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今天我们如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开始，45年多来，中国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中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极大促进了商品、服务、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中国也因此而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稳定器。正是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对外开放中，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面向未来，中国要妥善应对各种困难、风险、挑战和考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时还要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就更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世界近现代史表明，封闭、动荡、冲突、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大敌，而开放、合作、创新、和平是国家和民族繁荣的长久之道，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更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如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把握全球大势，顺应时代大潮，作出正确抉择，积极主动作为，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中国需要“读懂世界”，世界也需要“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关键在于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要实现思想认识的充分解放和思维视野的真正开放。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只有思想上的解放创新，才会有行动上的开放创造。45年来，思想解放极大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廓清“姓资姓社”迷雾到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到建立沿海经济特区，从开放14个港口城市到形成了沿海开放经济带，从“南方谈话”到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从建立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解放思想的巨大伟力，已经在改革开放以来“赶上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未来也将被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继续证明。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阻碍着高水平开放的步伐，也阻碍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而在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思想认识充分解放和视野思维真正开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只有挣开陈旧观念的束缚，摆脱思维定势的困扰，畅通思想解放的源头活水，主动创新求变，才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让全社会的创新创造能力竞相迸发，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活力。

第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主动实施更大范围的市场开放。

现在中国GDP占全球的18%，中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14%，进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将近11%，扩大进口还有较大空间。实施更大范围的市场开放，意味着中国不仅要继续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开放，还要扩大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把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做越大，构建多双边、全方位经贸合作新格局。通过主动实施更大范围的市场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积极推动全面、互利、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坚定支持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单边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单边开放有利于营造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吸引更多全球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因此可以有步骤地在一些领域、对一些国家实行单边开放。从去年12月开始，中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今年将继续对瑞士、爱尔兰等欧洲国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这就是单边开放的一个尝试。实施单方面免签、零关税、负面清单等开放措施，将会进一步焕发国内经济发展新活力。当然，单边开放需要进行相关压力测试以积累经验、探索可行路径。在这方面，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可以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

第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主动实施更宽领域的市场开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制造业领域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现代装备制造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已经连续14年保持第一。就拿汽车工业来说，1978年中国政府为汽车“合资经营”放行，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新纪元，可是1980年中国的汽车生产能力也只有22万辆，而且其中将近77%的还是货运车。而到2023年末，中国汽车年产销量首次均突破3000万辆，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分别达到2612.4万辆和2606.3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958.7万辆和949.5万辆，市场占有率达31.6%。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也达到491万辆，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只是一个缩影。只有在对外开放环境下，中国制造业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但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在高端制造业、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消费服务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薄弱，因而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比如在研发设计、现代金融、高端咨询、数据信息、医疗养老、教育文旅等服务领域，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有很大潜力和空间。因此，更宽领域的市场开放，就是不仅要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的对外开放，还要努力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仅要继续扩大商品市场的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要素市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当前要主动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切实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

第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稳步扩大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

45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进来”，向发达国家开放，引进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促进自身发展；第二阶段是“走出去”，国内企业增加出口和对外投资，但是主要对象还是发达国家。现在正在进入第三阶段，那就是“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面向各个国家开放，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共创发展机遇，共享发展红利。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就至关重要。中国已经在2020年10月加入RCEP，目前正在申请加入CPTPP、DEPA，这都是体系化、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可在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主动先行测试实施CPTPP、DEPA相关条款，从要素型开放转向规则和制度型内容的开放，从边境上的开放转向边境后的开放，以形成一批集成性、系统性的先期制度创新成果，为后续制度型开放积累经验、探索新路。

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有三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是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衔接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深化改革，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引擎，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新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制度支撑。中国将更加主动对接货物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边境后”管理制度等领域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压力测试，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在此基础上制订高水平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二是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广泛经贸关系，促进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断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要素资源配置水平，维护安全、韧性、可持续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和完整性，为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贡献中国力量。三是积极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完善，主动参与新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比如在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碳减排、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虚拟货币等领域，就需要探讨制定新的经贸规则，构建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意味着要为推动面向未来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顺应世界大势建立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作用重大。与牛顿和爱因斯坦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与法拉第和爱迪生所处的时代也不同，如今的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如果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而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并不矛盾。2003年，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完成。当年参与这个“大工程”的6个国家总共花费30多亿美元，而在20年后的今天，基因组测序成本已下降8个“0”，降低到100美元，而且这个成本将会继续下降。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中国科学家今天之所以能够不落人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1999年作出的积极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决定。这也说明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还不相适应，集聚整合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还比较弱，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如今人类社会正在开启继五百年前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大网络时代。这个大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是数字智能化、绿色低碳化、产品和服务更加人性化。这将极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前所未有地塑造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动态演进格局。同时，世界各国也迫切需要通过全方位科技创新和治理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数字鸿沟、人工智能风险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只有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中国才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中与世界同步，并且为世界作出相应贡献。因此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交流合作，大力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积极共建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就国内来说，要探索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消除国外创新主体融入中国本土创新体系的障碍，建立并且优化开放合作的国内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入实施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探索建立高效畅通的国际科技合作新路径，进一步提升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

第六、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要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为全球和平发展和世界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技术进步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调整，不仅拓展了全球化的广度，也增加了全球化的深度，还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内涵，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性巨大飞跃。从世界范围来看，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局部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但是总体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平与发展还是世界的主旋律。可是如今全球化遭遇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其实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思潮已现端倪，三年疫情和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变化又使得逆全球化问题进一步加剧。全球化何去何从？世界走向何方？世界各国能否在开放合作中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构建新型全球化，促进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从而走上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毫无疑问，全球化和世界现代化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此时此刻，各国面临重大历史抉择，而大国的抉择尤为重要。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高水平开放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也是普世的、更高标准的、面向未来的、促进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因此具有更加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将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主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主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创新和知识驱动引发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为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概括而言，思想认识的充分解放和思维方式的真正开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市场开放，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更具创新性的科技领域开放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现代化作出新贡献的全方位开放，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和关键路径。当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防范各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可靠安全。这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就像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既需要有强劲的动力系统，也需要有合格的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和防滑系统；当然，这辆车还必须把握正确方向，才能行稳致远。构建这些系统，把握正确方向，就必须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为刘兴华教授在“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

TONGJI-SEM 教授简介

刘兴华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国证监会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现兼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