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从旁观者到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中国这三十年来经历了什么？

1994年4月20日，中国以一根64K国际专线接入互联网。三十年后的今天，作为全球第70多个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以及最活跃的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创新生态。

2024年是基于TCP/IP的互联网诞生五十周年，也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三十周年，为了解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背后故事和发展历程，《中国东盟报道》专访了中国互联网协会（ISC）副理事长、伏羲智库创始人、主任李晓东。

△ 中国互联网协会（ISC）副理事长、伏羲智库创始人、主任李晓东

李晓东曾担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主任，并在国际互联网名称与地址分配机构（ICANN）担任过副总裁。他的职业生涯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负责国家域名全球服务平台的规划建设，推动国际化域名和电子邮件的国际标准制定，以及组织完成“.cn”国家顶级域名入根等关键项目，创办了中国互联网博物馆和ICANN北京合作中心，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李晓东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带领团队做着技术和政策复合研究，希望为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在采访中，李晓东感慨道：“中国互联网三十年来最宝贵的，就是一批批互联网人敢想敢做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他呼吁新一代的互联网人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国际竞争并寻求合作。同时，李晓东也指出，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评价和总结中国互联网三十年的得失与经验，充分肯定优秀个人和企业的成绩与贡献，为互联网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技术和研究支持。

“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

《中国东盟报道》：2024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三十周年。当时中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接入国际互联网的？

李晓东：业界普遍认为互联网始于1969年的 ARPAnet(阿帕网)，1974年问世的TCP/IP技术让计算机网络之间的互联成为现实。互联网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迅速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web技术、浏览器相继出现，在通信、资料检索、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开始显现。而在此时，中国还只是个旁观者。

中国互联网的接入是由科研学术界提出和推动的。虽然普遍认为1994年4月20日为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的时刻，但在此之前，中国就有一群人在为接入互联网而奔走。1989年，王行刚研究员为后来被称作“中国国家计算与网络设施”（NCFC）项目确定了TCP/IP的技术路线。在NCFC项目中，中科院、清华、北大三家院校搭建了64K宽带的局域网，把清华校园网、北大校园网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的40多个研究院所联成一个网，共享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当时主要用于下载国外论文、发邮件和学术交流，获取国外先进的知识和数据。当时的网速，下载一篇论文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而且网络极其不稳定，经常在传输过程中断开。但对于以前只能读到过时几年的“影印版”外国书籍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2号楼前的铜牌。

为了解决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难题，以胡启恒院士、钱华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人多次赴美国交流，表达中国科学院连入国际互联网的诉求，争取国际科学家的支持，几经波折，付出了不懈努力。1994年4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专程赴美，拜访主管互联网的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代表中方重申接入国际互联网，终于得到认可。当月，中国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第一条TCP/IP全功能链接，中国正式从互联网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成为世界互联网大家庭中一员。

“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这是胡启恒院士的原话，中国接入世界互联网的过程经历了无数艰难坎坷，互联网能进入中国，离不开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专家以及科技界人士的帮助。

《中国东盟报道》：三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市场特征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李晓东：互联网前二十年的商业模式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猪买单”，即用户在免费使用网站和应用的同时也为互联网公司贡献了流量，而互联网公司就可以通过建立网站、提供内容来赚取广告费，是一种流量经济。但是这种商业模式后来就不奏效了。

2014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信办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这是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国家战略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说明中国对数据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与此同时，用户的数据安全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意识到数据的真正价值。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公司转变商业模式势在必行，也影响着许多与互联网相关的行业重新洗牌。但有些企业没有跟上转型的步伐，有个很典型的案例是知网，一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发现，在知网上下载自己的论文还要花钱，而他本人却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稿费，就把知网告上了法庭，最后该事件以知网被罚8760万元告终。

在这方面抖音做得不错，它让用户（内容生产者）可以赚到钱，也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赚钱”，尊重用户数据的所有权，确保数据的所有者能够获利，这才是符合当下，也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商业逻辑。

《中国东盟报道》：在您的观察中，民众对互联网的认知和态度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李晓东：我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已经快三十年，我观察到人们对于互联网的认知是一个曲线变化的过程：从追捧到无感。

互联网出现之初，人们对于互联网处在一种兴奋、好奇的状态，都知道互联网特别神奇，言必提互联网，到处都能看到人们在谈论互联网经济，凡是涉及互联网的公司，哪怕只有不多的用户，都更能够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与科技及新兴的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高速上升。但是，与好奇并存的，是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本质知之甚少，而这一时期的互联网也未能真正融入国人的生活。

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互联网企业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商业模式这一现实命题，为了生存，互联网企业必须寻找新的盈利模式。2003年至2004年，一些企业开始探索如何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主动融入到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寻找新的商业模式。而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人们不再过多地提及互联网了，甚至是对互联网“无感”了，因为互联网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了。互联网就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不可或缺。

当然，这离不开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程师背后的努力，夜以继日地为网民安全快捷上网提供技术保障。就像空气质量好的时候没有人讨论空气污染，只有在堵车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交警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对互联网“无感”，是因为互联网越来越安全、稳定和可靠，也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了，对于我们互联网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自豪。

《中国东盟报道》：您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行业在全球互联网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李晓东：中国已经不再是人口第一大国，但网民数量仍然是全球第一，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以及最活跃的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创新生态。作为全球第70几个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我们在三十年里实现了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我们需要肯定互联网和数字信息行业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美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占GDP比重超过60%，而中国数字经济的总体规模还不到美国的40%。

《中国东盟报道》：您认为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应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

李晓东：一是提升对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的贡献率。我们统计了全球互联网基础技术标准制定领域的数据，中国的贡献率不到5%。如果中国想在未来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既要在技术层面推动互联网技术的互联互通和标准化，提高互联网基础技术的贡献率，也要借助互联网技术驱动相关产业创新升级。

二是掌握数字文明时代发展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还有许多没有消弭、暂时未能跨越的“数字鸿沟”，世界范围内数字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侵害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时有发生，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等成为全球公害。从三十年到四十年、五十年，如何以数字公平实现文明共享？这是中国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也是中国为全球互联网事业做出新贡献的时代机遇。

三是青年应主动承担时代使命。我国经济增长需要靠产业转型提升、高质量发展，核心是发展数字经济。互联网所支撑的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是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作为第一代数字“原住民”，青年一代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未来创造社会价值的关键贡献者，更应该坚定理想和信念，培养自我的战略意识和全球视野，自觉地承担起时代使命，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为全球互联网事业做贡献。

《中国东盟报道》：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互联网行业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李晓东：一是平衡发展、安全与治理。在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中，中国一直在发展、安全与治理中寻求平衡，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同时促进其有序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很值得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立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有效地学习和吸收中国经验，根据本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来寻找安全与发展的平衡点，尤为重要。

二是结合时代发展新阶段，立足当下学习中国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应抓住时代机遇，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国家，不用在其他国家踩过的坑、某些已经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的事情上投入过多，而应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现有的、先进的技术、人才、资本要素，优先引入和培育先进产业链，以弥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对落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快速发展。

三是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专门组织实施了藏文软件开发专项，制定出了符合国情的藏文编码字符集标准，研发出包括输入法、操作系统、办公套件、网页浏览器、出版系统等9大项、13小项关键性藏文基础和共性软件，对于消除西藏地区与内地间的“数字鸿沟”有着重要意义。以东盟为例，该地区各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数字鸿沟仍显，如何统一市场规则、扩大市场规模，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环境下发展互联网经济？在这方面中国也有一些经验可供借鉴和学习。东盟各国应在充分利用好东盟这个平台进行统一规则、扩大市场的同时，加强区域协作和平衡发展。

《中国东盟报道》：在未来，您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哪些重要的现状或趋势值得关注？

李晓东： 互联网作为一项基础设施，经历了网间互联、网站互联和数据互联三个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无论对中国还是全球来说，数据互联是实现数据价值要素的关键。当下，数据价值不断凸显，个体、企业、国家对于保护数据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但这其中也伴随着一个问题：相关个体、企业对数据安全的担忧，导致数据的过度保护，阻碍数据的流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个的“数据孤岛”。如何在尊重数据所有权和持有权的前提下，在保障数据安全和数据合规的基础上，促进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是未来十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