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研究何以繁盛？

今日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硬件的迭代升级日新月异，作为软实力核心议题的城市文化却仍是软肋。近年来，北京、天津、重庆、武汉、广州、苏州、西安（长安）、温州等一连串中国城市的名字，成为“某某学”名号的开端，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回应。在这许多尝试中，以对海派文化的探讨，声量最大，成果最多，成就最高。本文聚焦海派文化的生成路径，分三个时段加以梳理，帮助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海派文化的起源、演进与繁盛的历史进程。

徐锦江、郑崇选等著《海派文化新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定性研究、起点高、态度中立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区域特点日趋明显，各种地域文化竞展风采，上海地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上海在近代以前并无特指的地域文化名称，于是，人们想到了在20世纪三十四年代轰动一时的京海之争中的“海派”。

“海派”，自1917年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很快就成为一个广为流行的名词。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伊始，“海派”一词才被上海文化界重新发掘并为其赋义，产生了“海派文化”一词。许多开创性的学术讨论与研究成果由此开始。1984年，黄裳在《瞭望》杂志发表《榆下杂说：论“海派”》一文，认为“海派自有海派的特点，这是应该加以研究、总结的”。次年，继续发表《敢举“海派”旗帜，振兴上海文化——我的祝贺》一文，再次强调了“海派”的积极性。1985年，何玉麟发表《纵论“海派”》，首先提出“海派文化”一说。文中将“海派文化”与“海派”并用，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中的一个“突峰”与“闪光点”。

1985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上海市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以及宣传文化系统的工作者共400多人的研究队伍，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形成了100多篇、约120万字的研究论文与调查报告。是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解放日报》《文汇报》《社会科学》杂志联合发起召开海派文化讨论会，申城70余位学者、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等出席，就海派文化的源流、特性，以及如何作评价等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沪上文化界有人借此机会提出“重振海派雄风”“高举海派旗帜”，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术界对“海派文化”持续数年的讨论，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有：陈旭麓作《说“海派”》、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熊月之《海派散论》等。这一时期，海派文化的学术研究起点很高，对海派的起源、流变、内涵、定义、评价，以及与近代上海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细致深入，其学术之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日。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学术界对于“海派”与“海派文化”的态度相对中性，即肯定其积极性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海派”已是过去。在1985年的学术讨论会中，形成了有关对“海派”的评价，认为“对‘海派’和‘京派’贬斥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两种文化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互相取长补短。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应当允许不同特色的文化方式存在。”对于海派文化的前途，这一阶段的结论也比较客观，即更加注重于重振上海文化的声威，认为需要“继承和发扬‘海派’文化的优良传统，吸取‘京派’以及其他各派之所长，克服自己的弊端……创造出具有‘海派’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对于“海派”一词，陈旭麓认为“海派之名可弃，开新与灵活、多样的风格却不可无”。 1998年，“上海文化·都市文化·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汇聚了学界、媒体30余人参与，是继1985年之后第二次较大规模的讨论，会后形成的一致意见是“由于海派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旧的海派文化随之消失。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上海文化不宜继续依攀‘海派文化’，最好以上海文化名之”。

21世纪初至2014年：探讨城市精神，研究具体文化样态

进入21世纪后，关于“海派文化”的探讨在政策层面主要是围绕着“城市精神”展开。2000年，上海市开展“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大讨论。2003年，上海提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8个字的城市精神。2007年5月，上海城市精神有了新的表述，提出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的任务。自此，上海城市精神被表述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学术层面，“海派文化”的继续研究大略从两个不同路径切入：

一是史学路径的学术研究。有关上海城市历史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早已超越上海，甚至走出国门，成为全球众多学者共同关注的学术对象，形成了海量成果。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书目（1845-2005）》所列，至2005年底，有关上海的文献，仅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文献，以及部分海外驻国内机构出版的外文文献，即多达4092种。学界已有“上海学”的称谓流行。史学界在研究范式的转变进程中，有更加关注社会生活史、新文化史的倾向，海派文化的众多现象都被纳入到研究视野之内。代表性成果有《上海通史》《上海外国文化地图》以及“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

新修《上海通史》30卷，融粹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于深厚的发展积淀和历史底蕴之中，体现了上海的城市品格和城市精神。

二是文学、艺术路径的学术研究。1989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海派小说”专辑，收入10位小说家及其代表作。文学研究中早有“海派文学”的概念形成。虽然“海派文学”涵意较为含糊，仍有不少描绘上海城市风情为主题的现当代作家会被冠以或自诩为“海派文学”作家，相关的文学探讨也就被划入“海派文学”之列。不限于文学作品，其他如绘画、音乐、电影、戏曲、曲艺、语言学、服装、饮食、建筑艺术等文化领域中，海派文化的研究范围愈加广博。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海派文化已有无所不包、过于泛化的态势，值得警惕。

这一阶段，随着研究规模的扩大，海派文化研究机构与平台开始涌现，伴随着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上海的文化声量再次提升，海派文化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2001年，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2003年中心创办《海派经济学》季刊，至今已连续出版二十年。2002年，上海大学成立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李伦新任首任负责人，中心隶属文学院，开始定期召开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至2023年已举办二十届，并于会后出版《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时，该中心组织出版“海派文化丛书”数十卷，是目前最活跃的海派文化研究机构。同年，由施建伟等创立的《海派文化》报问世，每两个月一期，每期约4000份，报纸挂靠同济大学海外华文文学所名下，其间报纸多次参与主办学术研讨会与各种社会活动，并于2019年出版《海浪花开：<海派文化>报选粹》。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以整合各个学科、资源，推陈出新，合力繁荣海派文化为主要目的，成立海派文化研究所，由熊月之任所长。2013年，东华大学成立海派时尚设计及价值创造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上海大学博物馆开放，致力于海派文化、上海方言文化的收藏、展示、研究和教育，同年，博物馆加挂了海派文化博物馆的牌子。

这一阶段的研究更着重于推进各种具体海派文化形式的深入探讨，丰富海派文化的内容。“海派文化丛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该丛书通过数十个不同的主题，试图勾勒出海派文化的全貌，使人充分看到了海派文化的丰富性。此外，《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海派文化概览》也是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著作，均是对海派文化具体内容的刻画。但这一时期相较于前一阶段，综合性的、定性的研究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具体文化样态的研究，在批判性、思辨性与思想深度上，研究成果的质量明显不及前一阶段。

2015年至今：配合政策，研究规模、影响力提升

2015年底开始，“海派文化”正式见诸官方文件，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上海提出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着力提升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理论成果说服力、宣传舆论影响力、文化产业竞争力，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2017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学习讨论会，提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并指出“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文化”品牌的内涵之一，摆在和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并列的位置。2021年1月，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大力传播和弘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同年7月，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深化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提出“在海派文化传播提升中彰显‘上海文化’品牌建设聚力汇智作用”，并规划了一系列有助于传播海派文化的专项行动。

上海虹桥站的海派文化窗口。摄影 徐涛。

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号召下，海派文化研究规模与社会影响力再次提升。除前述之机构与人员外，2017年，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公园内成立海派文化中心，是以促进海派文化创新传承为使命的公共文化平台，举办免费展览活动向市民公开。同年，以传播海派文化为特色的文化项目“海浪花讲坛”创立，2022年度“海浪花讲坛”落地长宁区图书馆。2023年，上海师范大学与徐汇区共建的“新时代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延续了上一时期的特点，学理性的研究减少，针对具体文化内容的论述增多，研究之间形成对话的可能性继续降低，而更多将重心放在阐释并论证政策文件精神之上。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为17卷本“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的出版，该丛书由上海市政协以及各区政协组织编写，以上海16个区的海派文化特色资源和代表人物为核心内容，其价值在于具体文化形式的展示。在众多论述中，亦有接续上个世纪对海派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代表性作品，如《海派文化新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学人共同书写，论及了海派文化的历史流变与时代构建，以及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等核心议题，与政策呼应紧密；郭骥修订自他博士学位论文的《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借助了文献数字化的东风，主要依靠《申报》等近代报刊，从海派文化的概念、形成、发展、特征、转型等角度论述近代时期海派文化的种种面向，对于海派文化研究继续有所推进。

以上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22年底，与“海派文化”直接相关的图书640种，理论文章1537篇。从时间趋势上来看，研究规模呈现逐阶段上升的态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海派文化研究成果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但即便如此，“海派文化”时至今日其定义还是言人人殊，没有统一的看法。《海派文化新论》书中认为，海派文化在生成模式上与传统儒家文化、西方启蒙运动完全不同，它并不是由某一阶层或群体先提出“海派”的口号才得以普及的文化形态，相反，它是在无自觉无领袖的状态下自然生发的，市民阶层比文化精英们更早地接受并参与创造了海派文化，之后才引发学者们研究的兴趣，可以说，对于海派文化的研究始终处于一种“文化追认”的状态中。

 （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雅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