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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养老金迷局：如何造成不平等，如何左右政策走向

【美】安格斯·迪顿

2024-05-06 14:27

养老金与不平等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是活到老干到老的。到了干不动的那一天，他们会依赖亲人的照料。我们的基因中并不包括规划自己的养老金，因为没有必要。即使有人尝试过这样做，他们也会面临重重困难。在许多文化中，一个人若是拥有财富，则应该与亲人分享，尤其是应该接济需要钱的亲属。财富共享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互助式的保险，并能够取代养老金。不过，这同样可能让人们难有积蓄，哪怕他们希望这么做。积累一笔储备金需要很长时间，哪怕是到了最近几个世纪，世界上也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做到长治久安、经济稳定，从而确保一个人青年和中年时期的积蓄能够留到他年老之时，并且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战争或被盗窃而灰飞烟灭。对于像我一样在1945年后出生的人来说，长期的和平与经济稳定似乎是一种常态。但事实上，如此长时期的和平与稳定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当地时间2024年4月5日，美国加州，洛杉矶Figueroa酒店工作人员在进行抗议，工人们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增加雇主对养老金的缴纳，以及公平的工作量保障等条款

像其他人一样，经济学家在诸多有关养老金的问题上也一直争论不休，包括养老金应该由个人负责、由社会提供，还是由两方面共同承担，如果由个人和社会分担，其各自应承担的比例是多少，等等。右翼政治派别通常赞成养老由个人负责，让人们自行选择，而左派则倾向于养老金主要来自公共供给，并有一定的强制性。

此外，社保养老金应该来自今天养老金领取者年轻时积累的财富，还是应该来自当前就业人口所缴税金，因而相当于他们承担了赡养老年人的义务？如果是后者，这是否会导致国民储蓄的减少？如果答案为是，那么这是否会导致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受到限制，并使子孙后代承担恶果？又或者，如果人们不再生孩子，从而导致没有足够数量的年轻人赡养今天的老年人，或是他们突然间生了更多孩子，导致婴儿潮一代的出现，而后者步入老年后耗尽了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子孙后代的资源，我们又该怎么办？

养老金和股市

从1983年自英国搬到普林斯顿开始，我就一直按期缴纳养老金。鉴于我要到2016年才会从教学岗位退休，所以我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来积累一笔钱。普林斯顿大学会为我缴纳养老金，还有我薪水的一部分也会被用来缴纳养老金。我退休后有多少钱可花取决于我的投资组合选择以及股市的表现。这与我在英国的养老金计划有很大不同，在英国，个人不能自行选择投资，我的退休收入与通货膨胀挂钩，养老金数额取决于我退休前的工资和我的工作年限。由于年轻时就得到晋升，所以和那些在退休前才得到晋升的人相比，我在工作期间缴纳的养老金更多，但我们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一样多。不过，我对此没有任何怨言，过去十年来，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

大多数就职于私立大学的美国学者的养老金都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养老金类似，但公立大学，尤其是规模庞大的加州大学体系中的许多人，则参加了更类似于我在英国那样的养老金计划。这种选择反映了深刻的哲学和政治分歧：加利福尼亚州和英国的养老金计划以集体责任为基础，统一进行投资，收益的分配则是基于个人的工作年限，而不是个人的投资能力或是在股市中的运气。这种方法更像“按需分配”（或者也可以说是“按其应得的报酬”，因为养老金的金额取决于他们在大学的服务年限），而不像“赌运气”。与此相反，在以个人为基础的养老金计划中，最终的养老金收入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市场行情，由个人承担风险。当然，投资风险是无法消除的，因而必须有人承担风险。集体责任制养老金计划的成功有赖于中央投资机构的良好业绩。近年来，英国的中央投资机构业绩欠佳，并引发了诸多痛苦和争议，其中包括大学教师的罢工行动。对政府一直深存疑虑的保守派也担心，这笔集体资金不可避免会遭到政客的掠夺，其中也包括那些本来心怀善意的政客，这些人津津乐道于诸多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计划，但前提是有其他人的钱可供他们随时取用。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年轻时也很少考虑多年以后的事。但我很快就充满了喜悦而不是恐惧。我刚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道琼斯指数仅有1200点，刚刚跨过1000点大关。道琼斯指数在1997年突破了7000点，年增长率达16%，按通胀修正后的年增长率约为13%。截至2022年春季，该指数自1983年以来的年增长率为9%，经通胀修正后超过6%。和其他股东一样，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收益也很不错，至少在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美国许多地区的房价几乎停滞不前，因此对于大学教授而言，他们养老金中的股票组合部分取代了住房升值，成为他们致富的引擎。

学术界人士并不是美国中产阶层中唯一切身利益与股市息息相关的群体。美国的公司已经系统地以固定缴款和员工主导型计划取代了过去标准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其结果便是，许多白领的利益开始与股市的走势直接息息相关。对于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固定缴款计划推行后才初次体验股市的美国人来说，股市一直是慷慨施恩的神明一样的存在。同时只要市场保持繁荣，公司和政客也可以获利。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汀·惠特曼（Christine Whitman）在1994年凭借降低州所得税的承诺当选，而她依赖的便是州雇员养老基金在股市上的收益（该州雇员采用的是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并且当时资金充实）。

随着股票市场和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蓬勃发展，作为联邦养老金体系的社会保障资金正在迅速耗尽。面对这种情况，专家们聚在一起试图找出解决方案。由密歇根大学的爱德华·格拉姆利克（Edward Gramlich）所领导的一个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在1997年提出的一份报告称，预计在25年内，社会保障向受益人支付的款项就将超过现收现付的缴款，社保基金将在随后十年内，即2032年下半年耗尽。

与普遍看法相反，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婴儿潮一代即将到达退休年龄（多年来人们一直很清楚会发生这种情况），而是由于一些更不起眼的原因，尤其是就业和收入增长低于预期而导致的缴款减少。如果将社会保障工资税税率从目前的12.4%提高到14.6%，则社保基金将可以在未来75年内具有偿付能力，但这种解决方案就像全民医保、枪支管制或废除死刑的提案一样，基本上不可能获得通过。事实上，时至2023年，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仍然为12.4%未变。于是，该咨询委员会建议社会保险基金也追随私营养老金保险计划的脚步，转向同一位神明——将社保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华尔街。

然而，在具体做法和应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委员会陷入了绝望的分裂。其中最小的派别（包括主席及一位支持者）持了中间立场，而另外两个较大的派别则分别持有更加极端的立场。其中一派的成员主要是工会代表，还包括社会保障署前署长和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主席（当时这两个职位由同一个人担任，但现在他只是美国老师退休基金会主席，正是这个基金会持有我在普林斯顿的养老金），他们对股市充满怀疑，认为当前社会保障的管理非常成功，并提议一方面由政府将目前的社保基金盈余投资于市场，另一方面在2045年加税以解决财政短缺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支持这项提议。

如果说这项提议确实如社会保障制度反对者一直指责的那样，夸张地展现了极度不负责任和只顾眼前利益，那么另一派的观点则可以看作对个人借助市场来规划自己退休生活的能力的极端认可。这一派别提议，将一半社会保障缴款投资于由个人控制的个人储蓄账户（即私有化），不对投资资产选择加以控制，并允许人们在退休时一次性提取所有投资。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称这个提议为“疯人院”，在这里股票和债券销售人员“争抢每个老家伙的社保基金”。这两派人中的一派强调了市场的高平均回报，另一派则强调了风险，但不论是回报还是风险，在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之间都千差万别。

乔治·布什总统在2001年任命了一个自己的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对个人账户的建议不了了之。2005年，在喜获连任的鼓舞下，布什总统试图利用自己在无须最高法院介入的情况下即合法当选的政治资本，再次推动养老金的私有化进程，但民主党在2006年控制了两院，从而使得这一努力戛然而止。后来，鉴于2007年发生金融危机，2009年初道琼斯指数又下跌了近一半，股市这位神明的信誉被玷污，私有化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销声匿迹。事实上，尽管股市在新冠疫情期间创下历史新高，时至今日仍未有任何社保基金入市。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仍在跌跌撞撞地前行，虽然一直笼罩在有朝一日资金耗尽的阴影之下，但这个日子尚未到来，而且由于小幅提高了开始支付社会保障金的年龄（即社会保障界定的退休年龄），灾难降临的日子被稍稍延后一些。

那么，教授们的情况如何？回到20世纪80年代，教授们按照规则不能完全控制退休金投资组合中资产的选择，只能在股票和债券之间做出选择，并且只能分配新的缴款，不能分配累积缴款。在社会普遍趋向个人主义和市场信仰的大潮下，这种家长式作风显然已经过时。学术界现在有了更多选择，既包括绿色基金等新生事物，也有普通的老式现金产品，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尽情在市场冲浪。那些对股市心存疑虑的教授们（当然不包括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国债进行退休金投资，但斯坦福大学的约翰·肖文（John Shoven）有一次曾将这种选择比作乘地铁从纽约前往洛杉矶。后来以“助推理论”（Nudge Theory）而出名的理查德·塞勒曾经试图了解人们如何分配自己的投资，许多人回忆说，他们选择的是默认配置，但实际上默认选项并不存在。当被追问时，他们又回忆说，他们在首次受雇并填写养老金表格时，曾咨询过递给他们表格的行政人员，行政人员则大多会告诉新加入者其他人的选择。数百万美元的养老金就是以这样随意的方式被投资，然后增值或损失掉。

这种情况不仅堪比赌场，甚至可以被比作黑心赌场，其中玩家被蒙住双眼，由送饮料的服务生建议他们赌点什么。尽管如此，总是会有人高高兴兴带着赢来的钱回家。这就是赌场的特点：每个人在进来时都一样，离开的时候却远非如此。

由于给予教职人员如此大的选择自由，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参与计划的大学不再能够保证其教职人员晚年的生活能够有保障，而这种保证无疑是大学参与退休金计划并限制可投资范围的原因之一。这些限制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折中的方案，既不像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那样完全不受个人控制，也不像个人主义占绝对主导的固定缴款养老计划那样毫无控制。曾经一度，这样的情况绝对不会发生：拿骚厅（Nassau Hall）的大门口成为曾经的诺贝尔奖得主，但现在无家可归的老教授们最后的庇护所，他们出于谨慎相信“现金”产品是适合长期投资的“安全”资产，或是相信神明永远面带慈祥的微笑。

但无论是对大学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这也许不会成为问题。根据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收入和股市投资的成功（或失败）都是自身努力的结果，而这是人人可得的，那些在股市上赚到钱的人对不赚钱的人没有任何亏欠。安·兰德在此再显神威。左派和右派有关分配的战争已经从古老和静态的累进税制问题转向更加动态的领域，特别是社会保险以及幸运者应在多大程度上对不幸者承担责任等问题。一路走来，承担风险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公司和投资经理到今天的个人，其中许多人既不擅长风险管理，也无法在犯错时得到充分的保护。自1975年以来从集体风险管理到个人风险管理的转变趋势使得人们被分为了赢家和输家，并加剧了不平等。

经济学家如何左右政策走向

经济学家在私底下经常悄悄地认同业外人士、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对我们的指责，包括我们更关注效率而非公平，更可能回应富人而不是穷人的需求。我们还被指责薪酬过高、过于专业化和过于正式，过分沉迷于方法论，沉迷于理论（而非事实），沉迷于对不可靠的数据进行“复杂”分析。

在美国以外经济学界人士的眼中，美国的经济学界经常比不切实际更糟糕。剑桥大学教授、凯恩斯的朋友和学生琼·罗宾逊就喜欢指责新古典经济学家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而且符合这个标签的例子并不难找到。不过，如下面所述的那样，反例也确实存在。

20年前，我参加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举办的第三届年度社会保障日活动。该机构是一个无党派的研究组织，坐落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就在哈佛大学通往麻省理工学院的大道上，它支持和主办了大量研究项目和研讨会。每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都会组织“夏季学会”，这是一场研讨会云集的盛会，涵盖了几乎所有应用经济学领域。社会保障日活动正是夏日学会期间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天的研讨会，由马丁·费尔德斯坦在生前组织，他当时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并已经担任这个职务多年，在塑造该组织今天的格局方面功不可没。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在的大楼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处于需要改革的状态。因此各式各样的方案被反复拿出来讨论，包括提高退休年龄，用一系列个人账户部分取代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度，将部分社保信托基金投资于股市，以及加税和减少福利的组合方案等等。这些方案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每个方案都对部分人有利，而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且都涉及严重的政治风险。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政治分歧。费尔德斯坦那样的保守派倾向于支持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并削弱政府的作用，他们主张设立个人储蓄账户，政府只负责提供一个备用安全保障体系。许多保守派人士有一种根深蒂固且并非毫无道理的担忧，即政客们会干预信托基金的投资，而且很难设立一个机构来防止这种合法的“盗窃”行为。他们还指出，历史记录表明，在任何合理的时间段内，股市的表现都优于其他投资形式。

那些对市场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担心，任由个人自己负责投资，不可避免会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因为某些人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这一派还喜欢共享系统带来的相互保险作用，并担心数百万个人账户巨大的管理成本，以及这些账户可能会遭到金融行业的滥用。有好几次，我的朋友曾找我咨询，问我投资顾问要求他们每年支付投资组合的1%作为基金管理费是否合理。当我告诉他们，30年之后，年回报率3%的投资组合的价值只有年回报率4%投资组合的75%，换言之，投资顾问最终会吃掉他们财富的四分之一，他们通常会大为惊讶，甚至难以置信。

我参加的那个社会保障日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学家们携手合作、集思广益，尽管他们政治立场不一，学术专长更是千差万别。费尔德斯坦本人一直公开坚定地支持设立个人账户，他的大部分学术研究围绕支持这一改革路径开展。但这并没有阻止他领导下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履行职责，举办一场论坛供各方展开广泛的讨论，也同样没有阻止他本人坦率地将自己的观点暴露在最激烈的专业批评和质疑面前。

与支持私有化的观点相反，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长期以来一直公开呼吁人们关注私有化改革可能对分配造成怎样的后果，以及看似不高的管理成本将会对个人账户的最终积累产生怎样的影响。戴蒙德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为几乎所有涉及社会保障的严肃讨论建立了部分框架。

费尔德斯坦和戴蒙德作为经济学家均专注于研究公共财政问题（该领域现在被称为“公共经济学”），这也是多数与会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不过，参加研讨会的人员还有健康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和精算师，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寿命的预测以及死亡率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大学经济系和商学院的金融专家，他们探讨了投资组合分配、风险分担、市场成本以及投资组合管理的可能性等议题。宏观经济学家和专注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交换了关于代际公平的（海量）精彩观点；微观经济学家和福利经济学家提醒我们，要注意激励、道德风险和尚未出生人口无法为自己发声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家和博弈论经济学家讨论了共同的担忧，即从经济角度看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应用经济学家就储蓄、死亡率和投资组合选择的决定因素展开争论，并提出了有大数据支持的实证结果。

我们看到了新的人口普查局数据分析中心的一些初步成果，在防火墙之后，该中心已经能够将调查数据与政府的行政记录进行合并。来自大学经济院系、商学院、法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以及政府和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参与了讨论。大部分材料都是技术性的，而且不乏数理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内容，这些内容质量之高，足以令《计量经济学》的编辑满意。事实上，许多人，其中甚至包括许多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这次研讨会太过艰深难懂。不过，它的议题绝非细枝末节，恰恰相反，它呈现了清晰、严肃和切合实际的思考，并围绕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收获了多方面的重要洞见。有一些时候，经济学家也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羞愧。

本文整理摘编自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的《美国的经济问题》，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