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仪式传统”工作坊纪要

宗教仪式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仪式是构成宗教的必然要素，亦是宣传教义、实施教化的辅助手段，世界上各个宗教都有自己的仪式活动。宗教仪式是神学理论建构的象征，是信仰的外化形式和实践行动，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知识背景和文化底蕴，折射出民众的心理需求。此外，一些宗教仪式与民间习俗相融合，渗透到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入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有关中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仪式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批十分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活跃在学术前沿，取得了不少的丰硕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田野与文献互补的重要性，认为宗教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文献的哲理阐释而应争取史料和方法上的突破，田野调查就是实现这一突破的重要途径之一。“田野”是新资料的源泉，走入仪式现场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得第一手资料，为宗教研究提供丰富而真实的素材，藉此弥补现有资料的不足。同时，借助田野调查可以再现历史情景和社会境遇，并将文献资料放置到相应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中加以解读，这有助于重新理解教内文献的价值和功能及其传播过程和传承经历，也利于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和重建中国传统信仰的本来面貌。

“走向田野”、“深入民间”，根植于乡村礼俗社会，近距离观察“实际的中国”。从“田野”中寻找失落的传统和历史，对区域性、民间化的仪式信仰展开实地调查，可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傅衣凌语），继而用活态的田野体验作镜子来映证那些已经消亡的历史情境，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实现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立体化，符合国际学术发展的新潮流，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宗教研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有鉴于此，2018年12月7-8日，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了“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仪式传统”学术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及台湾铭传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在工作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本次工作坊于7日下午开始，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王颂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并以“中国宗教研究与仪式研究”为题做了引言，向与会听众说明了仪式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姜守诚教授作为组织人之一，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阐述了本次活动的目的与意义。随后，依次举行了六组学术发表会和一场圆桌讨论会。

第一组学术发表会围绕民间信仰与民俗等问题展开，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副教授担任本场主持人兼评论人。

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新宇教授，他提交的论文《作为近世中国宗教仪式背景的三教问题——清前期的三教堂案》以乾隆朝时禁毁三教堂案为话题，参阅有关历史档案，并根据近年来在华北各地的田野调查中相继发现大量有关三教堂的地方文献，着重讨论了清初政教与基层社会的互动问题，提出研究者应从地方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清初思想运动与民间教派地方化实践的复杂关系。

第二位报告人是山西大学国学研究所尚丽新副教授，她的发言提纲《民间宣卷仪式浅谈》从整体上介绍了全国各地迄今仍在流传的宣卷仪式的概况，对宣卷表演的功用、仪式流程、宝卷文献等内容做了图文并茂的讲解和梳理。

第三位报告人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刘泳斯讲师，她提交的论文《当代中国北方的村际网络与信仰网络——关于京西门头沟大台地区千军台-庄户-板桥幡会、庙会的研究》通过对北京市门头沟大台地区千军台、庄户、板桥三个村庄元宵节前后传统幡会，以及四月初一娘娘庙会的研究，指出中国北方地区也存在着跨村落的集体宗教节庆仪式活动。这种跨村节庆仪式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存在，整合了当地各种神明信仰，有对内的联盟凝聚作用，对外则显示村际联盟人丁实力。这种跨村节庆仪式活动，在整合村际网络和信仰网络时，可以因时、因地制宜，有很大的灵活性。

张雪松副教授对三位发表人的报告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曹新宇老师的论文选题十分重要，三教堂的信仰模式发端于宋末元初，在明清乃至近代有广泛影响。曹老师对乾隆年间查处三教堂案源流的探讨，涉及到清初两种对儒教的理解：一是将儒教理解为一种宇宙的秩序，一是将儒教理解为汉民族传统。曹教授的研究对于反思明清实学研究，反思三教观念，都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民间宗教教派“里社化”的探讨，开辟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新思路，评议人进一步指出，民间教派与里社的转换，可能是相互的，是多次反复、长期并存的，而非两者之间有某种单项的转换趋势。张教授认为，尚丽新老师的论文对我国南北方各地宝卷宣讲仪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但宣卷仪式和佛道教经忏仪式在仪式实践的逻辑结构方面的异同，尚有进一步对比研究的空间；而举行宣卷仪式背后的宗教动机，有结合中国传统佛道教观念综合研究的必要。张教授还指出，刘泳斯老师的论文将我国南方地区宗教仪式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模式，运用到北方地区宗教仪式研究之中，手法娴熟、妥帖，今后如能进一步从北方宗教仪式研究本身出发，逐渐形成北方仪式研究的径路和特色，将对学界有所贡献。

当天晚上，工作坊特别举办了别开生面的“山西民间宣卷仪式的个案展示及剖析”圆桌讨论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新宇教授担任主持人。工作坊特别邀请到了山西民间的七位宣卷仪式专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现场表演。结束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蒯卫华副教授做了《仪式中的曲牌音乐研究》的学术讲解，对宣卷中的音乐曲牌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和解读。随即，与会学者就宣卷仪式中的音乐、手势、流程及象征意涵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8日上午举行的第二组学术讨论主要是围绕佛教仪式而展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广荣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兼评议人。

第一位发表人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侯冲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一览众“山”晓：斋供模式中的多教仪式传承——从一幅贵州清光绪彩画谈起》，他展示了最近从贵州收集到的一幅清代光绪年间彩画及来自同一地区的一组民间仪式抄本。侯教授根据彩画及经书抄本的人名题款，指出了民间仪式信仰中的兼容性问题，进而他继续阐发了“斋供模式”理论，提出斋供模式下的多教仪式传承，认为斋供仪式的模式适用于佛教应赴僧、道教正一、罗教（儒教）、巫等派别，从而将“斋供仪式”上升为“斋供模式”。他的观点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第二位报告人是台湾铭传大学教育暨应用语文学院汪娟教授，她提交的论文《仪式、文本与图像——多重视角下的霞浦科册<摩尼光佛>》分别从仪式溯源、文本解读与图像印证三个层面对前几年福建霞浦地区发现的摩尼教文本《摩尼光佛》的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其外佛内摩，保存的仍是摩尼教的思想教义，该文本的原型很可能传承自唐代摩尼教的礼忏传统。

周广荣研究员认为侯冲老师以“斋供”为视角，将与佛教相关的仪式细节都“圆融无碍”地纳入进斋供体系。汪老师在文献资料的利用上非常丰富，几乎纳入了敦煌礼忏文的全部文献，她对文本的研读、内容的考释也非常细致。侯老师与汪老师的研究方法都是从一个小的角度切入宗教仪式，再深挖开来，围绕相关文献等各种资料，构建出一个礼仪体系。但无论是从斋供或是礼忏进入仪式的研究，似乎都是始于一个已经建构好的模式，然后将诸多材料填充进去，那么就触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宗教仪式研究可以围绕多种中心展开，有多种研究视角和模式，到底哪一种更为合适？汪娟老师回应到，她并非首先预设出一个视角，礼忏的视角源于她早期的个案研究，这些微观研究使她发现礼忏是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比如佛教讲的“信、解、行、证”中“信”则是着重在忏的法门，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切入会对佛教仪式有许多新的发现与认识。侯冲老师也表示“斋供”是一个他在研究中发现的视角。周广荣教授最后总结到，也许就像“因陀罗网”中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映射整体，微小的视角也可以切入到大的问题。

第三组讨论的主题是道教仪式，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张广保教授担任主持兼评议人。

第一位报告人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吕鹏志教授，他提交的论文《赣西北发现的正一箓》以近年在江西修水县和铜鼓县发现了大批罕见的道教正一箓为研究对象。他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正一派火居道士不仅藏有正一箓及相关的填箓秘诀、行移文书，而且还在实际传行。作者认为，赣西北保存的天师经箓是活资料、活化石，可以与《道藏》及藏外文献中有关道教法箓的一些记载互相印证和解释，洵为近年发现的重要田野资料宝库。

第二位报告人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巫能昌讲师，他提交的论文《赣南安远的道教仪式：谢土醮个案考察》以江西安远县闾山派法师主持的谢土醮仪式为个案，对赣南闾山派法师举行的为期三天四夜连霄的谢土醮的仪式流程进行详细介绍。

张广保教授认为若要在仪式上把握道教的特点，需要注意道教的礼仪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中国的文明主要是礼乐文明，道教礼仪首先应归于中国礼乐文明这个大传统中，又可以补充礼乐文明。道教又和中国的政治、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授箓，“箓”也可以回归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如封禅。吕鹏志老师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箓”的具有抢救性意义的珍贵田野资料，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解读，还与教内的材料做了对比。实际上授箓传统在文革前就已经中断了，吕老师的研究将“箓”接续上了古老的传统，非常有深度。张教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新符箓派的传统和早期的传统有什么区别？第二，吕老师对田野做了观察和解读，但是否访谈过受箓者？张广保教授指出巫能昌老师的研究也能追溯到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对个案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但是巫老师的解读似乎还没有彻底完成，有待补充。

下午举行的第四组学术讨论主要涉及民间信仰的话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汪桂平研究员担任主持兼评议人。

第一位报告人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黄建兴副教授，他提交的论文《戏神田公元帅信仰的道教渊源与仪式特色》对南方民间戏曲行业神田公的原型与神格演变展开讨论。田公元帅是闽台两岸著名的戏神、道坛神和村落保护神，其多元信仰文化的形成过程，生动地体现了文化累层叠加的理论。历史文献与田野作业均显示了田公元帅的道教渊源，同时其神格功能对道教田公元帅信仰也产生了反作用，使其仪式呈现出浓厚的戏剧性色彩。戏神田公元帅信仰的解构精彩展示了历史上道教与戏剧之间的深度互动。

第二位报告人是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徐天基讲师，他提交的论文《河北广宗地区的表功师傅——以民间经卷为中心的研究》指出，当代冀东南地区的乡村中迄今仍活跃着一批被称作“表功师傅”的民间仪式专家。他们既参与诸如醮这类村落集体仪式，又在日常生活中为农民提供各式宗教服务。表功师傅有着悠久的经文传统，这些手抄本的经文是他们进行表功说唱的文字记录，可视作该地区民间教派及文学宝卷的当代遗存。通过对表功师傅师承、经文传统、仪式分类等问题的民族志似描述，作者试图探讨明清以来的教派传统如何深入地方社会的民俗宗教实践之中以及又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汪桂平研究员高度评价黄建兴老师将深入挖掘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指出他的创新点在于梳理出田公在道教中的渊源。但是这个地方性的研究是不是只限于特定的区域？例如，在东北关于妈祖信仰的资料中记录信徒会去莆田朝圣，并会把莆田戏班请去东北表演，那么田公作为一个戏神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被带到北方？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话题。汪老师还指出，徐天基老师对广宗地区表功师傅进行了深入研究。表功师傅这个称呼，实质上就是一种地方性仪式专家，虽然这些仪式专家在各个地方称呼不同，实际上功能、性质差别不大。那么表功师傅的特别之处为何，还需进一步研究。另外，文献资料也有待进一步挖掘，例如地方志、笔记小说、佛道藏，将会大大丰富资料依据。

第五组学术讨论的话题涉及佛道教仪式之间的关系，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担任主持兼评议人。

第一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副教授，他提交的论文《做仪式权力的垄断与世袭：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佛教“门眷”制度研究》着眼于明清直至解放前江南地区佛教盛行“门眷”制度，指出中国的门眷制，是寺院房头应赴僧为垄断祭祖法事经营，而对某一地域的固定雇主进行记录，以便攀援，主要还是发挥商业契约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说，门眷制度具有“教区”的雏形，但因为没有官方强制色彩，本质上还是一种契约关系。

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曹凌讲师，他提交的论文《道教疏文的成立与早期发展——以佛道交涉为中心》通过对南宋道教科仪书中所见疏文类文书的分析来说明五代到南宋时期道教疏文成立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这类文书是最早由佛教所使用，后被道教所接受、理解并发展成为一种文书类型，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佛道关系的研究提出一些想法。

王颂教授指出，张雪松老师近年来对佛教制度史进行了诸多有创建的研究，本次的论文沿着这一思路，重点探讨了门师与门眷、房头与应付僧的关系，视野开阔、资料丰富。其中，门师和门眷现象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不但可以解决一些文本解读问题，还有助于理解僧侣与外护的人身依附关系。门眷制度是否类似于日本古代佛教的檀家制度或者基督宗教的教区制度，门眷作为一种底层的仪式专家是否象征着佛教僧侣地位的下降，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于曹凌老师的研究，王颂教授认为，该论文与作者此前的研究相呼应，依据丰富的史料，说明了功德疏在宋代中期以后流行的史实，对道教疏文的多种类型进行了梳理，对佛道教疏文之间的关系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就此，王颂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疏的含义有多重，主要有疏通、记录（即从口头传达转为书面记录）、禀告等几项。这几层意思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文献中都有体现，例如佛教的义疏偏重于前二者，仪式文本偏重于后者。但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曹文似乎受到斋供模式的影响，将疏文的起源主要聚焦于斋供仪式，而忽略了数量更多的义疏和性质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种疏文。功德疏是否如曹文所言，在隋代已经独立成为了佛教界熟悉的一种文体？第二，道教疏文与世俗公文的相似性，是否需要自佛教疏文转型这一解释上的过渡？侯冲教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义疏与仪式疏文并无关系。吕鹏志教授和姜守诚教授先后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进一步阐发，他们一致认为道教疏文的这一特点直接来自于传统政治文化。

第六组的学术讨论主要以道教派别与仪式传统为中心，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教授担任主持兼评议人。

第一位报告人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陈文龙副教授，他提交的论文《江西上饶饶家道之道派与道法传承》以田野调查中所搜集到的江西上饶饶家道清代手抄本中的派字为研究对象，试图展示清微南派赵宜真一脉在江西的一些传承情况，作者认为作为正一三山滴血派的饶家道在科仪道法上却是以清微派道法为主。

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姜守诚教授，他提交的论文《台湾高屏地区灵宝道派的请库科仪》以台湾南部高雄、屏东地区灵宝道派内部存在的南北两地道坛在请神科仪上的差异为切入点，指出两地道坛分别延续了不同的请库科仪传统，北部道坛的请库科仪与南部道坛的贡王科仪，虽然在节次流程上大抵相同，文本内容却差异甚大。

程乐松教授认为，在田野观察中要注意经典文本和宗教实践之间的张力。他指出，田野中表现出的仪式细节拒斥抽象性的理论建构，但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进行理论建构，陈文龙老师和姜守诚老师的论文都在尝试这一点。但关键是当我们观察出这些细节后，应该朝什么方向去解释它？现在的解释一般比较封闭于宗教信仰的内部，比如经典文献，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界限，而是相互交织着很多副线，比如地方化的习俗。田野的价值不是印证了文本的内容，恰恰和文本产生张力之后才变得有价值。那么，我们如何通过田野去观察经典从文本到实践的变形？我们如何真正理解经典文献对于宗教实践进行有效诠释的限度？程乐松教授的问题引发了各位学者对研究方法的热议。

最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进行了简短的会议总结。北京大学哲学系王宗昱教授、中文系陈泳超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及北大、人大等高校的部分师生，中国佛学院、中国道教学院的法师和道长旁听了会议，一些听众还就学者们的发言提出了问题并参与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