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继承者面对的政治挑战

2018年10月，执政的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亚州和的州选中表现不佳，选票大量流失。作为德国经济重镇的这两州的选情，加剧了德国政局动荡。最为严重的后果便是已担任18年基民盟主席的现任总理默克尔宣布不再竞选主席一职，但将留任此届联邦总理。

基民盟内部的党首候选人大战随即拉开帷幕，以默克尔批评者著称的党内年轻力量施潘（Jens Spahn）、前政敌与联盟党党团主席默茨（Friedrich Merz）以及具有“小默克尔”之称的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随后的两月内开展数次辩论，争取党内不同团体的支持。这也是德国下任联邦总理竞选的前战，默克尔多年来的政治成果是否即将断裂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默克尔接班人何以胜出

2018年12月7日，在汉堡举行的基民盟全国党代会选出了基民盟新主席。

第一轮投票中，因三名竞选人均未达到50%的支持率，党内右翼代表施潘（Jens Spahn）以15%的最低票数退出，第二轮投票开启。在终极角逐之战中，卡伦鲍尔得票仅比默茨多出35票。最终，曾任萨尔州州长，现任基民盟秘书长的卡伦鲍尔以51.7%的支持率险胜商界精英、阔别政坛近10年的默茨，基民盟迎来默克尔“心仪”的接班人。由于目前基民盟在联邦层面仍是德国第一大党，一般由党主席出任联邦总理，因此没有太大意外的话，2021年默克尔任期届满后德国或将再次产生一位女总理。

卡伦鲍尔是默克尔的重要亲信已非新闻，然而，对卡伦鲍尔来说，获得默克尔的背书既是其天然优势，也为其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障碍。 一方面，默克尔担任基民盟主席18年，在党内积攒了广泛的人脉，其亲信与支持者也自然站到卡伦鲍尔阵营。竞选前，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公开表示对卡伦鲍尔的支持。

另一方面，默克尔在多年的权力斗争中也树立了较多政见相左者。其中，默茨就是以政敌形象出现，他从联盟党青年团起家，5年的欧洲议会和15年的德国联邦议会工作经历为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2000年，默茨担任联盟党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 2002年默克尔从默茨手中接掌权力，但默克尔奉行的“中间道路”与默茨对于经济自由、价值观保守的主张背道而驰。2009年后，默茨不再活跃于政坛，而以经济、财政和法务专家的身份活跃于经济界。但默茨的党内旧友仍在，比如基民盟元老级人物，长期担任德国财长，现任联邦议会主席的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是默茨竞选党主席的后盾，竞选前公开表示对其支持。

然而，经济上的成功却也成为默茨仕途带来负累。自2016年起，默茨曾担任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在德国分部的监事会主席，该公司目前深陷德国二战后最大税务欺诈案调查。此外，竞选前，默茨对德国基本法中庇护权的质疑受到党内外批评和社会的质疑，为其支持率减分。

卡伦鲍尔竞选胜利的资本在于：

其一，1962年出生的卡伦鲍尔拥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党内协调能力较强，其政治历程根植于萨尔州，在教育、内政和社会事务上均有历练，从2011年至2018年担任萨尔州州长期间为基民盟保住萨尔州的选举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其二，默克尔于2018年初邀其入驻柏林，有意培养其为“继承人”，这表明，她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默克尔的政治遗产，同时也获得政治光谱“中间派”选民的支持。其三，卡伦鲍尔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对选民在社会、教育和家庭领域的政治诉求感同身受，很早就获得基民盟妇女联合会的支持。

“小默克尔”卡伦鲍尔面对的挑战

然而，卡伦鲍尔的险胜也预示着她在中短期内必将面临较多挑战。

其一，卡伦鲍尔作为基民盟新主席，其首要任务是，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前整合基民盟内不同派系，克服分裂风险，并协助默克尔在其总理任期内稳定大联合政府及德国在欧洲的稳定锚作用。

基民盟的新党首已定，但党内左右派别的博弈尚未尘埃落定。竞选前，默茨已获得了德国重要经济团体和联盟党青年团的支持，且在竞选中曾多次强调其在北威州绍尔兰地区（Sauerland）的经历，提出增加该州鲁尔工业区的就业岗位，主张根植于西部的基民盟应更多顾及德国东部联邦州选民的诉求，抵制德国新选择党（AfD）在德国东部和传统工业重地鲁尔区做大，这些主张赢得了党内外共鸣。党代会第二天，卡伦鲍尔便提名与默茨和施潘同属党内右翼阵营，主张维护基民盟传统价值观的联盟党青年团主席——契米亚克（Paul Ziemiak）为基民盟秘书长，助其统筹党内事务。

然而，同样来自北威州，年仅33岁的契米亚克尚未取得正式大学学历，工作经历尚浅，之前对于默克尔难民政策持尖锐批评态度，他仅获得不到62%的支持。卡伦鲍尔之所以选择契米亚克作为秘书长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她要迅速拉拢党内批评者，试图团结党内不同阵营的力量，且契米亚克接任秘书长后需要辞去青年团职务，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化解党内青年力量的反对声音。另一方面，卡伦鲍尔不仅亟需寻求党内自由派支持，也志在夺回保守派流失至选择党的选票，需重新确认基民盟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此外，如果联盟党作为德国第一大党的内部分歧延续，不同派别力量博弈内耗过度，将直接威胁德国政坛的稳定，从而导致德国在欧洲的稳定锚作用也将变得岌岌可危。

目前，欧洲民粹主义盛行，而另一领导力量法国在“黄马甲”运动影响下，马克龙的改革措施举步维艰，法国国内要求其下台的声音不绝于耳。德国的“欧洲政策”已经陷入独木难行的局面，如果德国全民政党内部人事斗争激烈，德国政坛势必无法避免进一步的碎片化趋势，那么“欧洲一体化”也将陷入僵局。

其二，卡伦鲍尔延续默克尔的政治路线，仍需提出革新创意。作为默克尔“钦定”的继承人，默克尔的政治遗产也将为其带来负累，特别是“难民政策”和党内“中间道路”。实际上，卡伦鲍尔在难民政策上比默克尔更为强硬，比如主张审查没有父母陪同的未成年难民的实际年龄，隐藏或销毁身份的难民将面临严重后果，遣返具有犯罪记录的难民并禁止其再次进入德国乃至整个申根区，这是她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纠正，并试图拉回部分保守派人士的选票。

但卡伦鲍尔对于默克尔“中间道路”的坚守也为其招致党内右翼人士的诸多批评。卡伦鲍尔的主张更接近基民盟中左翼，比如支持提高最低工资等。但多年来的“中间道路”令联盟党不右，社民党不左，全民政党长期联合执政导致政治纲领趋同，无从顾及“政治光谱”两端的选民诉求，忽略新时期德国不同类型选民的价值观分歧，全民党在重塑社会共识上缺失引导作用。

对比而言，竞选对手默茨作为党内保守派代表，在短期内斩获大量支持的原因在于：他提出明确基民盟纲领，与社民党纲领拉开距离，反对中间道路。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家庭上回归传统理念，支持十五年前由时任大众汽车公司董事彼得•哈尔茨（Peter Hartz）提出的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方案，反对国家财政为社会福利支出过大。外交上，他提出加强欧洲议会作用，成立欧洲军队，促进欧盟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力主维护跨大西洋关系。

其三，中长期来看，卡伦鲍尔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在2021年联邦大选前，在维护全民政党的主流地位以及提高选民对联盟党的认同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目前，德国政党政治格局碎片化趋势明显，作为“全民政党”的联盟党和社民党选票不断缩减，持右翼民粹立场的新选择党已进入各州议会，建制派的左翼党和绿党也在州选中获得更多民意支持。

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以及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推进，社会资源再分配变化加剧，德国选民的政治价值观与政党偏好类型也随之改变，受个人经济、教育与就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各选民群体的价值观分歧加重。

德国部分选民的“政治价值观”趋向保守，权威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倾向渐重，如：国家自豪感增强，维护德国主流文化、质疑难民与移民的倾向增长，对社会秩序的认同感上升。与此同时，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社会环境的选民愈发感觉被政治遗忘，其不安全感与不满意度逐步升级，而默克尔一度的开放性难民政策加剧了该类型选民的恐慌。在德国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失望型”或者“抗议型”选民开始寻求不同的代表声音，形成新的政党偏好，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做大，特别是在德国东、西部联邦州选民的就业与经济状况仍存不小差距的背景下。而“参与型”公民与“教育精英”等中上层选民亦出现政党偏好的转向，愈发倾向主张务实性经济政策、文化自由，以及强调生态环保与人权的绿党。

社会共识有待重塑

德国政治格局碎片化趋势已现，并威胁到全民政党的执政地位。默克尔第四任期内重启的大联合政府（联盟党与社民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无奈组合”，缺乏让选民信服的纲领与领导力量。组阁后，最让选民们嗤之以鼻的是党内公开的权争。默克尔直言大联合政府内部沟通不畅，工作文化差强人意。大联合政府渐失民心，这也为全民政党在地方州选举带来颇为负面的影响。

遏制全民政党选票进一步流失至建制派小党或者右翼民粹政党的当务之急，是寻求执政伙伴之间的信任，加强与各选民群体的对话，在明确各自纲领的同时重塑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