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一批新发现的有关西藏学家柳陞祺的档案和书信（中）

《评定表》

第三种史料《评定表》是打字油印本，一共两份（其中一份缺带“柳陞祺”三字的封面），填写时间为1979年10月31日。这个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真正的表格，只占一页。在填表时，柳陞祺属于民族历史研究室（简称历史室）藏族史组。由于这份表格是用来申请正研究员用的，所以对个人现况和学历经历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在“主要学历和经历”一栏填有如下内容，与《履历表》完全相同：

1931-1940年间，先后任民国政府财政部松江、川康盐务管理局英文秘书。

1940-1943年，光华大学（成都分校）英语讲师及英语付教授。

1944-1949年，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

1949-1952年，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以名誉研究员名义（Honorary Research Fellow）研究藏族历史。

1952-1958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讲师。

195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9年至今，在所，任付研究员。

《评定表》

只是在出生年代上，《评定表》写的是1909年，而《履历表》填的则是1908年（3月27日）。这个差异大概对后来人写有关柳陞祺的文章是有影响的，像李晨升的文章就是取用了1909年说，而民族所讣告和伍昆明的文章则取用了1908年说。现在一般都是采用1908年说。

个人情况“外文程度”一栏填有“英文（阅读、口语、写作、翻译）；法文（阅读专业书）”，与《履历表》也无大出入。

与两份《评定表》在一起的，还有一份1979年9月3日写的简历，用钢笔书于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的专用信笺上：

柳陞祺 1979.9.3

1930年 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学士

1939-1944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讲师及付教授

1944-1949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秘书

1952-1958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讲师及付教授

195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付研究员

简历

这张纸可能是供填写“主要学历和经历”一栏作参考用的，只是纸上的字不是柳陞祺的。

主要论著一

《评定表》的第二部分是“主要论著”的目录，有两页，内容不限于西藏学。这个目录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内容看是填表时已经正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

主要论著

一、

1933-1935年，在上海英文刊物《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发表“Complaint of a College Graduate”。

1935-1937年，又在《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分三期发表有关中国文字改革的文章三篇，其中一篇题名“The Abolishment of Han-tse”（Chinese Hieroglyphics）。

1942-1943年，在《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校刊》，发表汉译英国诗人A.Tennyson：“La Mort d'Arthur”（亚萨王之死）若干章。

1947-1948年，在上海英文刊物《The China Weekly Review》（密勒氏评论周报），分期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三篇。

（以上存稿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刊物年分，期数，已记不确）。

1949年以前，译出W. Irving：《Sketch Book》（伊尔文见闻录），在上海出版。

1950-1951年，与沈宗濂合写《西藏与西藏人》一书，由美国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53年出版。

1958-1963年，与本所同志合作，写出《藏族简史》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各章，由民族研究所于1963年印出。

1963年，写出《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初稿）》一书，由民族研究所于1964年印出。

1964年写出《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一书，由民族研究所于1964年印出。

这个目录在内容上与《调查表》和《履历表》有重合。先说发表在上海的英语刊物《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的文章，我根据的是我和周运在国图查阅的该刊的影印本（《中国评论周报》，全二十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有小误（complaint后面少写了一个s），发表时间只标出一个大致的范围“1933-1935年”。该文准确的刊布信息是：

“Complaints of a College Graduate”（《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 The China Critic, Vol.8, No.6（February 7, 1935）, pp.129-131.

“Complaints of a College Graduate”（《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

作者姓名署英汉双语的“E. E. Liu（柳陞祺）”，不知“E. E.”是哪两个词的缩写。据柳陞祺的《我的学习研究历程》：

1930年毕业后，又深感学用不相结合的痛苦。我曾用英文写过一篇《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Complaint[s] of a College Graduate）的文章，发表于上海《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作，详细内容记不起了，但思想上是对当时一切照搬欧美的学校教育制度表示不满。（2008a，788页）

“学用不相结合的痛苦”指文中所说“the general unfitness of one’s learning to one’s employment”。据柳在文中说，从光华毕业后，他并没有马上工作，而是回家住了几个月，最后在一个待他很好的老师的帮助下找到第一份工作。工作很简单，就是把汉语文件译成英语，但收入高，稳定。这份工作应该就是财政部松江盐务管理局的英文秘书。但是，他在工作中逐渐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他必须牺牲在大学学会的那套鼓励形成个人文学风格的英语以学会程式化的“公文英语”（office English），二是办公室每天例行公事的无聊（the boredom of office routine）。全文大部分内容都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抱怨，没有任何“对当时一切照搬欧美的学校教育制度表示不满”的意思。因为显然这两个问题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跟照搬谁的教育制度无关。柳自己在文中就明确说：“那么，是大学教育的问题吗？我觉得不是。那么，是社会的问题吗？我觉得也不是。”（Then, is college education itself to blame? I think not. Then, is society generally to blame? I think not either.）看来柳确实是“详细内容记不起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文并不是柳陞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作”，理由见下文。抱怨归抱怨，柳的这段公务员生活对他后来研究英印涉藏档案无疑是有帮助的。

《我的学习研究历程》紧接着说：“后又用英文在报刊上发表了三篇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2008a，788页）这就是在《中国评论周报》分三期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字改革的三篇文章：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汉字的罗马拼音化》）, The China Critic, Vol.22, No.4（July 28, 1938）, pp.56-58.

“The Place of Han Tse”（《汉字的地位》）, The China Critic, Vol.22, No.5（August 4, 1938）, pp.72-74.

“Should ‘Han Tse’ be Abolished？”（《应该废除“汉字”吗？》）, The China Critic, Vol.22, No.6（August 11, 1938）, pp.88-90.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汉字的罗马拼音化》）

“The Place of Han Tse”（《汉字的地位》）

“Should ‘Han Tse’ be Abolished？”（《应该废除“汉字”吗？》）

这里有三点应注意。第一，三篇文章与《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一样，署名均是英汉双语的“E. E. Liu（柳陞祺）”，只是前两篇把“柳陞祺”误排成了“柳祺陞”。第二，文章均发表于1938年，也就是抗战开始之后，不是《评定表》里写的“1935-1937年”。第三，三篇均有不同的题名，与“The Abolishment of Han-tse（Chinese Hieroglyphics）”最为接近的是第三篇的题名“Should ‘Han Tse’ Be Abolished？”。

柳陞祺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的文章不止以上四篇，还有下面这两篇：

“Heroism and Hero-Worship”（《英雄主义与英雄崇拜》）, The China Critic, Vol.7, No.13（March 29, 1934）, pp.301-303.

“What’s Wrong with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了什么问题？》）, The China Critic, Vol.21, No.6（May 12, 1938）, pp.71-74.

“Heroism and Hero-Worship”（《英雄主义与英雄崇拜》）

“What’s Wrong with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出了什么问题？》）

前一篇署名是英汉双语的“Shenchi Liu（柳陞祺）”，后一篇只署英语姓名“E. E. Liu”。《英雄主义与英雄崇拜》的发表时间比《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要早近一年，所以说《诉苦》并不是柳陞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作”。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校刊》指《青年之声》月刊（创刊号出版于1940年5月）。“抗战”开始后，光华大学于成都设立分部（分校），柳陞祺曾任教其中（《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十年记》，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结束办事处，1947年，“历年[大学]教职员名录”，74页）。关于柳开始在成都分校担任讲师的时间，上引《履历表》等一说是1939年，一说是1940年。但是，《青年之声》第3卷第1期（1941年10月）的“校闻（第一期）”却记有三十年（1941）秋季本学期大学部“（新聘）柳陞祺先生任英文讲师”。也是从这一期开始，柳陞祺名列月刊的“特约撰述”的名单中。

“汉译英国诗人A. Tennyson：‘La Mort d’ Arthur’（亚萨王之死）若干章”，指发表于《青年之声》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12月）第61-72页的坦尼生著，柳陞祺译《亚萨王歌》。柳将杂志的出版时间误记成“1942-1943年”。“坦尼生”即Alfred Tennyson（1809-1892），现在通译丁尼生，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亚萨王歌》指其关于亚瑟王（King Arthur，柳译亚萨王）的长篇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柳译出的为其第一部《亚萨之来》（“The Coming of Arthur”）。丁尼生此诗取材于马洛里（Thomas Malory）编述的中古传奇《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但是柳在《评定表》里不仅误将马洛里之作的书名记成了丁尼生诗的题目，还把Le Morte写成了La Mort。

《密勒氏评论报》上所发文已见《调查表》部分。柳陞祺在《评定表》此处有一句补充说明：“以上存稿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刊物年分，期数，已记不确。”从上文的辨析来看，他确实是“已记不确”。正如上面说过的，这一点从反面可以证明，《调查表》必是在“文革”之前填写的，由于当时存稿尚未散失，所以还能够据之准确填写出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年份（年分）和期数。

《亚萨王歌》

“1949年以前，译出W. Irving：《Sketch Book》（伊尔文见闻录），在上海出版”，应是指柳影沄（Y. Y. Lieu）译注，奚识之（Richard S. C. Hsi）整理的《原文〈伊尔文见闻杂记〉附译文注释》（春江书局，1932年4月初版）。“伊尔文”（W. Irving）即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美国十九世纪散文家，今通译华盛顿·欧文。“柳影沄”（书中亦作“柳影云”）应该就是柳陞祺。原因有二。第一，在光华学生办的《光华周刊》上，有柳影沄发表的两篇散文，就是《宝石山上》（第3卷第2期，1928年3月19日，21-23页；该期《辑后》还特别提到：“本期柳君的《宝石山上》一篇，文字美丽，值得注意。”）和《逝水》（第3卷第7期，1928年[出版月份和日期不详]，13-17页）。从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显然是杭州人。据1926年9月出版的《光华大学章程》中的“光华大学学生姓名录”（目录作“学生题名”；72页），以及1930年8月出版的《私立上海光华大学章程》中的“学生题名”（106页）推算，1928年3月到5月在校的大学生中，籍贯浙江杭州，通讯处也在杭州的只有柳陞祺一人（杭州司马渡巷八十七号）。由此可见，两文的作者柳影沄就是柳陞祺，文风也是柳陞祺的。再考虑到柳陞祺说自己出版过《伊尔文见闻录》，而《伊尔文见闻杂记》的编译者正好也叫柳影沄（或柳影云），那么这个柳影沄自然非他莫属了。第二，我们从《履历表》里知道柳陞祺还有个哥哥叫柳映堤，“映堤”“影沄（云）”在语义上正好成对，据此也可以看出柳影沄应该是柳陞祺使用过的一个名字。《伊尔文见闻杂记》有一篇柳序，1931年11月13日作于上海（据1935年2月第3版）。当时，他应该已经在松江盐务管理局上班，书稿应该是在业余时间搞出来的。

《伊尔文见闻杂记》柳序

这里再补充一些与光华大学有关的柳陞祺信息。1929年，卢冀野（1905-1951）在光华大学讲“近代中国文学”一课，讲义后来正式出版（《近代中国文学讲话》，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年5月初版），其中第一讲《诗歌革命之先声》就是根据柳陞祺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柳陞祺还担任过《光华年刊》第5卷（1930年）的编辑部长（Editor-In-Chief）和主席（Chairman）。在1935年6月出版的《光华大学十周纪念册》的“文艺”栏，刊有他写的《寄给母校》（20-21页）。在《光华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8、19期合刊（1936年6月3日）上，还有他写的一篇《大西路上的蛙啼声》（4-5页）。

有关《西藏与西藏人》、《藏族简史》、《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初稿）》和《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的情况，已见上文《调查表》的部分，不再赘述。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不论是在《调查表》还是《评定表》里，柳都没有列出他任职拉萨时期发表的《西藏政变实录》。1947年4月14日至5月8日，拉萨发生了轰动中外的逮捕杀害热振活佛（1912-1947）的事件。柳据其亲身见闻撰成“半以记事，半以抒情”的长篇报道一篇，托人从拉萨经印度辗转寄到上海沈宗濂（时已改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处。沈乃将其投刊于1947年8月25日的上海《新闻报》，题为《西藏政变实录》，作者署笔名“星”。此文传到拉萨后，引起西藏地方当局不满，最终导致柳的自动辞职（《回忆》，2008a，771-772页）。关于这篇文章，就算是对邓锐龄这样比较信任的人，柳好像也是很晚才在1996年2月4日的信中第一次谈起（可能是因为邓锐龄在1996年1月8日的信中提到建议柳读Melvyn Goldstein书中有关热振事件的一章[2008a，883页]引起的）：“……关于热振事件，当时我在拉萨，曾写过一篇长文纪事，发表在上海新闻报[上海《新闻报》]，后经其他报刊转载，不知你看过没有？我用的笔名是一个‘星’字，现有一份抽印本，几时可送你参考，但对内幕，没有材料，因为我亦知道得很少，即使如此，这篇文章还引起了当时驻藏办事处一点麻烦。”（2009，220页）柳信所提“其他报刊转载”，经检索报纸方面有《中兴日报》（改题《最近的西藏政变》）和《青岛晚报》（保留原题），杂志方面有《西北通讯（南京）》（保留原题）。

邓1996年12月31日致柳信提到将《实录》推荐《中国藏学》重刊事：“先生在1947年写的《西藏政变实录》一文，我推荐给《中国藏学》。编辑部拟易名《热振事件见闻记》，已印出大样，将刊载于本年第4期。开头约二百多字乃原上海杂志社按语，提到作者星君及当年消息传递不易等等，我将与廖祖桂、安才旦谈，只说先生适于1947年旅居拉萨，特就实地观察所得，详加记述，原文刊揭于沪上某某刊物，今已罕觏，现重加刊印等等，作为《中国藏学》编辑部按语，代替原来开头的话，想先生不会不同意。此事待数日后见廖、安面谈。”（2008a，886页）根据柳保存的本子，《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1996年11月15日）将此文改题《热振事件见闻记》重新刊印（个别文字有校改），并请邓锐龄担任特约编辑。邓锐龄于1997年9月12日致柳陞祺信中提到读者的反应：“先生那篇《热振事件见闻记》刊出后，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两位青年学者都说写得好，读来感到有趣。”（2008a，888页）

《西藏政变实录》里有一节题为“两奥国人的插曲”，提到关于奥夫施奈特和哈雷尔在事变中帮忙炮打色拉寺的谣传：

这两名奥国人，据说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们正在印度爬山探险，被英方作为敌侨而被禁在拘留营里的，大致在两年前，他们从拘留营逃出，在西藏的西南部一带整整漫游了一年余，才逃到拉萨。现在，算是西藏当局予以非正式的收容，其中的一位并且还受雇在设计一些小工程。当这谣言一传开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于他们的地位不利，所以特地向办事处去解释，请求谅解。原来他们对这事情的看法，亦与一般人无异，总觉得这冲突是中央与藏当局的冲突，假如他们帮西藏政府去打色拉，就会得罪中央方面，其中的一位很气愤地告诉他认识的汉人说：“谁不知道我们是寄人篱下，哪一方都不能得罪的。造这谣言的，不外是想嫁祸于我们，要使我们不能在这里存身罢了。”（1996b，95页；2008a，354页）

这段话里对奥夫施奈特和哈雷尔逃亡过程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其中的一位并且还受雇在设计一些小工程”，指的正是在拉萨郊外负责督建水渠和发电站的奥夫施奈特。哈雷尔在《西藏七年》第十二章中也简述过热振事件（1953c，pp.205-208；1986c，263-266页[汉译本颇多演绎发挥之处，而且译文有错误]），不过在他的版本里没提谣言的事。被怀疑参加炮打色拉寺的外国人，还有英国驻拉萨代表处的无线电员福克斯（Fox），他也多次出现在《西藏七年》中。

主要论著二

主要论著的第二部分从内容看主要是未正式发表的笔记、论文、讲义和译文的手稿和油印本：

二、

《辛亥革命后藏族史料》，一册，辑自《东方杂志》，约五万字，原稿。

《西藏宗教资料》，一册，约六万字，手稿。

《拉萨三大寺的学制》，一册，约二万字，手稿。

《藏族史料简介》，一册，手稿。1957年写。

《藏族史讲稿》，中古、近代史部分，油印。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讲义。

《西藏地方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9年为《人民日报》资料组撰写。

《从历史上看西藏地方和祖国中央的关系》，手稿。1959年。

《英帝国主义策动下的西藏民族内部的分裂》，手稿。1960年为《中国通史》第四章，第二十九节撰写。

《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一册，约二万字，油印。1964年民族研究所。

摘译A. Lamb: 《The McMahon Line》，（兰姆：《麦克马洪线》，1966年，伦敦英文版），第十八章：“阿萨姆段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背景”；第十九章：“阿拉[萨]姆的边界危机”；“附件”；共约四万七千字，手稿。1975年译。

据柳在《回忆》等文中说，他进藏的主要目的就是写一本书，风格类似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1937），并有赴美转行读新闻的打算。沈宗濂很鼓励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做些研究，不仅请一个长期住在拉萨的回民来教藏语（柳参加学习数月），还把在藏留学的汉僧观空（1903-1989）和密悟（1904-1966）请来讲过佛教常识。沈还计划集体写一部介绍西藏情况的书，柳负责宗教部分。据陈乃文在《西藏五年》中回忆（2007，149页），柳为了搜集资料，每周都会请几个喇嘛来聊上两次，有汉僧在旁做翻译，这种聊天不是无偿的。沈在1946年初回内地前，希望柳能把写书的事坚持做下去。可惜后来集体写书的计划还是废止了，但是柳继续单干：“这样我陆续积累资料，到1947和1948年间，我把材料比较顺手的部分，分别写出了喇嘛教教义和喇嘛教主要流派一章，寺庙组织和僧侣生活一章，政治一章，地理一章，交给陈锡章他们看了。当时由办事处找了两名拉萨小学毕业生，抄写了两份，一份带给沈宗濂，一份存陈锡章处。这四部分材料，我后来带到北京，研究部有的同志看过一部分，并复写了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保存。”（《回忆》，2008a，769页）

“这四部分材料”可能就是《文集》下册最前面收的四篇未刊稿（2008a，425-650页）。其中“喇嘛教教义和喇嘛教主要流派一章”即《西藏宗教（上）》（526-572页）。关于教理问题，柳多是请教在哲蚌寺学经的观空。初稿写出后，也曾拿去请观空修改，提意见，所以其中对佛学的概述还是非常准确的。观空还曾给办事处写过有关西藏佛教各宗派的介绍。“寺庙组织和僧侣生活一章”就是《西藏宗教（下）》（573-650页）。关于喇嘛寺庙和僧人生活，柳大多从汉僧张注旺那里了解。“政治一章”和“地理一章”分别是《西藏政治》（425-476页）和《西藏地理》（477-525页）。据425页的脚注，四篇文章均为柳陞祺1947年所写稿本。但从《西藏宗教（下）》提到策墨林活佛“不幸已于最近（民国三十七年）圆寂”（643页）来看，至少有一部分应该是写于1948年。这与上引《回忆》中提到的四章的写出时间为“1947和1948年间”也是符合的。主要论著二的第一种《西藏宗教资料》可能就是《西藏宗教（上）》和《西藏宗教（下）》，字数也合。

从四篇文章中保留的“本书”“本章”“政治章”“地理章”“宗教章”“宗教下章”“历史章”“社会章”“民俗章”等大量用语看，它们都是柳打算写的有关西藏一书的各个章节。说得再具体些，“政治章”是《西藏政治》，“地理章”是《西藏地理》，“宗教章”是《西藏宗教（上）》和《西藏宗教（下）》，“宗教下章”是《西藏宗教（下）》。至于“历史章”、“社会章”和“民俗章”，《文集》未收，可能是散佚了。根据文中的引用，这六章的顺序大概是地理章→历史章→宗教章（上下）→政治章→社会章→风俗章，恰好也是构成《西藏与西藏人》的六个部分的顺序。这部汉文书稿后来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它显然是编写《西藏与西藏人》的基础。

《拉萨三大寺的学制》应该就是刊于《中国藏学》2005年第4期的同名文章，字数也合，只是《文集》未收。邓锐龄在《回忆藏学家柳陞祺先生》（2008b，53-61页）中提到：“早在1953年，我在北京一所中央机关工作，那时没有见过柳陞祺先生，就已读到他写的一篇关于西藏黄教寺院的概述，那是用繁体字工楷竖行写在几十页的薄薄的纸上，是供领导机关作参考用的。这篇当时罕见、学术价值极高的资料上写着他的名字，当时毕竟年轻，记忆力尚佳，钦佩之余，一下子就记住了。而7年之后，才见到他。”（53页）这篇关于西藏黄教寺院的概述，可能是《拉萨三大寺的学制》，也可能是《西藏宗教（下）》。《拉萨三大寺的学制》还被覃俐俐（Qin Lili）译成英语（“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ree Major Monasteries in Lhasa”），刊于《中国藏学（英文版）》2007年第1期（2007年3月，5-21页）。

《辛亥革命后藏族史料》和《藏族史料简介》内容不详。如上所述，《藏族史讲稿》是柳和王静如合编的。王负责古代部分，柳负责中古和近代部分。《全国高等学校已完成的重要科学研究题目汇编》第一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1956年7月）还著录一部林耀华和柳陞祺的《藏族近代史讲稿上编》（民院1956年3月），比《藏族史讲稿》的编印时间还早，可惜未能见到。

《西藏地方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从历史上看西藏地方和祖国中央的关系》二稿的具体内容均不详。前文注明“1959年为《人民日报》资料组撰写”，不知是否与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面作为“资料”发表的著名文章《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根据子元[牙含章笔名]在《民族研究》1959年第4期上发表的《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关系》一文所提供的资料编写）有关。关于与《英帝国主义策动下的西藏民族内部的分裂》（手稿）的写作有关的《中国通史》到底为何书或何种研究任务，有待于以后的研究。

邓锐龄在《关于国外研究藏族社会历史的情况》（《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539-583页）中说：“本文在1978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先付油印，经过增订，9月铅印。开头是据柳升[陞]祺先生关于国外藏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史[1964年油印本]改编的。”（583页）柳陞祺这部研究史的1964年油印本就是《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此文未正式出版，更未收入《文集》，油印本也较为稀见，孔网现有一册，定价奇昂（网址：https://book.kongfz.com/17632/5325168793；2023年9月14日读取）。从孔网图片来看，此文全名《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参考资料）》，是民族所社会历史研究室1964年9月的打字油印本（卖家标注一共二十二页）。

柳文第一页的内容如下：

国外人士研究我国藏族社会历史的开始，最早可追溯到十七世纪。在这以前，只有象马可孛罗等旅行家的笔记，记载一些零星片段的传说。在从十七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十八世纪的四十年代之间，曾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我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后藏等处进行过长期的传教活动。他们根据亲身的经历和调查，对我国藏族历史、宗教、和社会情况的介绍，可说是国外最早的第一手资料，亦是后来欧洲人士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一个开端。

但就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对藏族历史、宗教的系统研究来说，这个开始是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匈牙利人凯索玛·戴·葛勒斯（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被他们认为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创始人。

凯索玛·戴·葛勒斯是在1823年从欧洲取道中东到达拉达克的。他在拉达克一带的喇嘛寺内住了七年，精研藏文，后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任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图书馆副馆长，终生致力于藏族历史、宗教的研究。他在1834年出版的藏英字典和藏文文法，以及后来介绍甘珠尔、丹珠尔这西藏两大佛学丛书的论文，可说为国外用藏文文献研究藏族历史开了风气之先。

十九世纪正是资本主义东侵、西方学者研究所谓汉学以及佛教、

与邓锐龄《关于国外研究藏族历史的情况（内部参考资料）》的铅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9月；吴从众旧藏，宋希於购赠）等版本对读，柳的《国外研究藏族史的情况（参考资料）》确实为其开头部分所据。值得注意的是，柳文提到了苏俄西藏学家伏斯特里科夫（A.I.Vostrikov, 1904-1937；柳译沃斯崔科夫）的遗作《藏语历史文献》（亦译《西藏历史文献》）。

邓锐龄《关于国外研究藏族历史的情况（内部参考资料）》铅印本

最后一种是英国学者兰姆（Alastair Lamb, 1930-2023）《麦克马洪线》（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6）一书部分章节的摘译。兰姆此书现在已有汉译本（《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梁俊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柳晚年曾致力于“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全面研究，有写专著的打算，可惜未能完成就去世了。据人回忆，柳身后留下二十万字左右有关“麦克马洪线”的中英文笔记，以及二十幅中英地图，这些资料还在柳家人手中，但缺少合适的人整理（胡岩《深切怀念柳陞祺先生》，2008b，112-113页）。

柳去世后出版的译稿，还有十分重要的《伯希和〈古伯察、秦噶培《鞑靼西藏旅行回忆录》引言〉》（柳陞祺译，邓锐龄订补，《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6期[2017年11月]，第60-70页）。此文是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为古伯察和秦噶培（Joseph Gabet, 1808-1853）《鞑靼西藏旅行回忆录》的小黑兹列特英译本新版写的引言。

《研究工作汇报》

《评定表》后面附有一篇《研究工作汇报》，一共五页。这篇文章与前面引用过的《我的学习研究历程》在内容上基本相同，只是文字稍微简略一些。《我的学习研究历程》完成于1986年4月15日，无疑是根据《研究工作汇报》或某篇与其近似的文稿改写而成的。现在就将《研究工作汇报》的全文录出：

研究工作汇报

柳陞祺

这里就记忆所及，把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经过，作一简单汇报如下。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离校，创办光华大学，当时我刚从旧制中学毕业，考入予科，一年后升入大一，选读了英国文学。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坏，但心里愈来愈感到英国作家从思想、生活到整个精神世界距离我当时所处的动乱的中国太远，甚至格格不入，远不如阅读十九至二十世纪俄国作品的扣人心弦，因而思想起了动摇。

一九三〇年毕业后，又深感学用不相结合的痛苦。我曾用英文写过一篇《一个大学毕业生诉苦》的文章，发表于《中国评论周报》，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作。详细内容，记不起了，但思想上是对当时一切照搬欧美的学校教育，表示不满。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对自己的工作一直不感兴趣，随波逐浪，但求生活过得好些的思想，支配一切。虽也读一点书，但兴趣分散，偶有写作，亦从不保存。因为偶尔读了《西行漫记》（汉译本）一书，对作者颇心仪其人而一心向往等天下太平了，也当一名自由的新闻工作者。为了练习写作，还翻译过一些作品。除表列已发表的之外，曾译完奥斯顿的《傲慢与偏见》（J.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但因看到商务已有译本出版而抛开一边。又译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W. Shakespear[e]: Midsummer Night’s Dream），原定在桂林出版，后以桂林沦陷作罢。另外又选择了阿诺尔的一篇文学评论，可能是《当前文学评论的任务》（M. Arnol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如何处理都想不起了。这些都凭一时兴之所至，事后旧稿也都散失无存，只是说明到那时为止，我还谈不上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

到一九四四年，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去了拉萨，一住五年，使我渐渐对藏族问题产生兴趣，思想起了变化。记得去西藏时，自己一直说笑，是为了想写一本书。后来慢慢从单纯好奇，到决心作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里面既有个人动机，也有点爱国主义思想的推动。至于研究兴趣从一般的风花雪月，到集中对某些历史问题的探索，更是后来的发展。但因为那时有时间，有书读，有人可以请教，有直接观察的便利条件，自认为进步是很快的。又因为住在拉萨及印度期间，有机会碰到几个研究藏学的名流和权威，如意大利的杜齐（G. Tucci），苏联的罗列赫（Ю.Н.Рёрих），英国的黎吉生（H. E. Richardson）等人，有的还比较熟悉，也多少给了我某种刺激和力量。我的看法是，他们各有所长，又如杜齐还非常渊博，然而也远不是说，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没有了。我完全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进行研究。然而当时的主导思想，还是写一两本书以成名，赚点外快，而没有以此为终生事业的打算。

一九四九年始，住印度三年，主要是以合作名义同沈宗濂写了《西藏与西藏人》一书。这书全部由我执笔，原稿远比发表的要多。沈只提出了对全书结构的意见，但由他负责在美国出版。书中有关西藏地方政治组织的分析和寺庙僧侣制度的系统介绍，虽然简略一些，但就我所知，还是当时没有见人写过的东西。我一直认为这些内容，比之于宗教上的中观、唯识之见，密宗奥义之争，对西藏社会和西藏人的日常生活所起的影响要重大得多。

此外，我把《新唐书·吐蕃传》译成英文，并做了部份注释。（按：《旧唐书·吐蕃传》早经英人蒲谢尔[S. W. Bushell]译成英文，而《新唐书·吐蕃传》当时还没有外文译本，直到六十年代才看到作为伯希和[P. Pelliot]的遗作出版的法译本。）同时计划就唐蕃关系写一篇论文，论述几次唐蕃失和，主要是由于边将邀功互相猜忌引起，而从藏族的整个发展来看，从来对祖国是向心，而不是离心的。这一看法，我至今维持。但因为当时生活极不安定，半途而废。

一九五二年归国，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搞藏族史，才多少使我定了型，产生了一种专业思想。虽然自知条件很差，时间也晚了一些，但由于工作需要，从一般的藏族史研究渐渐注重近代部分，更着意于英国（当然包括印度、尼泊尔及沿喜马拉雅山诸山国）同我国西藏地方有关的历史。平时读书或与人交谈，也颇感到有话想说，一吐为快之感。这也许同我过去的一段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一九五六年秋，我分担了对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同学讲藏族史的课程，我负责从公元九世纪末、即吐蕃王室崩溃后，到解放为止的部分，并为此编写了十讲的讲稿（从第一至第四讲由王静如同志主讲并由他编写讲稿）。这首先对我说来是关于藏族史的一次系统学习，受益很大。

一九五九年，我们开始编写我国少数民族三套丛书的任务时，要我主要负责藏族简史的编写。在几经周折，人员多次变换之后（这里包括平息西藏地方反动上层的叛乱及平息叛乱后的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等），最后同王辅仁、常凤玄两同志写出在一九六三年付印的《藏族简史》铅印本，凡我负责的部分，已见附表。这又给了我一次系统的锻炼和学习。

一九六四年下达任务，要我编写两篇有关西藏佛教的材料，供领导参考。其中一篇关于以拉萨三大寺为首的西藏喇嘛寺庙和僧侣组织，是我平时兴趣所及，所以写得比较得心应手，虽然还有许多材料和看法来不及加进去，这次还是提出来作为自己的代表作品。本来打算有空时把它改写，加以充实、提高，但一直没有实现。

为时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十余年间，几乎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积累，统统荒废了。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心里不服，但也确乎有点灰心，有点负气。当然还有点怕事，烧掉了不少旧作和笔记。现在几乎是两手空空，要我谈自己的学业成绩，唯有说说空话，表示一点未来的愿望而已了。

最近一两年来，病体稍见恢复，信心也回来一些，年龄是大了，但还想做点能力所及的事情。例如，近年来国外出了一些有关藏族历史的著作，有的偏见甚深，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再以近代西藏而言，有些问题如西姆拉会议这一悬案，迟早得“深究”一下，西方人、印度人写出的东西够多了，难道就不许我们谈谈我们的看法？再如，长期处于外国势力笼罩下的西藏社会，究竟起了哪些变化？与内地有何异同？这也是我为自己提出的一个课题。回顾自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几乎每次都是领导布置了什么，自己就干什么，还没有完全照自己意思，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过。今后很想一试。

绝不是说，我对哪些问题已掌握了多少了不起的材料了。我认为材料是没有收集完了的一天的，在把材料摆得差不多的时候，观点是主要的问题。这是有“学”还要有“识”。光有材料，没有自己的或最好是独到的见解，是有“学”而无“识”，说不上研究。这点看法可能不完全恰当，但这将是今后我工作时用以勉励自己的一点要求。

柳陞祺《研究工作汇报》

文中所提《仲夏夜之梦》译稿“原定在桂林出版，后以桂林沦陷作罢”一事，其详情述于《缅怀老同学赵家璧》（1997，67页）：

1938年春，我离开上海到了四川，这时上海租界已成为一个所谓“孤岛”，我们也再未通信。后来，我只从报上看到良友公司已从上海搬迁桂林继续出版营业的消息。这时我住在成都，曾寄给他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的译稿，问他是否可用？老实说这只是凭我个人的兴趣译出，我并不知道这剧本已有人译过，而且不久还看到成都某剧团公演了这个戏，这使我颇有点儿感到不安。因为我想当这抗战方始，后方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再另出一本已经有过的译文，这不是叫老同学为难吗？不想很快接到他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良友公司准备出版。但是事隔不久，长沙失守，桂林告警，不久也跟着沦陷，我接到他来信告诉我良友公司正准备再次拆迁，我的译稿已无法付印了。事后，还承他设法把原稿寄还了给我。

柳译奥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柳译奥斯顿）的《傲慢与偏见》没有出版，柳译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柳译阿诺尔）的批评名篇似乎也没有正式发表，两种译稿均已散失无存。只有柳译《仲夏夜之梦》的一部分（不知全稿是否还保存在柳家人手中）题《仲夏残梦》刊于成都文心文艺月刊社出版的《文心》第1期（1943年3月20日，11-16页）。译文前面有篇引言：

这是我在译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的一部份未定草，原文在第二幕，第一二景，正是落花如梦，人物故事都是毫无凭据的，所以可以无须注解，如今被我宰割了这一段出来，更是支离破损，成为一个残梦了，只是译后自己读读，像看到落花贴地，沽[沾]上了泥浆，真有些对不起作者之感。

《仲夏残梦》

由此可见，柳是打算在《文心》上发表他翻译的第二幕第一场（第一景）和第二场（第二景），但是在第1期上连第一场都没登完。此后的《文心》我只见过第2期（1943年5月20日），里面没有柳译，不知第一场的剩余部分和第二场最后登完没有。大约在同一时期，柳陞祺还翻译过一篇《我在白天轰炸了德国》，刊于《中国的空军》第3卷第4期（1943年4月15日，123-124，114页）。在译刊这两篇文章的第二年，柳就去了西藏。

两页谈话记录

本文接近定稿时，正好孔网上拍了一批廖祖桂（1929-）的文件。廖曾担任《中国藏学（汉文版）》主编，柳的很多文章都是他发的。在这批文件中，有两页笔记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们显然是廖（字迹是他的）对柳某次关于自己入藏和从事西藏研究的谈话的记录，是研究柳氏生平的第一手史料。笔记没有题目，它的全文如下（文中字迹最难辨认的地方参考了友人艾俊川的意见）：

本来兴趣很淡，1944年进去才有兴趣。抗日战争，第二次大战进行，使人对国家考虑得多，应好好研究。涉及的国家主要是英国。看英国人写的书比较多。沈宗濂是蒋介石侍从室，他就常鼓励我做些研究。利用拉萨生活上事情少，请教人，慢慢对西藏历史感觉兴趣。我感觉到应该用中国人的观点看西藏问题。其他外国人的书，基本上是英国人的观点。自己努力争取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问题。英国人的话不能相信，用自己的材料，来研究。个人的经历，进入近代史，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远东侵略、经营是东印度公司。英国侵略西藏一定要经过新加坡吗？英国很早感兴趣，他认为喜玛拉雅山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香客朝山，来到西藏。英国比较积极侵略西藏，一边从西藏进入，英国落脚点是孟加拉，必然从西藏下手，搞中国的一部分。

一坐船搞海边（泛海来）

二走西藏（打通西藏这条路）

英国人认为为了保卫印度，同沙俄竞争。

应该以这样的观点来写西藏历[史]。文献比较多，钻进去了，搞西姆拉会议是后来的。英国搞西藏究竟是为什么？我去了西藏，对封建农奴制社会亲眼看到比别人便宜。从东印度公司到直接管理印度，是研究的重点。第一，便宜是去过西藏，见到封建农奴制的西藏，有感性认识。在西藏有英国人，英文秘书同他们打交道。第二，英国人著作多，别的国家也是用英文写的，有人说受影响，我说从中国人观点要知己知彼，他们当中笔下比较随便，谅你不能翻身。我在藏五年。第三，他们看不到汉文资料，了解不到中国人的观点。把西藏做为终身研究，是从1952年开始，1953年介绍到中央民院研究部，研究西藏。以前在门口徘徊，一直未离开岗位就一直下来了。1959年感觉到中印该会为中印边界东段[……]，应把西姆[……]。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上了当。对那条麦克马洪线如何解决不好说。但从线的来源是可以。麦克马洪线，连英国人中有人不知道。中印应该友好，等有心研究这个问题，在查看他们的书，其中搞的鬼有人知道但不敢说。中国人不说，谁来说。他们不说①搞不清，②害怕讲，③大气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他们要孤立中国。外国人知道也不愿意说，有的根本不了解。印度人不会谈。有的英国人还是比较好。当时是两大阵营想整我们。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无权过问英国对西藏的政策。了解情况只有四、五个印度人。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打了一仗，认为是侵略，我们希望不要把事情搞僵了。事情未搞清，种下祸根是英国的边疆官员。所以搞西姆拉会议。

十年动乱丢了十年，年龄大了，把西姆拉做为重点，可以上推也可以下延，不能漫无边际去搞。旁的东西也搞，但重点不丢。各国探险留在很少遗迹。沙俄特务，宗教联系。法、意、俄。英国是第一名，别国不能等同。遥遥领先。

《藏族简史》近代史其中五章是柳老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

廖祖桂笔记

笔记第一页的天头和地脚还写有“为了国家利益，救亡图存”，“贝尔、荣赫鹏”，“黎吉生是随古德进去”（此句下方有字暂时无法辨认；古德即Sir Basil Gould[1883-1956]），“1991-1944=47”（1944是柳入藏之年），“1991-1952年=39年”（1952是柳回国之年），“《西藏的僧侣和寺院组织》”等字。从其中的两个算式来看，这份口述材料的记录时间大概是1991年。                              

改开时期的四次出国

李晨升的《柳陞祺先生生平》记录了柳在改革开放后的两次出国参会和一次出国访学。第一次出国参会是1979年“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亚洲口头传统文化研究专家’会议，被推选为大会副主席”。孔网曾上拍后又上架一封1980年2月12日柳致民俗学者钟敬文（1903-2002）的信（网址：https://www.kongfz.cn/44422299/；https://book.kongfz.com/172632/630268416/；2023年10月9日读取），其中正好有对这次国际会议的介绍：

钟先生：

马学良同志告我，您对前次加德满都会议上的报告及论文很感兴趣。现在我先把情况简介如下。

那次开会三天，就是按议程讨论了一个关于十年规划的报告，需等教科文组织修正后，正式印发。当时并无宣读论文等活动，但在会外，代表们送了些小册子和打印稿。内容有：

孟加拉国的口头传统及民俗研究；

喜马拉雅的巫医；

尼泊尔乐器、节日等；

印度民间舞；

印尼东加里曼丹的音乐

等方面，但份量不多，现在都存在民族研究所，如感兴趣，可请杨堃先生随时索阅。此外，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河野靖有一篇讲话，是在开幕式上讲的，我没有赶上，但事后发我一份，现存研究所科研办公室。记得内容比较广泛，准备春节后去要来，作一摘要送上，您再看是否有参考价值。

您前次送我两篇论文，已经收到，在此一并道谢。有事可写信到“地安门东大街四十五号”，较为方便。

顺致

敬礼

柳陞祺

1980.2.12

1982年10月，柳又赴英国访学（1982年10月20日致邓锐龄信，2008a，808-809页；1987年9月18日致邓锐龄信，2009，210页），一直待到1983年（1984d，800页）。在英期间，除查阅自己专业的英藏涉藏档案史料外，还帮助翁独健（1906-1986）调查中亚的材料（1982年11月1日致邓锐龄信，2008a，809页），帮助史金波（1940-；当时担任柳陞祺所在历史研究室的室主任）了解斯坦因在黑水城掘获的西夏文文献的保存情况（史金波《文如其人 人如其文——纪念柳陞祺教授诞辰一百周年》，2008b，70页）。李文没有提到这次出国访学。

我手里有一封柳1986年12月7日致黄华和廖祖桂的信，里面提到英藏涉藏档案的事：

同志：

月前，多吉才旦同志要我写个关于英国所藏有关西藏的档案的材料，我早已写好。打过几次电话，都因占线，没有接通，所以写信想请您方派人来取一下，不知便否？

我的住处是：海淀区学院南路皂君庙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三号楼二门十一号。电话：898536-73。

敬礼          

柳陞祺

1986.12.7

柳1986年12月7日致黄华和廖祖桂的信

柳写的这个“关于英国所藏有关西藏的档案的材料”，如果还能找到，将会是一份重要的学术史料。

1984年1月，社科院院长马洪（1920-2007）、顾问钱俊瑞（1908-1985）率院代表团赴印度和尼泊尔访问，团中民族所的代表是柳陞祺与刘兴武（世界民族研究室）。这次出国访学，李晨升文也有提及（但将访问时间误作1983年），并说“在印度访问期间，柳先生应邀介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情况，受到有关人士的欢迎和好评”。从领导构成（马、钱都是研究经济学的）可以看出，这个团是以经济调查为主，柳、刘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只能算是配角。柳在1983年12月31日晨致邓锐龄的信中提到（2009，206页）：

新年假日后，我也许去所一次，这次的准备会议较多，使我感到有点忙乱，你处就不来了。

遇见周秋友[有]也请代我说一句，这次行期三周，一月底回来。

柳信所说“这次”就是指访问印、尼之行。周秋有（1937[一作38]-）时任民族所历史室的助理研究员，正协助柳陞祺研究麦克马洪线问题（此据周秋有1984年2月填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研究计划表》）。顺便提一句，周翻译过伯戴克《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修订版，打字油印本，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1981年7月[原书无印制时间，此据书前《译者的话》的完成时间]；《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西藏第1版[内部发行]）。

我手上有民族所科研处关于这次访问印、尼之行的部分档案。正如柳致邓信所说，这次访问行前的“准备会议较多”。比如档案中有一封刘兴武1983年12月20日（周二）致民族所科研处的信，内容是请科研处转告柳代表团全体将于12月23日（周五）和24日（周六）在院部开会：

科研处，

接外事局电话通知：赴印、尼代表团全体于本周五、六两天在院部开会，请柳先生于周五（23日）八时半前到会。请务必转告。

刘兴武

1983.12.20

与行前的准备会议有关的，还有写于《民族语文》杂志社便笺上的两个通知。第一个通知没写具体时间，内容是通知柳、刘二人到院部听报告的时间已有变化：

张国维同志电话

下周二柳、刘到

院听报告时间改

下周四上午9点

请即转告本人

第二个是通知柳、刘二人印度驻华使馆将于1984年1月2日晚宴请赴印代表团：

一月二日晚6：30印使馆

宴请赴印代表团全体。

地点：光华路13号（从

日坛东路进）。

柳陞祺

刘兴武

档案中还有柳陞祺（1983年）12月30日致史同志（民族所科研处的史凤耀）信一封（写于活页纸上）：

史同志：

这次去印、尼访问，我想借一个手提文件夹，不知有否？有时，可交常凤玄同志。

又，看到别的所，带有出版物赠送，请考虑，我所是否亦该适当带点？我个人想法，

宜精而不宜多。如上次送英国学术院及图书馆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颇受欢迎，可

以带几册分赠印度及尼泊尔有关方面。如何？请告知刘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

柳陞祺

12月30日

柳陞祺（1983年）12月30日致史同志（民族所科研处的史凤耀）的信

“上次送英国学术院及图书馆”云云，指1982年到1983年的英国访学之行。“刘同志”应该就是同行的刘兴武。第二年的1月3日，科研处拟定了一份赠送书目（含册数），写在民族所专用信笺上：

柳先生、刘兴武带出国的书目

1984、1、3、

《中国少数民族》 5

《中国民族分布略图》 5

《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5

《中国少数民族人物图片》 10

 这四种书的出版信息如下：

 《中国少数民族》，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分布略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主编，尹文成编绘，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

《西藏历史的新篇章》，牙含章著，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中国少数民族人物》 （含56个民族的人物的56张彩色照片），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北京特艺画册出版组编，无出版单位和时间。

档案里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访印代表团的报告》铅印本七页。据这本《报告》说，代表团于1月6日（周五）从北京出发。在上述柳致史信的右上角，有史凤耀（据字体）的铅笔批示“车辆 6日早 6：30”，应该是所里派车送柳、刘二人去机场的时间。1月20日（周五），代表团结束了对印度为期十四天的访问，于当天上午离开印度前往尼泊尔。1984年1月21日的《人民日报》对此有报道，我买到的档案中有科研处剪存的剪报。据档案中写于民族所专用信笺上的三行字，刘兴武只去了印度，于1月21日返京，而柳陞祺则继续随团赴尼泊尔，最后于1月28日下午乘CA974航班回京。从1月6日到28日，正好“行期三周”。《报告》将此行定在1月7日（周六）到19日（周四）之间，应该是把抵印之日（1月6日）和离印之日（1月20日）排除在外了。《纪念论集》前面图版部分第5页上部有照片“柳陞祺在印度泰姬陵（约20世纪80年代）”，应该就是这次出国开会时照的。

1985年8月6日至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社会结构和世界粮食短缺国际讨论会”，柳陞祺作为社科院的代表参加（王晓义《怀念柳陞祺先生》，2008b，80页）。这是李晨升文提到的第二次出国参会。据1985年8月23日柳致邓锐龄信，柳于8月5日独自出席此次墨西哥会议（据邓按语），这大概是出发的时间。另据同信，柳于8月16日午夜回京（2009，207-208页），可见在会议结束后又安排了一些活动。会后刊有论文集《食物短缺：研究与展望》（Food Deficiency: Studies and Perspectives. Papers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Anthropologists, Organized by the Division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Sector for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6-9 August 1985, Mexico City, Bangkok: Unesco Principal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87），柳陞祺（Liu Sheng-Qi）提交了英语论文《中国的食物问题：一个社会经济学的研究》（“Food Problems in China: A Socio-Economic Study”；据国图所藏该书的缩微胶片），作为论文集第三部分《诸国案例》（Part III. Country Cases）的第十一章（Chapter 11）收于157-167页。《纪念论集》前面图版部分第4页中部的照片“柳陞祺在墨西哥参加联合国食品会议，与各国与会者合影（1958年）”就是摄于此次会议期间，只是把1985年错印成了1958年。

《中国的食物问题：一个社会经济学的研究》

柳陞祺的几种代表作

《调查表》、《履历表》和《评定表》里列举的学术成果，都是完成于“文革”之前。但是，柳的几种代表作却都是发表于改开之后，那时他已经是古稀之人了。

第一种代表作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组文章。这就是《文集》上册所收四篇内容相关的文章：《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意希生平事迹述评》（1987），《关于东印度公司派波格尔入藏之行》（无写作时间，2008a，255-256页），《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1984b）和《马吝——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1986b）。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是同邓锐龄合写的。在这四篇一组文章之上，还可以再加上英语遗作“Notes on Thomas Manning’s Journey to Lhasa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2014a；此文并非上述《马吝》一文的英语版或英译）。这组文章都是介绍和研究马卡姆（Clements R. Markham, 1830-1916）整理校注的波格尔（George Bogle, 1746-1781）和马吝（Thomas Manning, 1772-1840）的入藏行记（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Xizang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76; 2nd ed., 1879；reprinted, New Delhi: Mañjuśrī Publishing House, 1971；根据我购藏的民族所图书馆旧藏1971年重印本）的。第三篇和第四篇都有打字油印本，其中第三篇是在1983年6月由民族所编印的（宋希於购赠），而第四篇则是在1985年由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印的。

《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

马卡姆的书是研究英人涉藏史最基本的史料。柳很早就读过这本书，《西藏与西藏人》的荐读书目中就有。在书评《评李有义著的“今日的西藏”》（此文未收入《文集》）中，柳通过列举李著在引证资料方面的多处错误，比如将Bogle（柳当时音译作布格尔）错拼成Bagel（李音译作伯杰），把Bogle会见班禅说成会见达赖等，进一步指出：“布格尔等人的纪录，亦印有专书，因之这已是一则很普通的资料了。但不知李先生翻了那本起码的参考书没有，以致发生这样的错误。”“专书”和“那本起码的参考书”就是指马卡姆的书。

关于民院和民族所中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史的学者，比如李有义和费孝通（1910-2005）等，邓锐龄在2001年12月23日致柳陞祺信（收入《文集》后应该有删节）中有一绝妙的概括：“大凡从事社会学者每每表示创造新的概念，如费孝通先生之“智力支边”、“乡镇企业”，等等，能提出旁人所心知而未能想出的名词。李先生也是如此吧！多年前，与已故的贾敬颜先生和现仍在国外的张广达先生聊天，他们说如费先生等社会学家会看我们这样研究历史的人太烦琐饾饤，也是有点道理的。”（902页）在这类社会学者眼里，把Bogle拼成Bagel，把会见班禅说成会见达赖，看不看“起码的参考书”，也许都不算是问题。

柳在1997年9月5日致邓锐龄信中提到：“至于工作也没有全丢，只是想把过去有点老底子的东西找出来看是否能拼凑成章……”（2008a，819页）邓于1997年9月12日的回信中就“老底子”提出询问：“先生信上谈过去的‘老底子’，记得曾看过先生译的Markham编的那部讲Bogle入藏记行前面的一篇长序，不知还在手下否？其字数若干？”（2008a，888页）《文集》下册收有一封因“无具体时间，故附信函[指《写给邓锐龄先生的信函（1981年—2003年）》]最后”的柳致邓信（2008a，858-860页）。此信读起来感觉似乎不是一封信，而是至少由两封信误混而成。至于误混的原因，大概只有看原信才能判定了。其中最后写有时间11月4日的部分提到：“记得你在一封信内提到我过去译的Markham一书的长篇序言，这稿子我给伍昆明同志参考，怕已半年多了，现在还在他那里，顺此一提。”（2008a，860页）似乎是对邓1997年9月12日信的回应，可见这一部分至少最早是写于1997年。马卡姆长篇序言的译文未见正式发表。

柳的第二种代表作是《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此文在《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刊出时，前面有一篇“编者按”，不知何人所写。在孔网上拍的廖祖桂文件中，有一封柳写给他的信，内容正好与此“编者按”有关，应该是写于1990年1月17日。信文如下：

廖同志：

本文我未看过。许多话内部谈谈可以，不宜公开。我看括弧（…）内的话都可以省去，尊意如何？

总之，简单些，含蓄些好。

匆匆过目，言不尽意。相信黄颢同志不会介意，但我很感谢他。

敬礼

柳陞祺

1.17

再：文辞有失圆润处，请尽量改。

柳陞祺致廖祖桂的信

从信中可以看出，“编者按”的作者是柳的同事黄颢（1933-2004）。随这封信一起上拍的，还有黄颢“编者按”的原稿。从原稿看，按语写在三张四百字的稿纸上面，写满了两张半，共约一千字。柳在上面用铅笔做了很多的删节（加括弧的部分）和修改，经过删改后登出来的字数只有二百七十字左右，不到原稿的三分之一。关于撰写论述中国对藏主权一类文章的文风问题，柳陞祺有自己一贯的主张。邓锐龄回忆说：“柳先生在写作时主张既占住理，则应‘引而不发’，不必用‘大批判’式的咄咄逼人的口气，以后这就成了我们论文的含蓄和缓的风格。”（2008b，55页）柳在1982年10月20日写给邓的信中，还提到“凡遇我们同别人有不同看法的地方，讲理必须透彻，但文辞可缓和，要有大国风度”（2008a，809页）。柳致廖信中的“含蓄些好”，正是“引而不发”，“文辞可缓和”的意思。

黄颢原稿提到柳陞祺1982年去英国阅档事：“为此，他于1982年赴英国伦敦，查阅并复制了印度事务部所保存的有关档案原件和缩微胶片，包括刚刚解除保密期而为兰姆以前未能亲见的档案，进一步掌握了第一手珍贵材料。”柳把这一段压缩成“（加以）他访英之便查阅有关档案”，并在旁边用铅笔注上做出如此删改的理由：“不宜太具体，怕影响去英查档案的后来人。”从这种处理方式，可以看出柳心思的细密。

柳陞祺铅笔批注

在1990年7月10日致邓锐龄信中，柳提到将此文寄给邓，以及能读汉文的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 1946-），和不能读汉文的兰姆、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 1926-2019）和古普塔（Karunakar Gupta, 1916-1987；柳寄文时不知古普塔已作古），并抱怨说“可惜不见得有几个人看得懂汉文，我又没功夫另写英文的”（2009，212页）。到了1991年3月26日给邓锐龄写信时，柳提到自己已经在翻译这篇文章：“……最近，在忙着把去年年初发表的那篇艾奇逊条约集真伪本的长文译成英文，亦是中心要我搞的，已拖得相当长了（对自己人说话和对外国人说话，应稍有区别），一半是遇到一些困难，一半是怕过份紧张了对我这上了年龄的人不宜，现计划在月底赶完（看来还要推迟一个月）……”（2009，213页）在同年9月24日致邓信中，柳提到已将此文译完：“我那篇关于西姆拉会议（即条约集真伪本）的长文，我已译成英文，并有几处小小的改动，原定这次会议时印出，怕有点来不及了……”（2009，213页）最后，译文题“Why Volume XIV of 1929 in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Has Two Different Editions——With Comments on the Simla Conference（1913-1914）”，收进胡坦（Hu Tan, 1933-）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语论文集《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1991, pp.233-289）。在同年11月20日致邓信中，柳提到了已经出版的《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你提到我那篇关于西姆拉会议的长文，应当译成英文，我已经译出，并发表在最近中心印出的《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这册论文集（这书的前言亦是我写的，其他不是）上了……这次中心要我译成英文，我还作了一点小修小补……”（2009，214页）

柳很早就有精选国内优秀的汉语论文并将其译为英语的建议。在我拍到的廖祖桂文件中，有一封柳1988年11月16日致多吉才旦（亦作多杰才旦，时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长）的信，内容就是详谈这一计划：

多吉才旦同志：

读讲话稿，很全面，只有一点个人想法，提供参考。

国外现在对藏族的研究，相当热闹，而相形之下，我国的研究情况，反倒默默无闻。

除了国外有人有意封锁，恐怕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努力得不够。

“中心”，在各项任务之外，似乎应当起到一个窗口的作用。通过这个窗口，不仅要把国外有价值的作品介绍进来，而且也要把国内较好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对此我们不必过份自谦。这里有个主要问题是语文工具，试想别人用英文写篇东西，几乎世界各地可不胫而走，而我们用汉文和藏文写的东西，除了国内，有几个人看得懂？结果国际上只听见他们的声音，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又怎么比高低？我们不能等待别人学完了藏文、汉文来读我们的作品，我们唯有把作品译成外文，送出去，才能扭转这个局面。这个任务可能唯有中心，有此条件。

知道中心计划出一批包括几种文字的普习性丛书，这个计划很好。但是否也可以考虑把历年国内发表的文章，精选一部分，译成外文，印成专篇小册，可以赠送交换，以资推广，并陆续印发，使专业性较强的作品，也得以问世，岂不兼顾了提高？如此持之以恒，亦能有助于组织或协调国内藏学研究的进行，不知对否。匆匆，顺致

敬礼

柳陞祺

1988.11.16

柳1988年11月16日致多吉才旦的信

可惜英语版《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在出了第一辑之后，只于1996年出了第二辑（廖祖桂主编，张祖极副主编）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