顾问之一，希望这个工作是不要仅仅在杂志里写写名字，建议所有顾问每年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在一起聚会几天，可以在上海，也可以到其他城市，大家一起来讨论研究《书法》杂志怎么一步一步取得更大的成果。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三个建议与三个优化

我作为《书法》杂志的老朋友、老读者。《书法》杂志四十周年，从我个人来说，不但是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受益者。

《书法》杂志在当下它到底有哪些时代的文化意义，我想至少有三点：首先《书法》杂志有三个引领：一，引领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全民生活方式的传承和转换，因为在文革开始，把形而上的东西全部打破以后，它注重于物态的器的东西，要把中国书法生活这种传承打破。因此在这里我想，对以书法这种生活方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回归，从那时候我的理解开始起步了。因此一直到现在，40年来，不管现在社会对传统文化回归到底什么状况，书法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作为我们全民在文化生活中必要的一种方式，我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引领了我们全国有志于书法事业的各界书法人士对传统经典的敬畏和研习，尤其在四十年不断发展的高潮中，对全民的书法教育，一直到高校的书法教育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三，引领了我们逐步从四十年以后，以学院为代表的高校和社会的书法艺术的学理性思考，一直到学术性的研讨大潮。应该说，《书法》杂志在中国书法四十年中，从群众文化运动进入到学理性思考研究的从热运行到冷思考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顾问，我对研讨会提三个建议，或者是三个优化。

一，新时代的《书法》杂志，作为全国，也是国际上有影响的书法专业刊物，它应该要优化书法篆刻艺术创作对传统的活化，也就是说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从传统性进入到当代性的活化。

二，要优化书法篆刻的学术研究和现世批判精神。之所以提现世批判精神，也就是一个杂志、一门文学艺术、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的时代空间必须要弘扬的一种人文精神。因此在这里面，要从传统的书学、史学的研究和当下的艺术批评这种份量的加重能够结合起来。三，要做优化书法篆刻艺术传播的新媒体时空融合。能进入到新的“天命”。

黄惇（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思考杂志的“成熟性”

我觉得我们不仅是《书法》杂志的“老作者”，更应该是《书法》杂志培养的对象。我曾经说《书法报》培养了我们的报刊，《书法》杂志也是一样的。

《书法》和《书法研究》这两本刊物各有分工，《书法》偏重于普及，《书法研究》偏重于纯学术。今天看到2018年第10期的《书法》杂志是2019年改版试刊样，试刊样在开本、内容、板块等方面都比较合理，但所刊文章大部分偏短，而且批评的文章比较多。“批评”在学术上包括褒奖与批判，但杂志现在的批评文章观点不够鲜明；大量刊发偏短的文章又容易跟报纸接近。虽然两个刊物各有分工，但我希望《书法》杂志还要刊登一些比较有份量的文章，尤其是涉及某个专题的时候。

《书法》杂志已经创刊四十年了。四十年的定位应该是“成熟”，我们能拿出什么来证明我们的“成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书法》杂志诞生之前，日本有本比较有名的书法杂志叫《书菀》。《书菀》杂志在体例设计上比较有深度，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是不是能把杂志的“成熟性”从未来来思考，一本杂志能给子孙后代，或者四十年后看今天，能有怎样的深度，我相信，《书法》杂志在现任领导王社长带领下，有一批年轻的骨干，杂志会越办越好，路越走越宽广。

华人德：（苏州大学研究馆员、博导）：继续增加有关文化方面的文章

我两个多月前就收到《书法》杂志通知，为此，写成了一篇书面稿。四十年来，这个杂志确实是越办越好。

我想讲的是以后杂志还可以继续增加有关文化方面、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文章。昨天（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社长与我讨论，他跟我的看法一样，我觉得这个方针是非常英明的。现在书坛缺什么，我们这个杂志补什么。这个杂志跟我们全国性大赛、大展一样，它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对于书法而言，无论“丑”、“美”，文化都很要紧，文化包括什么？就是刚才言主席讲的，有些跨界的东西，比如文字学、历史学、文学这些都跟书法有关系，但如果全部谈这些，跟书法挂不上钩，可能读者有意见，他会讲不是“书法”杂志。

再比如鉴赏，我们看一篇东西好坏，要知道好在什么地方，坏在什么地方。有些文章是看图作文，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最好要有相关的文献支撑。关于“鉴赏”，要落在“鉴”上，比如真伪，怎么判断它的真伪，或者有没有张冠李戴。

以前大学里面，这些老教授都是担任公共课的，就算学理科也要学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历史、文学。为什么？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个很要紧，是潜移默化的。不是人家看了一期以后，文化素养就起来了，它是一点点积累的。现在我们一些理科老教授，像那时候西南联大出来的学生，诗也作得好，写得文章也很好，文言文也精通，知识面非常丰富，这说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写出来的字只关注技法，说难听点是个“工匠”。

丛文俊（吉林大学教授、博导）：还应该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从杂志创办到1990年，我都是《书法》杂志的铁粉，一直从《书法》杂志汲取关于书法的知识和营养。后来1990年以后，我开始在《书法》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直到现在，就变成一个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也不断地观察和学习。所以这几十年下来，我很多知识、能力的提升和《书法》杂志越办越好是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书法》杂志四十年以后怎么走？我也有点想法和建议。杂志一般来说就是介绍当代或者古代书法的平台，就很多栏目，我想光提供平台还不够，还应该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当下很多专题介绍的评论，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套话，这些话往往不会给人留下印象。比如某一个人说他从颜真卿学起，后来又上追“二王”，然后又师魏碑，这些套话说了以后其实是不负责任，无非是帮别人炫耀，或者帮自己炫耀他学的东西多。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是炫耀呢？因为在作品里看不到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其实当代人的作品更多的都是“时尚”，都是你学我，我学你，“江湖气”很重。这里你要说上追“二王”，言之太过，所以这样的文章是不负责任。当然一方面是书写水平有限，即写文章的能力，包括修辞和表达方式。上海有一位叫张伟生的先生，我对他有印象是他当年在《书法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批评他，说他用的古代书论中的那些标准件。当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标准件用好了是可以用的，问题是标准件离我们生活太遥远了。

当代人写文章最难的是就是要克服现有的毛病，现在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学习传统，但真正能把古代书论的词汇、修辞方式以及和作品对应的深度掌握好的人确实很少。我们现在随便用一个“雄强”，其实在作品里什么样算雄强，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想到如何去对应。所以滥用辞藻是当代文章的一大弊端。或是炫耀文学、或是炫耀思想深刻，但都和作品关系不大。我想办杂志能不能提倡一些比较实在的学风，比如一个古人的词汇，能不能再深入一步，把“雄强”这个词在作品中找到一些印证，我觉得这样的文章值得提倡。因为我们今天都说白话，白话文是缺乏美感的，谈艺术的问题光用白话不够的，当然光会哲学、美学也不够用。

一个杂志生存的能力是和受众有关，读者的接受能力是有差异的，当然我们不能由于部分受众者的水平有限，就把杂志办得太粗俗。杂志是要有标志性的。但这些东西如何去做？有时候是需要靠编辑，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个编辑。过去杂志社经常会把文章退回来，告诉你在哪儿修改，修改好了再寄回去，或者两者再沟通，哪些地方有误解，文章应该写成什么样。这个比较好。所以编辑对发文、发作品应该有个监督和考核标准。

不管怎么样，我对咱们《书法》杂志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尤其是我很相信上海人。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我就认为上海人做得好，没任何怀疑。同样的杂志我也没任何怀疑，祝愿咱们的杂志越办越好！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借助对书法的思考，推进中国文化

我讲两个小事。第一，一说到《书法》杂志，我总是会想到《书法研究》，可能《书法研究》晚刊发几年，所以还没赶上跟《书法》杂志一起来庆祝，但在我心里完全这两个杂志完全不可分割。由于那时候写的论文比较多，一写好文章就寄《书法研究》，所以在《书法》杂志发的文章很少，但也有几件事我记忆是非常深的。

2015年我在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题目叫“起点与生成”，这个展览里三个镜框放了三件实物，这是我几十年来记忆尤深的几件事，其中有一件是《书法》杂志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附的一个《古诗四帖》的彩色长卷，这件作品拿到以后太兴奋，那时候好的印刷品太少了。《古诗四帖》在那时候印得最好的作品，所以这件作品陪伴了我很多年，挂在我宿舍墙上。到大学工作以后还挂在我房间里，边上图钉破了怎么办呢？把它糊好再裱上去。我用这件作品印证我那个时段的生活。我讲这么一件小事，说明《书法》杂志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专业进步的过程它是何等紧密地连在一起！下面我提一点建议。

《书法》杂志跟整个书法领域一样，在四十年取得很大的进展，积累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但坦率地说问题还是非常多。由于待在这个领域，不能说天天沉浸在这种氛围里，在生命的这四十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离开书法的。因为这样沉浸在这个领域，对它的长处、短处、局限、收获都会一一经验、一一加以思考，所以对它的问题也就感受特别强。其中有一点是：书法今天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圈子里的事情。书法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文化现象，对整个中国文化那种密切的关系，所有使用汉字的人的书写上关联太强了。但今天的书法，它的繁荣也好、赞扬也好、热爱也好，都是在一个圈子里。

如果在前四十年我们必须这样做，那么后四十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想法。我读过一本书说：“应有的生活绝不是现有的生活。”我可以套在这里，《书法》杂志未来的四十年绝对不是过去的四十年，它是跟书法领域应有的状态紧紧连在一起。

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圈子里事情，是不是它要变成圈子外的事情。圈子里还要做。圈子外是指书法对当代的益处，对文化、对哲学、对整个社会有没有可能产生影响。有一次我学生坐在我车子后面，我说要借助对书法的思考，对中国的哲学、中国文化能不能有一种推进，他说这太难了。但是我要问，是不是未来的四十年应该做得到。如果过四十年还做不到这样的话，我觉得书法真不行了。

我说一件跟杂志有关的建议，我没做过杂志，也没做过报纸，但我直接感觉到杂志选题极为重要的，但目前的选题我认为还是常规的思路。这一期做一个黄宾虹，下一期再做一个黄道周等等，这是不是四十年前的思路？我觉得要改变。这样的选题还可以做，但是我觉得要有问题意识。

第二，书法教育。经常看到开国际书法讨论会的通知，坦率来讲我基本都不去，参加过几次，都是听过的。比如硕士生课程的设置等等不说了。我认为对解决当前书法教育问题有价值，但价值不大，最让我震撼的是关于书法教育的是什么，很多学校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他们对书法专业的隔膜、无知让我震撼。最后这个毕业生又去当老师，带什么样的学生，这个领域怎么办？这些年发展太快了，一百多个院校里，我们合格的博士生根本就不够，所以培养的学生会这么烂，我真的想不到。

还有书法跟书写的关系，这么多年出土那么多书写资料太重要了，足以颠覆我们对原来书法的许多看法，引出无数重大的问题，当代整个研究根本不看这个。

再谈日常书写的观念，最近上海书协组织了一次关于日常书写的报告会，但我谈的日常书写跟许多人谈的日常书写完全不一样。书法跟书写关系怎么样，未来的十年、四十年里我们有许多可能对它进行深入探讨，写出“中国书写史”，跟过去书法是不一样的，能不能今天就开始为它做一点准备。像这样的课题还有很多。

徐建融（上海大学教授、博导）：书法总体形势受《书法》杂志的影响

《书法》杂志办得很好，这四十年来书法一片繁荣，当然缺陷也是有的。有些专家认为总体形势不好，这个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总体形势越来越好。包括今天中青年书法家的作品，80年代有批书法展览，老一辈我们先不说（像启先生）。我们这批人，80年代我们也就30、40岁，我们30、40岁写的书法作品同现在30、40岁书法作品比比看，我觉得现在这批年轻人水平高得多，“70后现象”，这批70后年轻人真厉害，当然他们日子还长，今后还不知道。所以我的看法，书法总体形势越来越好，这当然受《书法》杂志的影响，同《书法》杂志办得好分不开。我跟邱振中老师几十年不见了，他在专业圈里很有影响力，今天见到了他，他哲学的思维越来越高深，他们研究美术不是解决美术这个狭隘学科的狭隘问题。

有些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现在社会浮躁，你怎么看？”我说我看不出浮躁，如果你认为社会浮躁，说明你自己浮躁，这是我的想法。因为你自己心态浮躁，看到社会就浮躁。我对社会是感恩的，我对《书法》杂志也是感恩，杂志已经办得很好了，希望办得越来越好。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文化修养永远都不能忽视

我是圈外人，今天能认识这么多书法大家，感觉很幸福。《书法》杂志是自己一直喜欢翻看的杂志之一，历届主编不懈努力，坚持下来，一直到王社手上，能够办到今天的模样，非常不容易。特别是我自己现在也办杂志，深知其间的甘苦。 刚才有人说书法是圈子里面的生存，但我认为它最为大众接纳，也最接地气。我家门口有一个卖凉席的铺子，老板几乎不理生意，一直在写字。还有我的邻居，是做生意的，订了《新民晚报》杂志，还订了一份《书法》杂志。我说你订《新民晚报》我理解，怎么还订《书法》杂志？他说他小时候字写得很不好，现在做生意又常常觉得脑子乱，写字的时候，感觉心里像被洗了一样，很清净。所以我说，书法是最有民间基础的一种艺术。书法能够在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成就，水平有整体性的抬升和发展，与此大有关系。

当然，正如书法艺术还要发展，《书法》杂志也总要不断地往前走。刚才几位老先生谈得很好，看会议手册，我特别同意上面刊印的赵扑初先生的题词：“尊传统以启新风，先器识而后文艺”。中国的一切艺术都有很强烈的程式化倾向，唱戏，怎么样打马跑车，都有固定的程式。文学也是如此，写到竹子，总是这些词汇、意象和典故，翻来覆去，脫化翻新。书法也是这样，讲究笔笔见本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式化特征更明显。如果脱弃传统的帖学、碑学，那就是“野体”，甚至完全不到位。所以它里面固有的技术因素你必须要把握好。当然，有的人因此钻到这种程式或技术中出不来了，是所谓“匠气”。这一路字常常与文人字发生争执，我觉得不要争，要合作，要取长补短。我现在确实看到不过“匠气”过重的作品。刚才有人提到大国工匠，那是在说科技，特别是工程科技，当然要一丝不苟，一个毫米都不能差的，但书法需要这样吗，我觉得可以商榷。技能之外，它还须为人为学构成的那个“器识”。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批评孙晓云先生的文章，传得很广，作者对她的书法用笔多有指斥，看似很专业，但我觉得他持论过苛了，完全用程式化甚至匠气化的东西要求孙先生，不尽合理。当然终究还要有我在，还要讲畅神抒怀，不然，书法的生机在哪里呢。我蛮喜欢她的字，觉得几十年的功力，写到这种境界不容易，她最近办了大展，把自己写秃的笔都摆出来，让人看了印象深刻。但最近微信传孙晓云给一个杂志题字，说自己三岁开始写字，弱冠以前就遍临了法家各家法帖——这就有冋题了，因为女的是“十五及笄”，“弱冠”这个词——专指20岁的男子。所以我觉得文化修养对搞艺术的人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创作艺术的时候，我们不是工匠，我们是把自己交给一个神圣的时刻，希望进入到一个艺术空间中。如果没有器识学养做基础，有时候字就会浮在纸面上的。所以请理解我们这些外行，因为我们批评，全基于对书法与书家的崇拜，就是觉得你们不该犯这个错误。但有些书法家比较排斥，觉得我是写字的，好像不需要这个角度的批评。是这样吗？ 所以我希望《书法》杂志以后能不能辟出一小块版面，聚焦书家的主体器识与修养问题，尤期待刊出一些批评性的文章，不要长篇大论，高头讲章，千字文，说清楚问题就好。刚才有先生谈到有的文章难懂，如讲“雄强”，到底是什么意思？似是大言欺人，所以有些技术性的问题和理论性问题要两相结合。就像诗歌讲意境，不能王维有意境，杜甫有意境，李商隐的也有意境，这三个人的诗风是不一样的，你都用“意境”，人家听的会一头雾水，所以我们批评的时候要言之有物。

怎么有意境？要有具体的例证，有明确的技术支撑。你的批评要尽量把这些揭示出来并落到实处。所以《书法》杂志一方面可以登载不同的作品，推展老人、新人，还需要有这样一些能结合理论与技术，接地气，能解决问题的文章。不然，别人看不懂，艺术家也不认同，这就没用。  如果说我对《书法》杂志有要求的话，这就是。如果经常有这样的文章出来，我想书法家会看一看。总之我们办杂志不一定老说好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温和的、中肯的批评，而且是把自己也放在里面的那种。我自己做文艺批评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我批评一个人，并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而是把自己也放在里面，我为什么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也经常会犯这个错，这样我就不会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所以希望《书法》杂志做一个引导，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编辑稍微用心一点，以建成一个中肯的、有广泛参与度的建设性和开放性的批评。    

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主要在批评，不在表扬，所以我希望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如果以后自己有了体会，也会积极向杂志投稿。

刘彦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从我做起”是第一步

能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很荣幸，我从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书法》杂志就已经诞生了，我就读《书法》杂志。

上海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因为我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时候，吴振武老师也在读博，我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他原来跟单晓天先生学过篆刻。那时候于老师不让大家分心，于老师主张大家不要练字，免得像中山大学那些学生要浪费太多的精力，所以他把自己用的东西送给我。

上海的确确算是中国书法很重要的策源地。建国之后，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唯独书法，我记得好像在60年代，郭老、沈尹默先生提倡小学生写毛笔字，后来我们刻印的时候有一些民间谚语，包括写简化字，这都是上海书法界前辈做的工作，这些工作《书法》杂志在创办之前在陆陆续续在做，当时影响非常大。

今天在这样的机会中发表意见，有的是给杂志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从我自己来讲，这四十年我们走过这一个路程，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能不能像清华、北大学生当时那样，第一从我做起，第二件事是振兴中华。据说“从我做起”是清华的人提出来，然后北大就给它拔高一下。我想“从我做起”特别特别重要。“从我做起”就是不要给别人提意见，更多要反思自己的认知，或者说我们做得哪些地方不好。如果仅仅看到我们这四十年的成就，我觉得还不足以把这件事做得更深入，可能在座每个人都需要反思反思自己这么多的认知是不是有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前一辈是不太一样的。我幸运接触过一些老前辈，他们很博学，懂得很多，但说得比较少。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越来越多人越来越会说，但是做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比如我在教学过程中，我从来是对学生只说他的问题，我几乎很少表扬。然后我跟学生说，你觉得我们对他们严厉，或者对你们很苛刻，其实我对我自己的作品可能更严苛。我前一段时间写的作品，我去审视的时候发现就会有问题。我这么多年是这样过来的，我对自己要求比对别人要求更严。

四十年是个很好的节点，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知是不是跟过去比有一些地方出现了问题？整个民国时期，大家都写毛笔字。现在用毛笔写字的人，从颜真卿上溯到“二王”，都写得很多，也写得很用功。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技法上，不要跟远的比，就是跟民国整个一代人的书写状况比，我觉得还仍是没法比。因为更年轻的人我们没办法讲，我们在座的，我想这代人能够跟民国随随便便拿出的20个人、50个人能比吗？我觉得还不能比。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冷静对待一些事，可能“从我做起”是第一步。

张森：（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关键是书法要讲究传承

《书法》杂志办了四十年，从上海开始，影响全国，功不可没。四十年来推介和培养了许多名家，为什么？关键是书法要讲究传承。

从《书法》杂志开始的“书法热”，实际上是因为书法长时间没有被人重视。上海的书法水平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沈尹默等一批书法家就提倡书法的传承，所以上海搞《书法》杂志，底子比较厚。所以我的观点是书法一定要讲究传承，但现在这方面的文章深入研究的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书法》杂志要提高质量，就要在这方面多刊登一些精的东西，多推介青年书家，无论是研究文章还是书法作品要“少而精”，这样才具有指导作用。

刘恒（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现在很多是“书法选手”，缺少文化底蕴

这本杂志等于是书法入门的一个平台，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间断。我家里第一期是1977年白色封面，印的字是绿色那本，一直到今天我家里都是全的，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杂志一直没断过。

我想这本杂志能够这么多年，四十年连续不断办下来，还在书法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当然这里面因素很多，但是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一直在变，根据书法的发展形势一直在变，变了几次。我们连续看下来是很明显的。上海做事就是认真。

这么多年下来，换了几任主编，杂志也根据书法界的形势在变。如果说一点希望，或者说点稍微不足的话，我感觉也不能太配合当前的书法界的风气。现在是什么？配合展览，主要的文章都在谈中国书协办各种展，全国展怎么样，各种展怎么样，登的很多作品都是展览。我在书协这么多年，前面负责书学研究工作，最近这些年一直在搞展览，我就发现展览的确有导向性，同时这里面有负面的作用。

前一段我们在乌海开了一个关于当代创作的论坛会，我在那上面发言了说了一个观点，后来下来黄惇一直说我说得太狠了。我说展览选了一批全国得奖的作品，我觉得这里有书法家，但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书法家。在我看来他们是“书法选手”。我为什么说他们是选手呢？你看《好声音》比赛，都是一首歌在后面有人帮忙，有人纠正，有人当教练，然后上来唱得很精彩，你把他拉到KTV，唱一首跑调一首，水平根本达不到。我们这些作者也是这么回事，在家里费一刀纸，弄了一个内容，然后写写、调整，找人来弄，再拿烟熏、怎么作秀，弄出这么一件作用去入选、获奖，你把他拉到笔会上写，我亲眼看到写的跟获奖作品简直你不相信这是一个人写的，所以他只能算是选手，不能算是书法家。那缺什么？缺的就是文化的底蕴。

总的来说，这个杂志这么多年在我们心目中还是一个丰碑、纪念碑一样的感觉，很厉害，非常佩服。

郑晓华（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直接影响当代书法

我想说四句话，表达两个感谢一个希望，一个祝愿。

《书法》杂志创刊四十年，为中国当代书法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四十年中，《书法》杂志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推进学术、繁荣创作、推出人才，可以说直接影响了当代书法的繁荣发展。第二，中国书协为了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书坛，近五年来按照上级部署，在很多工作领域做了改革探索尝试。这些改革尝试得到了媒体界，包括业内主流媒体——上海《书法》杂志的大力支持。每当有重大的活动推出，《书法》杂志都积极刊登报导评论文章，对书协的工作给予积极的肯定。当然，也包涵对我们的不足的善意的批评；对当代书坛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也有很多观察、分析、建议。第三，上海《书法》杂志是行业大刊，影响力很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行业媒体的领头羊，她的导向对我们业界整个业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希望上海《书法》杂志能够继续积极关注、支持我们的工作。

最后一点，新的形势下，所有的媒体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传统艺术的发展、传统媒体形式、出版形式都遭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衷心祝愿《书法》杂志在王社长带领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开拓新思路，充分利用上海东方国际大都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国际传播“地利”形势，带领《书法》杂志团队在前四十年辉煌的基础上，能够再创辉煌，对当代书法的发展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徐本一（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书法》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上海与中国

我对《书法》杂志的印象，可以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上海文艺会场建筑时的一些感受来表明。我问了一下，这是旧建筑拆了以后做的，上海有格调，能够做这么好的建筑，成为一个文化的地标场所，说明上海市的领导对文化的重视，也说明上海人善于做实事。

第一，上海是务实而领先，或者说领先而务实。虽然《书法》杂志是改革开放1978年的诞生物，其实上海书法在文革后期已经逐渐复兴了。在我印象中，来楚生先生就写过“纲举目张”四个大字，好像是1973年左右，一进展厅他的字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虽然“纲举目张”是文革的口号，但他用大字草书表现出来，仍然把他的风格崭露无遗。我从武汉偶然来看到这个展览，感受到上海的书法没有断过。

那时候朵云轩橱窗挂着费新我的字，在淮海中路水果店里能看到赵冷月、单孝天等先生的字，所以不管在街店市井，还是文化场所，书法都没断过。在上海文化氛围中能够做《书法》杂志，是有物质基础和精神引领的。

当然《书法》杂志不仅仅局限于上海，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今后也应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和西方文化界也显现出影响力。我今天看到《书法》杂志有个撰稿人毕罗，他在《书法研究》上也发表过文章，在《书法》杂志有他的＂书法行走20年”。今年我们到意大利旅游，他陪我们几天。这个人是对中国书法非常热心的研究者，他辞去高薪的商务活动，潜心研究中国书法，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我问他当时学汉语言有几个同学，他说两个人，他说另外一个人现在也不做了，他曾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里教中国古典汉语，现在也辞去了。他说我要潜心研究王羲之，写一部王羲之的著作，我想这样一位意大利年轻学者，这样执着于研究中国的书法，很少，在欧洲能把中国书法研究这么好的，毕罗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据说他很想到中国来从事他喜欢的工作，当然是从事书法研究工作。我们杂志也应该关注国外的书法研究者，这样更有利于中西的书法交流。上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引进全国的高端人才，《书法》杂志也能够引进有影响的、实干的人才，所以它的视野就不一样。

刚才周志高先生说了，上海定位是世界大都市，那么我们的文化也要之相匹配。书法是中国原创的一种艺术，而且它的标准是由我们中国人来制定的。这就像企业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书法的标准主要是中国书法史所奠定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使中国书法不仅被东亚汉字圈所接受，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使我们中国书法文化能够传播得更远。

第二点，求真而务实，或者说务实中求真。刊物总有一种立场，评论也有一种导向，杂志记录了当代中国的书法状态，表现出一种求真的态度。我想能够把书法当下的一些真实情况在杂志里体现出来，《书法》杂志做得是很突出的。杂志就成了当代的实录，为后来者提供了真实的史料。杂志不仅仅要有好的大文章，也要有好的小文章。比如最近作者陈新亚写得的一篇小文章，视角很新颖，而编者特别在目录中用黑体字把题目标出来，叫《禽兽的审美》，虽然文章不长，我觉得编辑很有眼光，不仅重视大文章，也重视小文章，小文章写得精粹，说出了新颖而有趣的话题，更适合在《书法》上发表。

杂志有很多栏目，都表现出编辑的思想深度，好的编辑是好文章的发现者和传播者。《书法》杂志应当在当代书法创作研究中作出更多“引领”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文化正在伟大的复兴进程中，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使《书法》杂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一定会确立更大的目标，成为书法的大杂志。

卢辅圣（《书法》杂志原主编）：《书法》杂志产生的历史情境与未来

前面邱振中先生讲了一句话，使我很有感触，我就接着他的话讲。邱先生所憧憬的现代书法的状态，其实是个历史课题。正是这个历史课题产生了我们的《书法》杂志。这个历史课题，是20世纪初开始，中国文化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随着毛笔退出历史舞台，书法的生存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以来，书法都是依托书写而存在的，当时所有的文化人都会书写，都必须书写，而且要书写一辈子。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在全民性的日常使用的状态中产生了书法艺术。书法建筑在书写之上，书法是全民书写状态下偶尔出现的艺术冠冕，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拥有至高地位。但是这种状态到20世纪以后整个土壤被沙化了。20世纪后的文化承担跟书写可以是无关的，从钢笔到键盘，文字处理手段的现代化，再高贵的文化人也用不着手工书写来证明。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书法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转型，就是从书写和鉴赏，或者说实用和审美、美与善同时存在的这种状态抽离出来，变成单独的只为审美而存在，作为一种纯艺术而存在。

我前段时间在写海派绘画史时发现一些材料，比如上海被埋没的一个人叫滕白也，他是留学欧美的，期间曾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像克兰之类书法与抽象表现的结合，应有很大的启示之功。他后来在上海医学模型厂工作了一辈子。作为一位留学生，把中国书法的现代生长点推到国门之外，当然是非常偶然的现象。而作为中国书法承担者的现代人，则不得不在失去全民书写环境的必然性中构建一个爱好书法的小圈子，在失去它原先生存之“根”的前提下，寻求另一种类似插花或盆景的新生机。《书法》杂志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中产生的。至于它为什么不产生得早一点，这是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历史决定的。二十世纪内忧外患的现实压力，使中国人对审美的需求在很长时间内可有可无，而书法艺术本体意识的确立又比其它姊妹艺术要晚得多，所以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现第一本书法专业刊物。应该说前面的四十年，《书法》杂志正是顺应了这个历史课题，克尽了她作为书法专业传播平台的历史职责，她为书法在现代社会获得合法的生存条件而呼号鼓吹，她促使书法从以前被忽视、被误解的境遇中缓过神来，重新进行全国性的大普及以及逐步提高，逐渐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和学科意识，她疏浚历史，接绪传统文脉，针砭时弊，扶持多元探索，诸如此类，伴随整个书法界这四十年来的发展而发展。当然这里面的发展进度、优缺点、成绩或失误，也是跟整个中国书坛相联系的。后面的四十年，我想可能又会跟前面四十年稍稍不同。《书法》杂志作为一个传播平台，其所依托的传播媒介本身在发生变化。我们逐步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会跟当年毛笔被废弃了它的历史地位有类似之处。尽管书法艺术的存在发展还是要凭借纸媒，但是书法传播的方式在延续纸媒的同时，以数码技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图像文化，会在以后的中国大地、在全球推广开来，从而吞噬掉大批潜在的书法接受者。这个趋势应该说会比我们想象来得快。接下来，《书法》杂志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在新时代保持领先地位，就不得不未雨绸缪，认真应对其对于将来的书法、将来的书法传媒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事物。

朱培尔（ 《中国书法》杂志主编）：当代书法界开创性的工作

首先祝贺《书法》杂志四十周年。在当代书法的发展中，《书法》杂志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如果没有《书法》杂志的创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可能要晚好几年。《书法》杂志举办的群众书法、篆刻征稿评比活动，开创了当代书法展览的新纪元。

就我而言，我觉得跟《书法》有缘，1978年我到上海读书，可以说《书法》是我的老师，也是学习书法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到1980年代工作以后，我又是杂志的作者，记得第一次（80年代初）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后那种激动与兴奋心情，到现在还忘不掉；《书法》老主编周志高先生曾经做我三年半的顶头上司，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老的编辑工作者对杂志的执着，也学到他做《书法》杂志理念与方法。《中国书法》和《书法》杂志既是战友，又是竞争对手，这几年，《中国书法》只要做到相关专题需要什么材料的时候，我只要跟王立翔社长或者编辑打电话，他都是第一时间支持。今年第十期改版《书法》杂志后，我们《中国书法》开了三个会，对每一个栏目、每一个新的编排方式，我们都做了相应的研究，又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感谢《书法》杂志。

舟恒划（《书法报》社社长）：相信书法本身的生命力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有真正意义的书法研讨会，不只是《书法》杂志四十周年的研讨会，实际上是书法的研讨会，是当代书坛的研讨会，所以我非常荣幸、非常感谢有机会能够聆听各位书法专家们非常精彩的研讨发言。我想，在今天来看，作为一个书法专业媒体是否真正能起到一种引领作用，我并不是那样乐观。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书法专业媒体，只是相对其他非书法专业媒体来讲专业一点。从书法本身来讲，真正的引领，我们更期待的是在座的、以及不在座的，当代书坛真正具有引领价值的书法家、研究者。

书法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其实跟书法的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当下有很多种议论，看到比如说所谓的丑书，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议论，大家就开始担心会不会把我们的书法带向绝路？大家大可放心，没有谁可以把中国书法带向死路、绝路，我相信书法本身的生命力。我总觉得对于书法，我们就像盲人摸象，我们充其量只能摸到书法这个“大象”的一部分，所以我也觉得哪怕我们很多非常优秀的书法家，相对书法本体而言，我们都只是盲人摸象，你只摸到书法其中的一部分。

只有当代书坛真的很繁荣，很具有艺术、文化活力的时候，我们书法媒体当然会有比较好的生存和发展，但书法的生命力并不等同于书法媒体的生命力，这是现在书法媒体共同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作为同行，我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祝愿《书法》杂志办得更好，二是希望我们书法媒体之间应该加强合作。

同行有竞争有合作，有差异，但也有共性，我们应该就共性共识的东西，媒体之间多加强合作。老实说，每一个单一的书法媒体，都非常弱小，力量是非常小的。合作才可以取得更大的作用和效应。

翟万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考虑怎样“好上加好”

刚才有朋友讲《书法》杂志办得非常好。怎样“好上加好”？这恐怕是我们在座要解决的课题。就杂志本身，我想应该切入当前一些实际的问题、大家关心的问题、时代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比如流行书风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通过我们杂志的引领，怎样改变这样一种现状，我觉得，作为专业媒体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书法》杂志创刊之初是16页，现在是200多页，增加了十多倍。这样的厚度，读者能不能从头看到尾？你认为重要的专题看完了，关于资料性和实用性一定要进行研究，要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因为字帖早就解决了，买一本字帖完全可以取代里面的一些插页，就不需要再加进去了。因为《书法》杂志是面向大众的杂志，好多读者为什么对一些装潢精美的杂志不订阅了，一个是内容，二是页码。所以这个杂志能不能由厚再变薄，这恐怕是需要杂志要下工夫的。因为现在杂志的信息量很大，我们经过反复的筛选，针对目前书法发展的需求，并且做一些深刻的思考，哪些问题是需要改变的，哪些问题是需要升华的。

当然四十年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书法》杂志引领下，诞生了一大批名家来支撑中国书坛。在后面的四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通过杂志思考，能够再提升一批中国书坛不可磨灭的大家。这也是我们思考的问题。给《书法》杂志谈这个问题好像有点超标了，但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一是面对普及，积极做大做强；二是引领，引领一切的成名的书法家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能加快这样的快。

另外，像《书法报》等一些纸媒都开展过书法批评，我们今后能不能开设这样的栏目，针对一些已经成名的中青年书家进行批评。当然，需要组织一批能接受批评的书法家，再组织一批书法理论家进行真诚的批评，这样比刊登一两幅作品、写一点不切要害的赞美文章要好得多。

再一个问题是选题。我们到书店去看，一本《圣教序》可能有30多个版本，各个出版社都在出，非常泛滥。这样的选题根本不科学，我们出版社选择什么样的字帖，应该针对中国当代书坛做一些思考，把一些没重视的，真正的经典出精、出好，能够起到示范作用。所以《书法》杂志的选题也应该选得更新，把一些未被关注内容的推荐给当代书坛供他们参考。

另一方面，从平面杂志向现代媒体过渡的问题。比如书法教育，我们应该打破杂志的围墙，不能仅仅局限于杂志，不能局限于出版。因为现在的传媒手段已经打破这样的界限，我想《书法》杂志应该更好立于潮头。这样《书法》杂志再持续做四十年，也就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丰碑。

李木教（中国书协理事、草书委员会秘书长）：  名家办刋更具有学术性权威性

我跟《书法》杂志社的交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会儿整天想着往外跑，可能是自己见识有限或者囿于当时的资讯匮乏，只觉得苏沪杭就是心中的书法圣地，上海杭州跑得特别多。上海的老一辈书家谢稚柳、钱君匋、方去疾、赵冷月等先生我都有幸请益过，当时杂志社的一批编辑如周志高、吴建贤等如日中天，在全国影响很大，所以我每到上海都会去杂志社向老师们请教，现在想起来这种交往很单纯，好像从没想过因为熟悉可以发表稿子作品，他们似乎也没主动给我这方面的帮助，但在书法创作方面却都毫无例外的给我很多指导。后来胡传海先生抬举我，很自然就跟着他参加了杂志社的一些活动，所以觉得这个杂志很亲，有时还有点家的感觉。也许正因为《书法》杂志是名家办刋，所以更具有学术性权威性，更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刚才诸位先生都给《书法》很高评价和建议，时间有限，我只说两点，一是站在当代书法发展史甚至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角度对《书法》杂志的贡献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实在是居功之伟！二是当前不只是纸媒面临新形势挑战，各种媒体甚至包括书协在内的学术团体，包括形而上的观念制度无不遭受各种冲击，所以只要有信心有能力，这种时候同样也是聚合提升扩张的一个新机遇。 

陈志平（暨南大学教授）：可开展对四十年《书法》杂志的研究

我是《书法》杂志培养的新生代，这里很多前辈，《书法》杂志四十年，作为一个杂志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作为见证书坛重大发展来讲，是培育好几代人，从我个人来讲，我受益于上海《书法》杂志，在这里表示感谢。

这个契机很好，上午我看到文献展，刚才黄惇先生提到了日本有杂志《书苑》，我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我买了全套的，我想《书法》杂志四十年有没有一个合订本？或者限量版的合订本？如果有的话，有个工作去做，对四十年《书法》杂志集中的研究，如果没人承担，我可以让我的学生去做，比如可以做一个目录，对这里面的文章、作品、介绍的人物、历史上的专题做一些定性定量分析，我觉得是对过去四十年《书法》杂志最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华老师说到“专题”，我倒觉得有一个叫“话题”。《书法》杂志有个卷首语，每次都做得很好，它提出来很多话题，可以把它深入下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可以让作者、读者都关注，形成共鸣，这样一方面《书法》杂志也更丰富，同时也符合时代的需要。

杨吉平（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坚持“清新雅致”这个特色

我说三句。第一句，咱们杂志还是要坚持自己“清新雅致”这个特色，不能失去！但若内容越来越多，份量越来越重，如何再体现这个特色值得思考。人常言北雄南秀，应和《中国书法》形成鲜明差异，要各自保持自己的特色。杂志要薄、轻，轻的杂志拿到手里有一种愉悦感，价格低了，订户也就多了，读者就多了。这是一个建议。再一个，我发现咱们聘请的学术顾问和《中国书法》相似，这对杂志内容差异化发展也形成挑战。如何处理杂志几十年形成的优秀风格和再发展问题也值得思考。

第二句话，读者面对的是谁？我觉得是普通读者占2/3，专家占1/3。

第三句话是作者问题，杂志要有专家投稿，也要有自由投稿，这样我们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现在纸媒非常困难，一些书法纸媒发行量也在下降，很大一个原因是价钱太贵。不少学生都看微信了。

我觉得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杂志才能生存下去。《书法》杂志生存下去，书法艺术便会生存下去，中国书法艺术才能永恒。

于明诠（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纸质书刋的意义价值是永远不可或缺的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专家发言非常受启发，也很有同感。1978年《书法》杂志创刊的时候，我15岁，在一所乡镇中学读高中二年级，还不知道有专门关于写毛笔字的这本杂志。尽管从小也写毛笔字，但对书法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1980年上大学的时候，教室斜对面有个阅览室，偶尔看到这本杂志，特别喜欢翻看，从中慢慢知道了一些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美学的常识，也了解了书法在当时的现状、信息以及许许多多的书法篆刻名家。后来就一直订阅这个杂志，包括以前的旧杂志，在书摊买来一直珍藏着，几次搬家也舍不得扔。几十年一路走来非常感恩这本杂志，也可以说正是这本杂志最初让我热爱上了书法艺术的。我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书法》杂志发表一些文章。

刚才各位谈到杂志受到现代信息媒体的影响，发行量减少了很多。但是我想发行量只是一个方面，现代媒体资讯再发达也不能完全取代纸质书刋的作用，纸质书刋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是人类文明史永远不可或缺的。再说，一本杂志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发行量所能体现的，发行量只是一个侧面而已。现在很多文章发表之后转到微信里，这其实是一种延伸阅读，它只不过是转化了一种形式，这些文章虽然在一本杂志上只被阅读了一遍或几遍，但被转化成微信文章以后还会反复被阅读，这也同样体现了咱们杂志的影响和成就。如我在2011年写过一篇小文章，不到三千字，文章题目叫《说展览体》，这个小文章发表了以后，这么多年来反复在微信圈被各种平台翻找出来推送，题目配图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不知道有多少种版本了，这个阅读量肯定要翻了上万倍不止，甚至‘展览体’这个提法也被许多朋友同道们认可釆用，我觉得这就是咱们杂志影响力的体现。

再一个，刚才许多先生谈文章长短与杂志厚薄的问题，我觉得杂志嘛，特点就应该是个‘杂’字，长文章有长文章的好处，短文章也有短文章的好处。有些学术性的问题不能用很短的文字说清楚，但有些问题也没必要说得很长。我特别赞同前面几位老师说的，关于书法理论研究中很多基本概念、基本范畴的使用与鉴别研究问题，应该提倡多做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要力求准确严谨，能“言之有物”。比如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经常听到一个‘书法本体’的说辞，很多朋友，包括一些老师辈的专家提到当代书法的问题和现象时，冲口而出说书法本体如何如何。看了大家讲书法本体的文字，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在讲作为现象和物件的‘书法本身’，讲书法基本的技法、笔法、结构、章法，认为这些是书法本体。我觉这个概念用得很不严肃，甚至完全反了。如果很多人都这么说，名家专家带头这么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比较严重了。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也发在《书法》杂志上，题目是《也说书法本体》。‘本体’是西方哲学里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咱们传统哲学里不讲这个，咱们传统哲学里称为“本根”。而且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基本都是谈具体问题而不触及世界本体问题，只有道家才讲到“本体”，这就是‘道’，‘道’当然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西方没有书法艺术，当然没有“书法本体”这个说辞，但西方有“艺术本体”这个说法，二百多年前就写进哲学教科书和牛津百科全书了，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是常识。我们若用‘书法本体’这个说辞来研究书法问题，不能主观臆断，而应该在‘艺术本体’这个概念上展开。艺术本体是关于艺术存在的本质和思考，而恰恰不是一些细枝末节所谓的技法问题，不是形而下，是形而上。类似于这样概念、术语，假设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非怪，大家都冲口而出，特别是一些专家名家也这样说，慢慢地大家就真的把技法当“本体"，书法艺术怎么能不坠入技术主义泥潭呢？而且肯定对书法理论研究和思考带来严重的后果。我觉得杂志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就是对许多问题的批评不要止于现象，更不要不负责任地滥捧滥骂图一时口快。不少人都觉得当代书法批评是个弱项，其实《书法》杂志在现当代书法批评这一块一直算是比较热闹的，几代编辑都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我在这本杂志上就多次被别人批评过，从批流行书风到批丑书似乎都没落下过我，当然我也批评过别人以及诸多当代书坛创作现象，甚至在人人对流行书风口诛笔伐的当口，我也曾专门写文章为流行书风辩护过，文章也发表在这本杂志上。二十多年前，我运气好，获奖多，针对我个人的许多批评无论准确恰当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起到了提醒我在年轻气盛的年纪不要太轻狂骄躁的作用，我自认为自己在那个时间段也没有太嘚瑟，因此保持了一点清醒和冷静。

水赉佑（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搞书法研究要把古代的事情搞清楚

对我来讲，首先我要感谢《书法》杂志，感谢她引我走上书法的道路。

其次，刚才很多专家谈到书法的批评理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搞文献能感到中国古代很多东西都没有搞清楚，搞书法研究也要把中国古代一些事情搞清楚。一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真本的书法资料其实是不可靠的伪本，这些东西不搞清楚是很麻烦的。所以我认为每个人依靠自己的特长，把各自研究的内容理清楚，各人做好各人的工作，把书法搞得更好。

张索（华东师大书法专业硕士生导师、上海市书协副主席）：从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角度看《书法》

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谈《书法》杂志，实际上我们不能离开上海书画出版社谈《书法》杂志，上海书画出版社就像一个基地，像一个停机坪，《书法》就是在上面起飞的一架飞机。文革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破坏，可谓是灭顶之灾，书画被视为“封资修”的代表，被“破四旧”。书画被毁了，字帖类的书籍也没有了。但在文革后期，上海书画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几本经典字帖，影响巨大，哪怕不是经典的，像周慧珺先生的《鲁迅诗选》也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在书法的复兴路上，《书法》杂志诞生了，他和书画出版社的《书法研究》、《书与画》等构成了姐妹刊物，弘扬传播中国书法的正脉，影响深远，意义非凡。因此，今天论《书法》杂志的定位，她不只是简单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应该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弘扬光大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师辈和我们这一辈都受惠于《书法》，当年若能在《书法》杂志发表文章或图版，影响就非常巨大。记得1985年，吾师林剑丹在《书法》杂志上发了专题，叫《艺苑荐秀》，是第一次推出。上面有刘炳森、徐纯原、林剑丹、段成桂四人。我在林师家看到杂志，非常激动，十分钦慕。《书法》杂志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丰碑和殿堂。

另外，上海是海派文化的聚集地。百年来对中国文化有着巨大贡献，海派不是派，她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现象，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以至到文革之后，上海的书法一直是中国书法的重镇，但这一二十年来，人们对上海的书法有了偏见，认为上海书法不行了，原因是参加国展的人数不多，处在全国各省（市）的中下游。原来我在浙江，也以为上海书法不太行，但自从调入上海工作以来，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书法是技法，更是文化，如果我们看平均文化素养，上海人的文化素养层次肯定是全国最高的。上海底蕴是深厚的。上海《书法》杂志，她依托于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和人才库，这里走出了一批影响中国书坛的人物。《书法》杂志能有今天，这些优势是其他刊物所不具备的。

当然在当下，办杂志也受到了许多情况的制约，特别是互联网和微信等等，但实体杂志和虚拟自媒还是不同，建议《书法》杂志要策划一些有特色、有影响，立体型的书法界所关注的活动。就像当年创造性的举办了全国首届群众书法大赛和全国首届篆刻大赛一样，我们期待着在上海，《书法》杂志未来会更好。

张立行（《文汇报》主任编辑、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书法》杂志在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

我不是专业书法家，也不搞书法理论研究的，以一个传统的大众人的视角谈一下对《书法》这样一本专业艺术刊物的感受。

首先，上海目前有三十几种公开出版的艺术类杂志，有的有刊号，有的以书代刊。但是，可以说《书法》杂志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的艺术类杂志有特定的受众，但我是觉得《书法》杂志的覆盖面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受众。也就是说，看这本杂志，不仅仅是对书法感兴趣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群，因此，《书法》本质上是一本人文杂志，它以书法为载体，给读者提供了丰厚的人文资源。我以前经常根据《书法》杂志上的文章改写成新闻，在文汇报上发表，赢得文化界很好的回响，如刚才老师讲的流行书风、丑书等话题，实际上反映了背后的社会、文化、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以此做报道，其溢出效应远远超出书法界，影响超越书法界。一本艺术专业杂志的影响力能超出其本身的领域，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这也是它的成功之一。

再讲第二点，很多老师都讲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对纸媒、专业杂志开始有比较大的冲击。刚才我们这么多人谈了这么多，还是主要就杂志谈杂志本身，改版如何如何，这都是必须谈的。但我想跳出杂志本身，谈谈《书法》杂志在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20年前在互联网经济刚刚发展的时候，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很牛的社会学教授，他说当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们更渴望跳出虚拟空间，能够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我觉得，《书法》杂志还有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它品牌效应。依托《书法》杂志这个特定的文化品牌效应，可以做很多很多杂志之外的线下的事情，比如刚才讲办展览，也可以开讲堂，还可以搞许多与书法相关的文化活动，将《书法》杂志的文化影响力大大扩展。《书法》杂志有杂志本身的品牌效应，还有多年来所积聚的丰富的专家资源，可以以书法为载体，以与读者面对面的方式，在文化的传承方面大有可为，这比杂志版面本身的传播效应放大许多倍。我觉得再过四十年以后，我们不是谈《书法》杂志本身，而是谈《书法》杂志这个品牌，如何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得到最大的推广和利用。

顾村言（“澎湃新闻”艺术评论部主编）：新媒体时代需要沉淀、经典与独立

管继平（上海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那时最权威的“老师”就是《书法》杂志

我之爱好书法，儿时虽是受父亲的启蒙，无奈父亲早逝，影响甚微。待十八九岁，真正使我重新抓起毛笔刻刀，开始对临帖刻印有了兴趣，倒是受了一位中学同学的启发。可是那位同学的兴趣仅保持了二三年，而我，则或勤奋或懒散，或打渔或晒网，断断续续地把书法篆刻的习惯保持了四十年。

少年时学书，只是同学之间的玩耍，并无正规的师承，要说其时最权威的“老师”，那就是刚创刊不久的《书法》杂志。记得1980年前后，正值我练字刻印的勤奋期，在我20虚岁生日时，那位同学非常郑重其事地买了一本《书法》杂志，作为生日礼物赠给我。并在杂志的封二空白处，以稚嫩的笔迹，题上了“水滴石穿”四个篆字（查《说文解字》所得）与我共勉。那时的《书法》杂志好像是0．66元一册，照今天来看实在是太微乎其微了，然而对当时的一个中学生而言，似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此，我很感激这位同学，也是因他的生日礼物，使我在后来的岁月中，经常把不多的零花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多少年来，《书法》无疑成了我最佳的良师益友。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翻出箧中所藏的这本纸张已经泛黄的《书法》杂志，面对当年的同学题辞，尽管惭愧自己未能练就“穿石”的功力，但却为自己这么多年来能始终与书法结缘、与《书法》为友而高兴。应该说，在当年我有幸选择了《书法》，而书法则改变了我的人生。

李廷华（学者、作者代表）：书法艺术的人文品质不会消失

一、《书法》杂志创刊，表现了上海文化的锋芒锐气。

四十年来，书法艺术和书法文化的影响和扩展，代表了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汲取。在《书法》杂志创刊之后，国内其它书法类杂志和报刊不断诞生，书法活动方兴未艾，《书法》作为报春红梅，代表了上海这座中国最现代化城市的文化敏感，代表了上海文化的锋芒锐气。书法艺术是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但是，在老申报的时代，在创造社的时代，在《收获》创刊的时代，中国都没有出现一家专业性长期性的书法杂志，恰恰是在四十年前，上海创办了《书法》杂志，这是不是说明，经过了百年文化顿荡的中国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具有空前的欲求。天下事，在人为。文化事业的内涵是浩茫含蓄的，但文化现象又赋予典型以符号价值。如果说，四十年改革开放最明显的成果，是中国社会焕发了经济建设的活力，书法艺术也在其中载沉载浮。那么，《书法》杂志，已经可以追随大上海的诸多百年老店，进入人们恒常的视野。

二、 《书法》杂志的多年作为，体现了尊重传统的知见定力。

多年来，杂志表现出的文化品质。四十年的书法文化发展，在书法技艺的普及和深入方面，出现了任何前代不可想象的活跃状态和专业化高度。其中发挥最明显作用的，是现代传媒手段。如今，传媒正从传统纸媒向信息化迅速变幻，书法的实用价值明显蜕化，中国书法的文化属性会不会也随之蜕化？ 我第一次在《书法》发表文章，是周志高先生转载我发表在《随笔》杂志上的《永远的高二适》。我关心的是书法艺术的人格化，而高二适先生这样的书法家正是书法技艺，文化修养和时代人格的完美结合。如果我们回溯中国的书法历史，王羲之、苏东坡到于右任、沈尹默、谢无量、白蕉、林散之，凡是书法作品长久被后世珍重者，都是这三者结合的典型。中国书法艺术，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载体，不论社会怎样发展，不论书法艺术的具体作用方式怎样变化，但其人文品质不会消失。

三、 《书法》杂志的独特表现，展示了遨游书海的职业精神。

姜寿田（ 《书法导报》副总编辑）：敢于碰硬的媒体形象卓立于当代书坛

《书法》创刊四十年来，以其凿破鸿蒙，筚路蓝缕之功，开创一代书法风气，在新时期推动了传统书法的当代复兴，并在书法现代展览模式上具有创辟之功。在当代书法史上，《书法》开创之功与鲜明品格，可归其为三点：

一、敢为天下先的风气倡导。《书法》作为当代书坛第一份权威杂志，为传统的书法的复兴和当代书法审美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使《书法》在当代书法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二、公器公论的批评立场。《书法》始终坚持直面书坛的批评姿态，对书坛之弊敢于大胆揭露；倡导健康的创作与学术研究风气，激浊扬清，弘扬正气。在这方面，《书法》以公器公论彰显了一方书法舆论重镇的批评及导向作用。三、独立不羁的主体观察。在当代众多书法媒体众声喧哗中，《书法》始终以其独立不羁的主体观察，坚持自身批评立场，而不随波逐流，这在面对书坛重大事件中都有所显示，从而使《书法》以敢于碰硬的媒体形象卓立于当代书坛。

俞丰（学者）：注重“幸存者偏差”

近年来因为担任《书法》杂志特约审读的关系，使我对杂志的每一篇文稿都阅读得非常仔细。杂志以贴近大众的丰富形式和犀利的批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杂志社经常收到老年读者的来信，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是对所有编校人员工作的肯定。有些老年读者甚至花费大量的精力，将杂志中的文章手写抄录成册，思之令人感慨。扎根学术，面向大众，是杂志本有的办刊方向，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反馈和来信，却也促使我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到的是逻辑学上的一个问题，叫作“幸存者偏差”。广大的老年读者，时间比较充裕，乐意与编辑交流思想和看法，这当然是很令人感动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的声音并不一定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相对的，学者、专家和广大中青年读者，他们是杂志更应该关注的对象，只是因为他们一般工作繁忙，所以即使有看法想法，也很少与办刊人员交流。这就是所谓的的“幸存者偏差”。所以我们在关注读者来信、反馈的时候，要认识到这样一种统计学上的偏差，虽然很多老年读者非常热情，但是在综合考量杂志的办刊方向上，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关注学者们的声音。坚持学术性，扎根书法研究的最前沿，这一点不但不能松懈，而且要更加强；在普及教育方面，要研究更新更好更贴近时代的方式，与广大老年读者沟通，杂志要起引领作用，而不能一味地迁就于某些比较落后的艺术观念。

王立翔（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总编）：植根传统，专业办刊

谢谢大家！大家的发言非常踊跃，非常热情！我总结几句。

我们举行《书法》杂志四十周年纪念，办今天这样的研讨会，大家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也做了非常充沛的准备，有的还准备了书面发言，这真让我感动。为什么命名为研讨会，而非座谈会呢？其实我们确实有期待的，我们是想要研讨一些话题。我们要纪念四十年，也需要面向未来的思考，今天大家的发言都涉及到了这两点，对杂志的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大的启迪。

我想我们杂志有两点必须要坚持：一，我们要植根传统。大家都提到了书法艺术本身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的，所以从这点出发，我们杂志的内涵、内容，以及建筑于学术基础上的问题意识，都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中国传统艺术出发。杂志要想做得更好，肯定要植根传统的。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所以，我们又是以这样两方面来认识一些重要问题的。首先，我们是面对大众的，我们这个杂志的群众基础那么好，曾经发行量有很高的辉煌，到现在我们每期三万本，好像看起来数字不一样了，但在各位支持下，影响力我想未必输于当时。区别可能是层面不同了，但它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如何用运行好影响力，大众读者首先是我们依靠的对象。但我们面对大众并不仅仅是初级的认识，而是要发挥提升的功能，用知识用思想来引领阅读，引领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书法群体对书法的认识，能进入到更高的境界。

二，专业办刊。我们出版社和杂志一直定位在专业，几十年的成功经验，也说明我们坚持了专业，我们的强项就是专业，因此专业办社、专业办媒体，我们的杂志不是流行杂志，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通俗杂志。我们很多品质来自于我们的专业，更多的视角来自于专业。

专业另一方面呈现，就是我们的作者也是专业的。刚才各位讲到我们依靠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依靠的是学有专攻的专家，是那些长期对书法有研究有认识的专家，而非今天到这里来逛一圈，明天有又到别处去乱发议论的“闲人”。当然各种层面的支持力量我们都要依靠，包括我们的媒体同行。在同行间，我们更要形成团结的力量，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书法》杂志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这次编辑部办这样的活动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必须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要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读者、对得起书法事业。在今天研讨会上，我们听到了众多的金玉良言，对我们走好未来之路，极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