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新浪潮｜北大才子告诉你外国人眼中的真实中国

短视频浪潮风起云涌，只要你有一部智能手机，你就可以成为视频生产者。众多的90后、00后投身到了视频新浪潮中，这股新浪潮中的弄潮儿们生活状态怎么样？他们有哪些困惑，有哪些期许？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视频新浪潮”栏目，邀请短视频生产者、平台运营者、投资者、研究者们讲述视频新浪潮中那些激情澎湃的故事。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短视频生产者歪果仁研究协会联合创始人方晔顿的口述。

2016年，中国短视频创作的浪潮席卷而来，当浙江人方晔顿和犹太人高佑思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相遇，“歪果仁研究协会”（简称“歪研会”）便应运而生了。

“歪研会”将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生活在中国的“歪二代”。短短两年时间，“歪研会”创作的视频全网点击量过亿，全网积攒了约3000万粉丝，且在海外拥有近100万粉丝。联合创始人方晔顿说，自己的团队是“无意间踩中了一波浪潮”。现在，“歪研会”似乎成了中国“歪二代”与中国年轻人沟通的精神通道。

“歪研会”的办公场地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处共享办公空间里。我随方晔顿走进去，他掏出手机订了一间能容纳六个人开会的小房间。高佑思和几位“歪研会”的工作人员正在隔壁房间火热讨论着即将上马的拍摄方案。

以下内容整理自方晔顿的口述：

我是浙江诸暨人，本科在北京大学读哲学，进校之后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读了第二学位。正是在国发院的一次活动中，机缘巧合我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小高（高佑思）。他是以色列人，也是我的北大校友。他的父亲老高（高哲铭）在中国做了很多年生意，也因此把他带到了中国。

2014年，北大国发院筹办了一次以色列游学活动，讲座上对谈的两个人基本上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创业——老高和我的导师杨壮。

那一年，杨壮老师通过校友系认识了在中国创业的以色列企业家老高，随后国发院EMBA组织了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去以色列看创新。在那次行程之后，他们把整理旅行文件、考察所得的一些资料，这样的工作交给了我和小高来做。这是我两第一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也就是通过这次共事我们认识了。

在那之后，我了解了来自以色列的老高和小高。其实，老高那会儿已经在中国待了五六年，小高随他来到中国之后学了一些中文，正在准备考北大，那会儿在对外经贸大学读中文预科。聊得深入了之后，我发现小高对于经济学、创新这块还挺有自己的见地，跟我当时身边的很多外国同学都不太一样。当时，我们会一起去北大听张维迎老师的课，经常一起去旁听他讲经济学原理。再后来，小高成功地考入北大，我们就开始一起创业了。这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想着要一起干点儿事情。

兴趣使然，尝试体育短视频创业

2016年，我们开始思考创业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在读研二。一开始，我们有了一个关于体育短视频的构想。刚开始起步做足球相关的短视频算是兴趣导向使然，那时候感觉周边有一股创业热潮，但我们俩其实都不是很懂创业这件事。

我们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让那些在球队主场看比赛的球迷上传视频，比如拍一段他们赛后比较愤怒的评论，或是自己球队赢球的时候那些激动的场景，或者自己评论几句追随的球队。那个时候，这种形式在YouTube上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也是在YouTube上看到了这种体育短视频，就想能不能复制这样的东西呢？因为我们觉得体育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没有国界，像中国也会有皇马球迷，海外也有皇马球迷一样。我们猜想，中国的皇马球迷也许会喜欢球队大本营本地生产的那些内容，所以那成了我们最早开始探索短视频创作的缘起。

通过那次尝试，偶然间发现做短视频内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成本最低的创业方式。你基本上有一部手机或者一台稍微高级点儿的单反就可以创造内容，但关键在于你创作的那些内容本身要有意思。

我们当时选择在海外找那些球迷达人，他们已经是在本地颇有影响力的球迷，而且还喜欢在YouTube、Twitter上发东西。我们去找他们谈，问他们：“能不能邀请你为中国的球迷也做一些内容，你平时就随便花个10到15分钟在赛后讲两句，我们在中国的球迷社群和平台上发布这些视频。”除此之外，我们还找了一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像英国这样的足球大国，我们就让留学生去球场门口做街采。后来，我们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了世界杯赛场。2016年欧洲杯在法国举办，我们就把小高派去了前线做街采。

当时做的这些其实是“歪研会”的一个雏形。当时我们发现短视频这件事的魅力所在，就是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且不费什么时间，但只要你的素材有意思或者你戳中了某一个群体的兴趣点，那他就可以被传播开来。这样的操作模式，哪怕你在国外拍，其实成本也特别低。当时我们依靠的平台主要还是微博和懂球帝，在这两个平台上我们都挺火的。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以这种方式做体育短视频的确存在变现的问题。它变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仔细想来关注球队的这些人需要细分来看，比如长期关注曼联的，长期关注皇马的，球迷群体是垂直划分的。这些人所关心的东西多数还是跟球星、赛事有关，我们做的这种球迷观点，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看但并不一定要持续看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困境，这样的受众是难以变现的。

中外交流的外部推力促成了“歪研会”

体育这块变现是我们后来转向做“歪研会”的一个原因。但我们通过操作体育短视频掌握了一些新媒体和做短视频的基础技术。现在我们团队的核心人员和负责视频剪辑的技术团队，全部是来自于当时的体育短视频创业的成员。

现在团队的核心，除了我和小高，还有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张希曼，她以前是北体大的足协主席；还有即将去清华大学读网络社会学博士的刘祺，他之前是南开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和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念书的美国女孩星悦。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2016年算得上是中外学者交流方面一个很特别的年份。2016年9月，清华的苏世民书院招了第一届学生。而在此之前，北大的燕京学堂已经建立起来。“一带一路”倡议开始讨论得比较热烈。那一年，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或者说学界，都给人一种要向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呼声在。

2017年，我们已经开始做“歪研会”的短视频了。当年的5月份，中国开了“一带一路”全球峰会。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在江湖之远，我们开始观察到，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要去向世界表达自己。

后来，小高的弟弟也去了燕京学堂念书，我认识的一些非常厉害的朋友他们有些选择了苏世民书院，很多本科是斯坦福或者哈佛的人也都跑来苏世民书院。你能察觉到这种趋势，世界也越来越想要了解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来，也想要了解中国积极的一面。

从我们团队自身而言，经历体育短视频的创办过程，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知道如何能做出一条能火的短视频，同时也积累了很多失败的经验，整个核心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构建成了。特别像我和小高这样的组合，中方和外方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的机制已经形成，经过了一些磨合，我们已经能够尽可能地将中国年轻人和外国年轻人合作能量最大化了。

说到小高，他本人就是我们团队最关注的“歪二代”，他爸爸是家族第一代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人。老高经营的英飞尼迪投资集团在苏州拿到了第一张中国外资的私募股权经营牌照。21世纪初，来到中国的那些外国人，后来把孩子也带来了。而这些“二代”他们可能整个青春期都在中国度过的，包括一些人的事业发展也在中国。

他们赶上了中国近十年或者说二十年，最快速发展的一段时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对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影响特别大。小高这样的“歪二代”们像是一群“精神混血”，我们有一句形容他们叫做“他者语境中的主动表达者”。对我们而言，小高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一方面他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语境里的中国，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

用短视频讲述一个年轻的中国

我还记得，2016年底北京很冷，零下20多度，我和小高、团队的几个小伙伴去拍“歪研会”的一条街采视频。当时，我们就拿了一个话筒和一台拍摄用的相机去了五道口，在街上采访了三天。那时候刚开始做，没人知道我们，有些人看到我们凑过去采访，还以为是骗子。但五道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起始点，那边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年轻人特别多，拿这种方式去和他们讨论中国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是很有发言权的。

我们当时的第一选题是微信红包，那期3分钟的视频12月14日发在微博上就获得了100多万的点击量。现在看起来这个话题有点土气了，但当时没有人关心过在中国的老外用不用微信红包，他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采访了40多组人之后，发现一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年轻人非常沉迷玩这个。

我们当时找的外国人大部分没有用过微信红包，但是一旦找到了用过的，他就会把故事说得很生动，他会觉得中国的这种方式很有趣、很酷。有人回答说：从“微信红包让所有事情都变得很方便。”也有人在视频里说：“这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牛逼的玩法。”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把话题框架设定在“外国年轻人怎么看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比方说在中国很火的美图、探探、直播这些年轻人爱玩的东西。我们当时想了一连串的话题，做出来之后每期都非常火爆，在b站上排到过这类视频的第一，微博应该也进入了前五的位置。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档栏目，就是做街采，每一周想的就是下周更新一个什么话题的街采。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档栏目。比方说，“别见外”这个栏目就是我和小祺（刘祺）一起策划的。

它跟街采不太一样，是带着观察视角去看中国人是什么样的，通过三天时间去体验各种中国独有的职业，然后让你看到这个职业所打开的那样一个社会环境是怎样的，里面的人又是如何生活的。

小高作为一个懂一些中文的老外介入到这样的场景当中，他对中国社会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他去体验这些职业的时候会闹出笑话，也会有很多的疑问。当他把那些问题抛给那些在这个岗位上的中国人时，他们会给他反馈。这像是一种行动式的纪录片，小高会带着很多外国人去了解这个中国独有的职业，又通过这个职业场景了解中国社会。

有一期“别见外”去体验中国普通的早餐铺。我们找了一个位于五环一对河南夫妻开的早餐店去体验。他们的店面在北京来说比较偏远，接待的人基本上是快递员、送奶工、盲人按摩师，这样一些住在附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很年轻。而这一对开早餐铺的夫妻，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想让在南京邮电大学读书的女儿开心，赚钱给女儿。这期视频基调很平静，呈现出来的是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勤勤恳恳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很努力地过着一种很平凡的生活。这是中国人真实的一面。

还有一期我们去体验外卖员。拍完之后，我们发现做外卖员并不简单。一个厉害的外卖员，基本上一天能够送到70单到80单。你同时手上可能抓着8到10个外卖，你选择怎样去送能效率最高呢？先送北京林业大学，还是先去北大？先送汤还是先送饭呢？学校保安会不会让进？或者是有的人让进车不让进。作为外卖员，你要规划那个路线，而有些信息高德地图是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得靠你自己组合排列你的目的地和餐食。比如，最晚送汤，就会凉，这有可能会导致顾客给你差评。体验一番下来，才发现一个优秀的外卖员就好像是一台超级计算机，他知道该怎么去调配手里的单子，以至于让自己送得最多，而且能获得最多的好评。

这样的软件，或者说这样外卖体系在国外也有，但是在中国，人实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非常会算，即使只在做外卖员，他也会动脑筋去想如何做好这个事情。当时体验完，这件事其实对小高的震撼是非常大的，他说之所以中国能有这种便捷的生活方式，不完完全全是因为市场大或者技术先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聪明。

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做“出海”的内容。在Facebook上我们运营着一个叫“Y China”的号，有些视频的点击量也过了百万。我们希望能在不同的国家做这样的短视频，我们在思考看怎样能把中国的内容复制到其他国家的语境里，建立起中国和海外之间沟通的桥梁。我们本质上想做的事情就是沟通，这不是一个单边的输出，而是双向的。我们觉得，所有沟通都应该在一个友好的环境里，吸引他们来主动了解你的文化，才能实现一种有效的沟通，前提也是要放下傲慢和偏见。

“歪研会”的存在就是要建构起这样的一个中国年轻人与160多个国家的年轻人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并不去判断它，而是要形成一种沟通机制，一种年轻人之间的沟通机制，还原一个真实的“Young China and Young Chinese”。

过去很多时候，老外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扇子、熊猫、京剧、卧虎藏龙，但是我们想给他们看的是一个活跃着的新中国和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比如说像抖音、快手上的那些人，或者一些在创业的中国年轻人。我们会寻求一种更能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感兴趣和接受的方法去讲故事，而不是去说教。

我们做的短视频事实上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这包括跨文化交流、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相关的思考。有了这些沉淀，我们觉得才能做好一个像“歪研会”这样的平台。当然，我们做的短视频并不是不接地气的，内容可以做得很搞笑、很可爱，但会很重视这些视频产品到底能不能创造一些社会价值。我想，之前其实很少有人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