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如何走向生命终点，正成为日本越来越多人在意的事

躺进棺材，一声长叹。黄色纸花被一一放入棺中。“辛苦了，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伴着周遭最后一句话语，棺盖缓缓合上，光亮消失，这个世界倏然寂静。

想要如何结束这一生？这一题在黑暗中萦绕。

不知过了多久，村田打开棺盖问：“感觉怎么样？”我睁开眼，一时很难概括感受，脱口而出“活着真好！”村田笑着说，“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听过很多种说法，但是当自己躺进棺材或许才有实感。”

在东京都森下车站附近的巷子里，打开一扇门爬上狭长的楼梯，暗蓝色灯光中有一个小吧台，几位中年人围坐着喝酒聊天。在吧台角落的高脚凳坐下，打开菜单簿第一页，写着“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公开谈论‘死亡’，并以此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今年2月，村田开了一家名为mementomori的饮食店，拉丁语中意指“勿忘终有一死”。看起来像是酒吧的小屋子包罗万象，摆放着棺材、各式骨灰罐、祭品等，为顾客提供“入棺体验”。这并不是村田的一时兴起，在此之前她一直从事海葬工作。

村田展示她从世界各地带回的骨灰坛、祭品等。

过去十多年，村田接触的多是人们已化为骨灰的状态，她越来越想知道这些人生前过着怎样的人生、如何选择生命结束的方式。“我希望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相识，毫无禁忌地讨论自己希望如何迎接生命的终曲。所以我想创建一个可以任意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于是便有了这间以“终活”为主题的饮食店。

“终活”作为日本的自创新词，通常被解释为临终活动，2009年首次在日媒报道中出现，当时正值日本总人口数达到峰值开始下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2%，围绕如何终老的关注度持续走高。3年后，“终活”一词跻身日本流行词前十，有了更进一步含义——“以自己希望的方式为生命终结做好准备”。

少子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终活”在日本引发的持续性讨论炒热了殡葬、遗产继承、养老看护等行业，带动了一整个产业的逆势成长，各地政府也开始发布新政应对“终活”需求。今年3月，东京都发布了《东京居住“终活”指南》，重点解决老龄人口的空置房屋问题，还为都内各区市村町提供财政补贴，帮助设立“终活”支援窗口，提供临终医疗、立遗嘱、遗物整理等咨询服务。

在东亚社会的金融资产老龄化趋势下，养老商机显露。但对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日本而言或许更为特殊，不限于养老，深植于这片文化土壤的生死观、家庭纽带、人生准则等，使“死亡”逐渐变成一件可以接纳、预期、且非完全负面的事情。

“想要以即使明天离世也可以的心态活到最后一天。”

“抹去有关我的所有痕迹之后，利落地和大家说再见。”

“希望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地长眠而去。”

…………

顾客写下的临终想法。

在村田店里，一一阅读过往顾客们在墙上写下的对人生终点的种种想法，我想象着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一晚，入殓师木村光希也在场。他说，“因为工作的缘故面对了很多人的死亡，想说的是人都会死，不论年纪、健康与否，都有可能在明天就告别世界。为了让自己不后悔，珍惜与周围人的关系，要好好说出‘谢谢’、‘对不起’这样的话。”

“我希望像猫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村田道出自己的心声，并把这个问题抛向我。我草率地写下一个答案贴到留言墙上，以此为契机和一些与死亡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一起思考，在度过一生后，我们如何走向生命的终点。

海葬心愿

见到村田时正值东京樱花盛放的季节，坐在mementomori的小包厢里，身后书架上都是关于死亡的书籍。十多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她突然得知母亲的生命所剩时间只能以周计数。

Mementomori的图书架。

青春期时与母亲的关系闹得很僵，村田高中毕业离家之后几乎没有回过老家。“直到母亲倒下住院，最后的9个月里，我每天都去医院，那段日子和她说了一生想说的话。”村田在病床边尽量避免说到死亡的话题，但是有一天母亲对她说“不想进墓地，把我撒在海里，就伊江岛吧（冲绳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村田想起母亲过去也说过这样的话，但在那一刻体会到的是它作为遗愿的分量。她想问不愿入葬家族墓地的详细原因，但看着备受疼痛折磨的母亲回答说：“知道了，现在不要想这些，要努力治病。”村田可以理解的是，生物原本的姿态就是归于自然，对母亲来说传统墓葬不是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但是父亲犹豫不决，他不能接受将母亲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葬入家族墓。

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日本历史上长期强调父权家长制的家族观，长子不仅继承家业，也继承“家族之墓”，即使在战后这一传统也仍然留存。然而，如今的家庭形态多种多样，人们一生中可能会变更居住地，维护和管理家族墓地变得困难。而且少子化导致单身人口增加，在年轻人当中家族之墓的观念日益淡薄。

为了满足母亲的遗愿，同时尊重父亲的传统观念，村田和妹妹当时决定将母亲的骨灰一部分撒入大海，一部分葬入父亲的家族墓地。21世纪初，海葬在日本并不常见，她查询后发现，在“墓地和葬礼等相关法律”中，并未考虑到骨灰播撒这种葬礼方式，也没有针对性的规定。于是她联系了在冲绳的殡葬公司和熟识的潜水船进行了海葬。

于是在母亲去世后，村田创设了一家专门提供海葬服务的殡葬公司，购入了一艘船。那时候，海葬概念才刚进入日本，一切从头开始。在村田的印象中，许多人乘船出海时才第一次完全袒露自己对逝者的感情，也许上船时还心情阴郁，但在下船时都变得开朗了一些，自然的力量或许有治愈心灵的效果。

在经营海葬公司的这些年里，村田感受到现代日本人对遗体去向的担忧和期待，在她看来，日本传统的家族墓葬体系面临着系统性崩溃，就像养老金问题一样。那些没有后嗣的人、正在经历离婚或再婚的人，以及那些拥有与众不同生死观、想回归自然的人，都希望以符合个人风格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并以什么方式被后人纪念或遗忘，包括海葬、树葬、永代供养墓（墓地或公墓管理人代表死者家属提供追悼服务和管理的坟墓）等。

倘若抛开个人意愿，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也在冲击着日本葬仪系统。日本二战后婴儿潮时期（1947年至1949年）出生的约700万人正在迈过75岁门槛，加速助推死亡人数远高于出生人数的“多死亡社会”。2023年日本全国死亡人数突破159万人，是2000年的1.65倍，也因此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区域出现“火化等待”问题，火葬设施的数量跟不上死亡人数的攀升。尽管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修建或更新殡仪馆、火葬场，但往往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

努力活在当下的现代人或许不会去想也不愿去想身后事，而木村光希从小就看着父亲对死者进行入殓仪式，更早认识生死之事，对入殓师这个职业也产生了自然的兴趣和敬意，大学毕业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很快自立门户，创立了入殓师学院和葬仪公司，而他本人直到现在依然做着入殓师的工作。

“在进行入殓仪式的过程中，我会重新感受生命的尊严和人一生的重量。”木村光希说道。

审视与死亡打交道

过去，日本殡葬业的具体工作内容鲜为人知，直到日本电影《入殓师》在2009年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入殓师的职业才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认可，也是在那时，木村光希正式成为一名入殓师。

木村光希

一般而言，后事是以遗体处理为中心的事宜，但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仅仅处理遗体是不充分的，显得对故人不够尊敬，通常要进行追悼，对葬仪倾尽全力，其中入殓仪式是重要一环。

木村的主要工作是为逝者进行最后的仪容整理，包括清洁遗体、更衣、缝合伤口、化妆等，使逝者在告别仪式中保有尊严和美好的形象。由于逝者的容貌会迅速变化，需要仔细处理每一个细节。木村说，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同时，会想象着他们是如何被家人和朋友们深爱与尊敬，也会提前听取家属和朋友对逝者生活片段的回忆，并根据这些信息将逝者重视和喜欢的事物反映在葬礼上。

成日与死亡打交道的入殓师，与专业技能同等重要的是体贴入微的关怀，同时还需要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木村尽管从小耳濡目染，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我会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但当我看到在葬礼上失去孩子的父母痛哭流涕，无论我多么努力控制自己，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与他们一起悲伤并不是木村的职责，但他也不想让自己像机器人一样，完全没有情绪。“我还是会保留对死亡的悲伤和恐惧，同时冷静地完成我的工作。情感和冷静之间的理想比例应该是2：8，会尽量避免给遗属带来负担。”

有时候，逝者肢体残缺或容颜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并不适宜让亲属面对面告别。木村会悉心解释原因，但也经常感到言语的苍白，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属会非常痛苦，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理解和贴近他们的心情。”

作为令和时代的入殓师，木村就明显洞察到自己与父亲那一代工匠的不同。“在父亲的时代，葬礼的风格和形式相对固定，入殓仪式也按照固定的步骤进行。我发现越来越多人要求个性化的葬礼，以满足逝者及其家属的愿望。在技术和动作方面，现在对入殓的品质要求更高。”在他看来，入殓师这一职业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伴随着老龄化加剧，人们对死亡的接纳度越来越高，认知也将越来越深刻。

村田也认同，大家至少应该思考人生以何种方式画上句号，这是“终活”的一种，将有助于更从容地面对余生。而“终活”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无清晰界限，可以是精神心理层面、知识层面、也可以是整理财产、准备葬礼和墓地等具体的行动。

在日语语境中，“活”作为词汇后缀，有时不单纯是“活动”本身的意思，而是以某事为目标做出的努力，比如“就活”（为找工作进行的活动）、“婚活”（为结婚所进行的活动），背后可能是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变得难以实现，需要额外的努力，而这当中也孕育出巨大商机，为这些“活动”提供专业知识和帮助将带动一整个产业的活跃。

村田称，她创立的海葬公司已经被一家主营“终活”业务的上市企业“镰仓新书”收购，镰仓新书首席运营官小林史生对澎湃新闻说：“（终活）市场非常大，可能是以万亿日元为单位的级别。”

我将信将疑地去探索“死亡”中的潜在市场，“终活”商业模式号称从解决社会问题中获利，背后是人口结构巨变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浪潮。

生命尽头的商机

“镰仓新书”的前台只有一台触屏设备，输入联络人和访问者信息后，系统自动呼叫相对应的员工接待。难以想象这样一家创立于昭和年代的日本企业，最初以出版佛教类书籍为主要业务，几经改革和转型做起了电子商务，目前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与“终活”有关的信息服务，截至2024年1月的财年销售额达到58亿日元。

小林史生介绍，日本丧葬市场的特点是“不透明”，客户很难摸清当地的市场行情，自己作为第三方机构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客户的预算和需求去匹配相应的服务。全国范围内可以立墓碑的地方很多，可能有过万处场所，其中既有寺庙、公营灵园等价格适中的选择，也有比较昂贵的私营墓地，还有一些有别于传统的深海葬、森林循环葬等，另外还有省略守灵、葬礼等各种程序直接火葬的“直葬”方式。随着时代发展选择越来越多样。但是多数客户不了解全貌，信息是非对称的。近十年，像“镰仓新书”这样的“终活“公司大量涌现，负责帮客户挑选和对接相应的服务供应商，达成交易后从供应端收取中介费用。

21世纪初期，“镰仓新书”只提供最基础的墓地、葬礼相关信息和匹配服务，彼时殡葬业规模有限，从2019年开始大迈步，拓展了“逝后手续办理”、“养老看护”、“遗产继承”、“遗物整理”等不同领域的咨询业务。目前与其合作的葬礼公司大约有6000家，墓地有大约1万个，养老看护设施大概有7500到8000个。这也侧面反映出“终活”市场的迅速扩大。

根据日本人口统计，过去两年，每年死亡人数为150余万人，这个数字预计到2040年将增加到167万。这意味着需要举行的葬礼以及去世后的服务需求将会增加。小林史生认为，数据证实“终活”是一种显性需求，只是这个概念尚未普及。

围绕“终活”，日本媒体在2023年对50至79岁的2000名日本公民进行民调，76.8%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终活”，主要理由是“不想给家庭添麻烦”，他们当中超半数已经在实践，最主要的活动是准备墓地，其次是整理和购入保险。

小林指出，离世带来的困扰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与金钱、健康和人际关系有关，墓地和葬礼等服务是出自处理人际关系的角度。从未来市场的角度来看，解决金钱问题的服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包括遗产继承、房地产、保险和金融产品等。

当下，日本社会存在很多有关临终的社会难题，比如孤独死的空置房屋、无人问津的坟墓被遗弃，老人患痴呆症无法自主支配财产等。东京都今年3月发布的《东京居住“终活”指南》，就是旨在解决老龄人口的空置房屋问题。

东京居住终活指南

东京都住宅政策本部的福田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东京都空置房屋目前为81万套，空置率为10.6%。房屋空置被视为一个非常大的行政问题，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正在推动与民间组织合作，具体工作由各自治体来主导，包括调查空置房屋后制定对策，改造地区振兴和咨询系统。

福田指出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东京各区中世田谷区的空置房屋最多（5万套），这是东京都23个区中人口最多的区，但因老龄化率迅速上升，导致住宅空置。此外，在世田谷区等房产价值较高的地区，继承人在进行财产分割时容易出现分歧，导致难以完成房产继承，出现很多无人管理的空置房。

随着日本老龄人口的膨胀，65岁以上人群掌握的财富比例不断增加，出现“金融资产老龄化”的趋势。根据日本统计局和总务省数据，2022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约为29%，60岁以上人口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全体的比例超6成，65岁以上工薪家庭（两人及以上）2022年平均每月储蓄11万日元，是10年前的三倍多。

“如果65岁以上的人不消费，日本的经济就无法活跃起来。”小林认为，65岁以上倾向于储蓄的老人当中，很多人对未来不安，如果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对日本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目前日本“终活”企业的规模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据日本埼玉县消费者事务支援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3年三年间，该中心接到有关“终活”服务的消费问题咨询超过500起，相关企业资质存在问题。

日本医疗、护理、福利非营利组织“24只眼睛”理事长山崎宏撰文呼吁，不要盲目跟风“终活”热潮，该领域的所谓专家和顾问，其专业资质存在差距。在医疗和福利咨询领域，获得日本国家层面资格认证的是专业人士被称为“社会福祉士”，一般需通过国家级考试或从专业院校毕业。而私营企业咨询服务的专业性有待考证。

不过，日本地方政府与民间“终活”企业合作的支援形式正在推广，一定程度上筛选出了具有保障的高品质服务。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区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从去年夏天开始在区役所设立了一个“追悼角”，无偿帮助遗属为离世亲人办理各种手续，减轻他们的焦虑和不必要的负担，提供所需的咨询、指导和接待。

来到“追悼角”，不同于其他办事窗口，设有半封闭式的隔间以保护隐私。隔着一层玻璃，青木作为咨询接待员出现在视野中。

直面无常

“做这份工作，我经常收到感谢的话语，其实我很感恩大家让我有机会为他们做些什么，但是因为工作内容的特殊性，我却无法说出感谢。”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役所，负责“追悼角”咨询工作的青木对澎湃新闻说，死者的遗属要为逝者办理很多手续，据说日本有些地方复杂的话多达40多道手续，在各个部门之间转来转去很麻烦，所以设置窗口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当事人，需要按怎样的步骤办理哪些手续、携带哪些材料。

东京都江户川区区役所内的“追悼角”。

在“追悼角”工作尚不满一年，仍有一些咨询者给青木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想起这个窗口刚开设的时候，有一位和她年龄相近的中年男士，身有残疾的妻子去世了，要办的手续比普通人复杂的多。“这位男士倾诉说，他很感激在照顾妻子的过程中与很多人建立了珍贵的联系，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这些后事算是妻子留给他的功课。他的女儿还说，会尽全力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不让母亲感到羞愧。”青木说，其实，许多死者家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消极，他们的乐观精神令人感动。

青木还记得有一位女性带着女儿一起到“追悼角”，要为丈夫料理后事。“实际要办的手续很少，我告诉她可以不用特地预约赶来，但是她说一定要来，因为想要给女儿传递她父亲‘活过的证明’。”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后要完成的手续，之后便与这个世界了无关联。于是青木接受预约，并按程序作引导。

除了逝者遗属之外，她也接触过一些老人独自前去为自己咨询，“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打扰，所以经常来向我们寻求建议，这种情况很多。”

在区役所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并不光鲜，但青木甘之如饴，她本身对断舍离比较感兴趣，工作也促使她对人生有了更多领悟：“如果我突然离世，也不想给家人添麻烦。未来是未知的，更加坚定了我享受当下的决心。”

正如日本古典文学《平家物语》所传达的“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无常感，一切事物瞬息万变，生老病死也同样无可逃避。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多发的日本，屡经灾难的他们对“无常”表现出了多一分的理解和接受。这种观念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追求“尽可能地活在当下”。

提及日本人的生死观，很多人立即想到的是“切腹”殉死。民俗学者五来重在《日本人的生死观》一书中指出，平民百姓的生死观有其自身的特征。以菊花为象征的贵族文化、王朝文化，以刀为象征的武士道文化，或多或少残留在日本人的精神之中。但是不同于“菊”与“刀”，在普通平民看来，“死后灵魂和肉体分离，前者去往另一个世界，灵魂不灭并有再生的信仰。”日剧《重启人生》中的情节正是上述生死观的一种戏剧性反映。

长久以来，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死后投身于极乐世界是部分日本人生死观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死亡予以了一些积极的意味。但是对于日本而言，“多死亡社会”的到来将对原有的社会体系和认知造成冲击，引发一场范式转变。

“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时间，如果可以选择死亡时刻该多好。 我想，如果我能决定自己如何离世会比较安心，所以没有丝毫犹豫。”在两年前上映的电影《岁月自珍》中，一位日本老年女性在电视中微笑着为政府推出的“75岁方案”做广告，这一方案为7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提前走到人生终点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75岁以上可选择安乐死。

尽管这一政策是虚构的，但其中描绘的社会现实并非都是虚构，无力负担生活重压的高龄者、在老龄化社会中踌躇的年轻人、竭尽所能应对老年负担的政府，正是日本社会现实的一个剖面。

图片来源：电影《岁月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