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里的中国：遗传视角下的中华文明

4月30日，第六季“三联·新知大会”第三场论坛“DNA里的中国：遗传视角下的中华文明”，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举行。三位对谈嘉宾均来自复旦大学，分别是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昇、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表型组研究院博士后杜盼新。

“DNA里的中国：遗传视角下的中华文明”论坛海报

众所周知，DNA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自我和历史。通过提取、分析和比较古代与现代中国人群的DNA信息，结合遗传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学者们能够深入探索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社会结构变化、文化交流以及疾病传播等诸多重要事件。

本次沙龙邀请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带领公众深入了解隐藏在DNA中的中华文明遗传印记。通过从古代DNA的提取与分析到现代遗传学的应用，助力学界重构历史脉络，重新理解文明的演进和人类的进化过程。这不仅是一次学术的探索，也是一次文化的重温，让我们得以从遗传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和深远影响。

活动现场

历史人类学研究、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韩昇在发言时介绍说，用基因手段研究人类历史，这在中国是个新兴的学科。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的金力院士主持的团队开始通过从古代遗骸提取DNA进行分析，研究古代人类的形成、起源、迁徙和分布，并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东亚人群基因数据库。但把基因技术和研究中国具体的历史问题相结合，契机则是2009年，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争议。

“当时考古学界基本倾向于把它定位为曹操墓。复旦大学的态度则是要通过科学的证据来判定它是否真实。在这个大墓中有三具遗骸，通过提取基因进行比对，我们就可以破解墓主之谜。可由于无法取得遗骸基因，倒逼我们从现代人类学出发，把重点放在中国的曹姓人群里以及和曹姓相关的夏侯家族中，通过基因比对、分子生物统计学的手段，找到曹操家族的基因类型属于O2-M268，并由此打通了一条在我们现代人身上追寻祖宗的探索之路。”

韩昇

在韩昇看来遗传学的重点恰是历史学的起点。2010年，国内诞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历史人类学。“以前人类学多是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方法，去揭示在中国古代乡里社会人群的融合。但这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通过文献记载所做的研究，是否可以视作真正的科学证据？比如在一些封闭的乡村，几百年来都过着与世隔绝，相当封闭的生活，他们自认是纯正的一支族人，他们的族谱和历史文献也支持这样的说法，但通过DNA的采样和研究，发现实际上在这样的乡村里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多种基因类型，一样有着不同人群之间的混血。”

从近些年在全国采集的遗骸提取基因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个案：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死因之谜。“北周武帝年纪轻轻就完成了中国华北的大一统，并已经开始挥师南下意图统一全国。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突然暴毙，由此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通过对采集到的北周武帝遗骸进行分析，在做生化实验的时候，发现他的死因非常清楚，砷中毒造成的死亡——砷是古代道士炼的仙丹，尤其是五行散中的主要成分。随着仙丹的冶炼提纯，实际上就是一种纯砒霜，如果过量服用会造成即时性死亡，而微量服用则会让人产生兴奋，可久而久之毒素沉积进骨髓，一样会一命呜呼。”

“当然，这只是个‘额外’的发现。通过基因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鲜卑族的宇文家族早期已经和汉族间有了混血，这对揭示北朝的历史非常重要。以前提到北朝都讲胡汉之争，可通过基因分析就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民族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民族的融合，暗中的融合其实也在一步步发展，可以说是胡中有汉，汉中有胡。也由此，之后的唐朝才会开启中国历史上盛大的民族融合时期。”

韩昇介绍说，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原有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之外，又加入了基因谱系的确证。“这已经从最初的跨学科合作发生了质变，不再是各自平面领域的拼盘，而是变成各个学科高度融合在一起的立体结合，由此也形成了全新的研究路径、方法、手段和工具。从2010年至今，中国最好的考古单位都先后建立了基因实验室，考古学界已经广泛吸取了DNA研究的手段，令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

通过基因血脉书写中华民族的“大家谱”

从事分子考古的文少卿在发言时回溯了田野考古的历程。“田野考古的两大核心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再往下就要进入更微观的视野，也就是说把研究从室外搬回室内。不仅仅关心描述性研究，更重要的是关注定量的比较。在分子考古实验室，我们研究古DNA、古蛋白或者古脂肪酸，由此衍生了更多的研究方向。同时，除了研究人类的谱系关系，还可以研究动植物的谱系关系，以及做环境里的沉积物分析。

文少卿

如何通过DNA看待遗传视角下的中华文明？文少卿列举了三个案例：把分子考古学运用在“一带一路”的古西域，得出当地人群在古代屯田时期，生业方式就已经多种多样；对新疆石城子遗址出土人骨做同位素和DNA的分析，得出当地A人群多具备东北亚血统，B人群则同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人群比较接近，进而构建出两千多年来河西走廊的历史；把分子考古应用在长安城研究，从鲜卑核心集团族源谱系探索北方家族史和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匈奴谱系、突厥谱系、吐谷浑谱系的研究。“我们希望决战长安城，因为这里的样本非常多，出土的墓葬遗骸也非常多，用DNA分析可以还原民族大融合的情形，复原出长安城南来北往全球化、国际化的胜景。”

其中，北周武帝宇文邕与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婚姻见证了突厥人和鲜卑人政治联姻的历史，两人合葬于咸阳孝陵。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与上海市公安部门合作，通过毒理学微量元素分析发现，武帝人骨上的黑斑为砷元素中毒，而皇后的人骨分析则发现铅元素超标，判断前者为长期服用五行散丹药所致，后者则作为贵族女性，长期施用铅白美容所致。

随着研究的拓展，文少卿团队还通过遗骸牙齿分析出北周不同阶级之间饮食方式的不同，呈现出农牧交融的状态。“对高等级的贵族来说会摄入麦类或者肉食类，保留更多的牧业民族的特征；而低等贵族会摄入更多粟秫类的食物，蛋白质摄入比较低。可以看出，生于蒙古草原的武德皇后在碳氮同位素表现方式上较为一致，武帝在早年和晚年则有所差异——由于皇帝比较节俭，通过同位素可以看到他在后期开始向关中地区农业生活方式接近的状态。这其实也显现出胡汉混合的情形。”

杜盼新

杜盼新在发言时补充了DNA采集时的一些实验细节问题。“考虑到武帝遗骸保存较好，而头骨、牙齿是做DNA分析最好的材料，但我们没有破坏，只用了一小节趾骨。趾骨保存很差，且人的DNA占比只有千分之一，所以技术难度更大。我们做了一系列技术升级，开发出一套高效的可以获取短DNA的方法。通过全基因组分析，北周武帝相比其他鲜卑人有更多黄河流域的混血，他的血统来源主要是三种成分：东北亚血统占10%，黄河流域北方汉族血统占30%，黑龙江流域族群占余下六成。可以说，北周武帝本身就是一个胡汉融合最直接的证据。”

除了族源分析，研究团队还做了武帝的面貌复原。“其原理是人的相貌相关的表型，比如皮肤颜色、眼睛的颜色、头发的颜色通过基因测序都可以做出预测。我们发现武帝眼睛是棕色的，头发是深黑色的，皮肤是黄色的。这是典型的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跟在座的各位都一样，是典型东亚人的长相。而这同唐朝宰相、画师阎立本绘制的《历代帝王图》中宇文邕形象还是多少有些差别的。基因点位除了可以推测外貌长相，还可以预测他存在心血管类疾病的患病风险，结合史料记载他的临床表现，再加上他服食丹药和各种生活习惯，可以判断出他的综合死因。”

左为宇文邕面貌基因复原图，右为唐代阎立本绘制的《历代帝王图》中宇文邕形象。图片来自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杜盼新在发言最后做了总结展望：“北周武帝只是一个经典案例，我们后面会持续梳理匈奴、突厥、鲜卑、吐谷浑、粟特等民族，并把这些谱系做一个统计。除了做古代研究，还会做现代人研究，通过谱系把古代人和现代人串联在一起，做出一个东亚人的谱系树，这样可以更好地书写中华民族的‘大家谱’——这就相当于在之前只有一些流传的家谱之外，有了相对更科学、更严谨，通过基因血脉构建出的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