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道风向哪里吹：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占领运动说起

写在前面：

必须强调，本文无意鼓励任何身在美国学习生活的中国读者直接参与政治运动——持签证上学的国际学生哪怕在法律意义上也是弱势群体，本国学生享受的法律和其他保护并不总是对外籍人士适用，在直接参与之外也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支持正在进行的事情。挺身而出是一种值得敬佩的勇气，无论如何，请务必事前仔细了解自己于所在国拥有的权利和可能承担的风险。

同时，特别感谢哥大、南加大等抗议一线的同学朋友与我分享了丰富而宝贵的一手资料及他们的想法，没有他们本文将不可能写成。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2日，美国纽约，学生和教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抗议集会。

这是一场现实的蒙太奇。2024年的抗议学生自比于1968年的运动，而1968年时马尔库塞则向美国学生宣布，更久以前的革命传统正在回归。伟大的历史事变第二次出现时并非总是笑剧，也可能是悲剧，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在渴求同一些尚未实现的东西：终止远方的杀戮、废除种族隔离、让每个人都能获得解放而平等地享有生存权，但这些本不该成为遥远的理想。

回到1964年，美国人仍沉浸在战后繁荣的乐观情绪中，纽约依旧是工业文明最耀眼的明珠，盛大的世界博览会在皇后区开幕，以纪念这座城市归入英国统治并获得“New York”之名的三百周年。5月12日，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一隅，约莫五十余名青年举行了一场迷你示威，烧掉自己的兵役登记证以抗议越南战争和征兵政策。半年多以后，在一英里开外的第三十街的一间录音棚里，鲍勃·迪伦录制了摇滚单曲《地下乡愁蓝调》，唱道：

“我站在街边/想着政府的事，

穿军大衣的男人/徽章掉了，被迫下岗。

……

你不需要气象员/也知道风向哪里吹。”

1964年的春风吹向了美国北方的高校校园。一个名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的学生组织正在招募志愿者，这年夏天七百多名大学生将前往美国南方，帮助当地黑人社区参与选举、修建学校与图书馆，以及对抗种族隔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些参与了这场行动的学生回到西海岸后，便在学校里支起小桌、向同学们宣讲东边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民权运动，但校方却以禁止在校园进行政治宣传为由试图让他们噤声。

在当时不少美国人眼中，种族平等还远未成为共识，越南战争不过是几声遥远的枪响，这些名牌大学的学生无非是一群为了抽象的原则而抛下学业的愤青，不懂得珍惜两次大战后来之不易的安定繁荣。但学生们很快将春天的风吹向了全国：南下的大学生与当地黑人组织携手，在这场日后称作“自由之夏”的行动中促成了黑人的政治觉醒；而伯克利的风波则演变为席卷整个大学的“言论自由运动”，在当年年底导致近八百名学生被警察逮捕，最终使伯克利成为了西海岸反越战运动的一座堡垒。

2024年4月17日，六十年后的又一个春天，哥伦比亚大学上任不满一年的新校长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Shafik）被传唤至众议院，在一场纽约时报形容为“炙烤”听证会上，议员们要求她对校内“反犹主义”做出更有力的管控。次日，沙菲克授权纽约市警察局派警员进入校园，对占据东巴特勒草坪（East Butler Lawn）以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营地实施清场，以“非法侵入”为名逮捕了108名学生。更多哥大学生跑到了西草坪（West Lawn）重建了抗议营地，而学生们的团结行动也在其他大学迅速涌现，既声援支持巴勒斯坦、又抗议警察对哥大学生滥加逮捕。

一场学生运动正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如野火般蔓延。截至本文写作时，在南加州大学，至少93名学生在抗议中被捕，原定于5月10日举行的毕业典礼临时取消。在埃默里大学，警察动用了催泪瓦斯以驱散抗议学生，被捕人员里包括该校哲学系主任诺埃尔·麦卡菲（Noëlle McAfee）。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配备了全套防暴装备和骑警的德州州警在州长的命令下进校清场，逮捕了57人。在北美以外，巴黎政治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悉尼大学等一系列西方名校都爆发了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和美国学生的示威。

1. 巨浪

“正如列宁在1917年1月还认为俄国革命在他有生之年将不会发生一样，迅速发展的事态很快就会证明：我们悲观的判断出错了。”

——《68年的精神》，格尔德-莱纳·霍恩

起初，并没有人能预料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即将成为那颗火星。在参加国会听证会的前一天，沙菲克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明天我将对国会这样说”的文章。“我们面临的并非两个‘敌对阵营’。”她宣称自己将这样告诉国会，“只要不越过威胁、歧视或骚扰的红线，[抗议者]的热情在校园里就应当是受保护的言论……即便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适，却也正是一座大学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或许是她尚不熟悉美国的政治氛围，沙菲克并未预料到国会听证会将是一场鸿门宴。去年10月4日，即本轮巴以冲突爆发的三天前，沙菲克才正式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此前她长期在英国生活工作，先后任职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也正是在英国，沙菲克受封为“女男爵”。然而在两个半世纪前脱离英帝国而独立的合众国，议员们没有因沙菲克终身贵族的身份就礼让三分，而是接连不断地用一系列指控和话术施加压力，试图引导沙菲克和在场的其他哥大校领导承认校内存在反犹主义活动。按《卫报》的说法，沙菲克最终“看上去向压力屈服了，只用‘是的’作答并紧张地笑着。”

早在去年年底，美国国会就传唤了数位名牌大学的校领导参加听证会，勒令大学对校园内的“反犹主义活动”做出有效回应。当时，沙菲克以要参加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由推迟了听证会，但其他常青藤的同仁们就遭殃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利兹·马吉尔（Liz Magill）和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uy）在听证会后不久接连辞职，麻省理工大学校长莎莉·科恩布鲁斯（Sally Kornbluth）也遭到持续施压。在沙菲克迟来的听证会前夕，发起听证会的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维吉尼亚·福克斯又向媒体表示，倘若哥大无法有效处理校内的反犹主义，她将考虑以削减甚至取消对该校的联邦教育拨款作为“最终手段”。

4月17日凌晨，即沙菲克即将参加听证会的当天，一小群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在东巴特勒草坪搭好了帐篷，竖起巴勒斯坦国旗与写着“加沙团结营地”“解放区”的横幅。营地组织方之一的学生团体“学生为巴勒斯坦争取正义（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SJP）”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1968年与2024年的对比图片，配文称他们将效仿当年占领校园的抗议学生们，用行动要求终结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隔离、屠杀与非法占领”。

1968年与2024年哥大学生运动的对比图（来源：SJP社交媒体账号）

在1968年时，一名大学生如果未满21岁便无权投票，但只要过了18岁生日，就有可能被征召入伍、送去越南参加那场不义的战争。在纽约市征兵负责人保罗·阿克斯特上校到哥大校园发表的一场演讲上，一伙抗议学生打扮成军乐队、敲锣打鼓地闯进会堂，把一个奶油拍不偏不倚地扣到了上校脸上。那年的4月23日至30日，反对越战、支持民权运动的哥大学生占领了校园里的汉密尔顿楼（Hamilton Hall）长达一个星期，纽约警察实施清场时爆发了激烈的斗殴，132名学生、4名教师和12名警察受伤，超过七百名抗议者被逮捕。在当时的保守分子看来，这群不正经的叛逆学生听摇滚乐、抽迷幻药，想必是受了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蛊惑。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4月，沙菲克于18日授权纽约警察进校清场。这是1968年以来纽约警察第一次进入哥大镇压抗议活动，超过一百名学生被逮捕，随后一伙亲以示威者马上就挥着美国的星条旗与以色列的六芒星来庆祝清场。清场急剧激化了局势，更多学生加入抗议，学校大门外的第116街也集结了声援学生的校外群众。抗议学生转移到西草坪重新搭好了帐篷、继续占领行动，次日校方则针锋相对地宣布一些被捕学生将被停学。

镇压触发了反弹。据说在加沙团结营地刚建立时，参与占领行动的学生只有七十多人，警察进校的消息传出后才有更多学生赶到草坪支援同学，而清场和大规模逮捕则成为了真正将火星带向全美的焚风。清场次日是一个星期六，但北卡罗莱纳大学、波士顿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团体都紧急动员了团结集会，此时学生们的诉求不只是声援巴勒斯坦和加沙人民，更是在维护“和平抗议暴行”的言论自由权、反对滥用警力逮捕学生。22日，哥大学生的公投以压倒性优势要求学校从以色列撤资，校内的民意倾向已十分明显。接下来的几天内，全美无数所大学校园里都涌现出类似的营地，抗议浪潮至今仍未显露出褪去的迹象。

学生并非校园中唯一的抗议者。清场次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哥大支部就发表声明，谴责沙菲克批准警察进校违背了正当程序：哥大1968年学运后修订的章程第444节要求，任何“与校外权威合作以终结示威活动”的决定必须先同大学参议院的执行委员会商议，但沙菲克并没这么做。22日，数百名教师打出“别碰我们的学生（Hands off our students）”的标语，在校内举行抗议声援学生，哥大校方则宣布当日停课，此后将转入线上线下混合授课。26日，哥大参议院以62对14票的绝对优势指控校方违反章程、破坏学术自由、侵犯学生及教授的正当权利，勒令对校领导展开调查——参议院所有席位中，约三分之二代表了教师、研究员和图书馆员。

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生也在陆续行动起来。在英国，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希25日晚访问牛津大学，正欲在牛津辩论社就“民粹主义对民主之威胁”发表演说时，两名抗议学生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径直走向讲台，演讲全程一直站在佩罗希旁边静默抗议。在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的学生用垃圾桶、木板和自行车堵住了校门，开始罢课斗争并在校门外开始静坐示威，网上发布了一张2024年与1968年校园抗议的对比图：如今学生挂出的口号是“加沙一所大学也没有了”，半个世纪前则是“巴政对戴高乐独裁政权说不”。

2. 在广场和街头

“美好尽在街上”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口号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营地，抗议学生打出了“欢迎来到巴勒斯坦人民大学（Welcome to the People's University for Palestine）”的标语。营地设有入口和检查站以防止居心不良者混入，组织者会排查并清理存在火灾隐患的帐篷，学生们还编纂了自己的“社群守则”：不得未经许可拍摄抗议者、乱扔垃圾或是与亲以人士进行肢体接触（以避免演变为冲突）。为了丰富营地的生活，每天还组织了一系列以学习、讨论和演说为主的活动，比如4月24日公示的日程表是这样的——

早上10点，晨间集会；11点，在美巴勒斯坦学生运动的历史；12点，巴勒斯坦民俗故事；下午1点，以巴勒斯坦地图进行艺术创作；2点，午餐；3点，社群园艺活动；4点半，进步学者马克·拉蒙特·希尔发表演说；5点，穆斯林学生进行晡礼；6点，1968年学运史讲座；7点45分，穆斯林学生进行昏礼；8点半，诗歌朗诵；10点，晚间集会。

哥大抗议营地一天的日程表（拍摄：哥大曹同学）

可以认为“人民大学”的说法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建制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能胜任其使命，未能给学生营造好全面发展和畅所欲言的教育环境，嘴上说着“社会正义”“领导力”等理念、实际上却只是不断再生产维持不义现状的下一代精英，甚至还滥用暴力机器镇压学生自发的政治活动。因此，学生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把社会变成一个大课堂、在斗争与实践中完成自我教育。哥大的抗议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学生夺回了大学中本属于他们的空间，还为彼此提供了教育机会，以关注加沙、巴勒斯坦以及世界各地争取解放的斗争。”走上广场和街头不止是一种政治表态，更象征着走出象牙塔和书本、走向更残酷的现实世界。

与此相伴的是“公开授课（teach-in）”，一种特殊的抗议活动，有时也被翻译为“教师罢工”——因为这种活动通常是由参与示威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来向抗议者和公众阐述某个与抗议相关的主题，弥补学生中断学业的遗憾。4月26日，一位哥大校友就为学生们做了一场公开授课，分享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学生运动的经验。“公开授课”的概念最早由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1965年提出，当时该校的教师正在激烈地抗议越南战争，为了兼顾教育职责与政治诉求，便决定给一同抗议的学生们上公开课。

学生自己也不会抛弃学习。在SJP发布的一张照片中，坐在草地上的几名学生手捧书本认真阅读，其中一本题为《36至39年的巴勒斯坦革命》，回溯三十年代巴勒斯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另一本小说《基本要素的三位一体》讲述了八十年代，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先是东躲西藏、后来在第一次“因提法达”大起义中投身本民族解放事业的故事，书名中“三位一体”指主角历程中的三个基本要素——爱情、革命与生存。这两本书皆由位于纽约的草根左翼社区书店“1804书屋（1804 Books）”出版，书店名则源于那一年爆发的海地革命。

抗议学生在阅读巴勒斯坦相关书籍（来源：SJP社交媒体）

营地里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名字是弗朗茨·法农。这位投身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法国哲学家创作了一系列关于殖民主义与独立运动的著作，时常选入美国文科通识课程的书单中，而一位哥大抗议学生在接受《纽约太阳报》采访时就表示，正是在必修课上阅读法农的经历，让她坚定了这种观点：针对殖民压迫者的反抗与斗争是正当的。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一书中，法农不仅为反抗殖民压迫的暴力辩护，更指出这种斗争对殖民地人民重获自主性至关重要：

“暴力有解毒作用。它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绝望和无力的态度。它使人民变得大胆，亲眼看到自己恢复尊严。即使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即使人民由于迅速的去殖民而被解除动员，人民还是有时间自己说服自己，说解放是大家的事业，而不是领袖的特别功劳。暴力把民众提升到领袖的水平。”

1968年学生运动的高潮期间，另一位激进的欧洲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来到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演说，指出学生发起群众运动的背后是这样一种认知，即学校只不过是更广阔社会和现存体制的一小部分，必须要让政治走向大学以外。在2024年的校园里，抗议学生则主动走入了更广阔的社会中，重新阅读、理解并以实践阐释了书本中关于自由、正义和去殖民化的抽象观点。

诚然，学生依旧是学生，他们既没办法直接帮助远在巴勒斯坦的被压迫者、也仍与本国更广泛的同情巴勒斯坦的社会力量保持着微妙的隔阂，但随着全美各地的警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冲破象牙塔的壁障，像法农描述的那样用暴力促使学生也“摆脱绝望和无力”，手铐和警棍终归为“规训”“霸权”“例外状态”一类的文科黑话提供了现实注解。

3. 当秀才造反时

“如果再不采取果断而有效的行动，[下一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就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等到他们掌握权力时再采取行动就为时已晚了。”

——2019年4月12日，三千余名科学家发表于《科学》期刊的联名信

韩剧《请回答1988》里的宝拉身为首尔大学高材生，是一个勤奋刻苦但又性格坚强、敢怒敢言的形象。她不顾父母劝阻，哪怕被反锁在房间里，也还是偷偷溜去参加了当时反对全斗焕-卢泰愚军政府的学生运动。被军警逮捕后，宝拉绝不承认政治运动是什么错事，直到目睹了冒雨跑来的妈妈有多么心急如焚后，才懂事地低头认错、换得获释回家的机会。

剧中并未过多描绘当时的政治情势，仿佛宝拉只是因为自身的正义感才挺身而出——毕竟她会在怒骂恃强凌弱的街头混混，面对军警时也会抗辩说理。但在现实中，加入抗议的学生中绝大多数人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认识的普通大学生那样，担心期末考和毕业后的就业、不想让父母过多担心、想到校方或当局可能加诸自身的后果时也会暗暗紧张，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弱点”，才有人戏谑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学生关心加沙人民与社会正义不假，但他们大多也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即使他们身在美国。

一颗火星是怎样动员起席卷全美的学生运动的？运动又何以呈现出如今的形态？这是本节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美国的阴谋论者看来，一定是有某个神秘势力在背后操纵，就连一些身居高位者也在公然传播这种说法。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暗示某些“外部煽动者（outside agitators）”在捣鬼，纽约警察局副局长卡兹·多特里（Kaz Daughtry）则质问为什么抗议者都用着同款帐篷，认为“这是一场串联好的有组织的行动，那搞这些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大量疑似水军的账号复读同样的言论：“几乎所有帐篷都是同款——设计一样、尺寸一样、崭新程度也一样。我知道大学生没那么有钱，也没那么步调一致吧。”

就事论事地说，按《连线（Wired）》杂志的推测，同款帐篷很可能是因为在谷歌或亚马逊上搜索“帐篷”时，都会弹出同样的最便宜、销量最好的同一款野营帐篷罢了，而确实没什么钱的大学生自然会选购这样批量生产的便宜货。况且多看几张校园抗议一线的照片就会发现，学生们的帐篷高矮胖瘦多种多样。

更根本的事实是，学生本就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动员、组织起来的。各大高校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早已有之。长期以来，以“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BDS）”为代表的反对以色列非法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社会运动时常在校园中出现，SJP等全国性学生组织和各校的阿拉伯学生会则形成了基础的动员网络。在去年10月7日冲突爆发后，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动在校园内外均此起彼伏，其中不乏逮捕学生的案例。去年11月，布朗大学“犹太人争取立即停火（Jews for Ceasefire Now）”组织的二十名学生就因静坐示威而遭拘捕，12月初该校又有41名学生被捕，直到今年二月才陆续被宣判无罪。

借用一位友人的说法：学生很难说是自发行动起来的；相反，基层组织者们在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呕心沥血，一代又一代学生把自己化作接力棒，才形成了一张由各色人等和大大小小的各类学生组织构成的动员网络。平日里，无心的观察者极少留意到校园某个角落里张贴的一张激进海报，或是社团展上一个无人光顾的摊位，但到了山雨欲来之际，这些基层组织就构成了革命行动的凝结核。

让-吕克·戈达尔在1967年拍摄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里，几个巴黎大学生组成的小小毛派团体，他们朗读《毛主席语录》、收听越战新闻、批判美帝和苏修。一些影评认为戈达尔预言了一年后法国“五月风暴”中的激进左翼学运——那时一些人便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参与游行——也有人认为电影描绘了学生政治的荒谬，但不管导演用意如何，1968年5月的学生们选择与建制深厚的法国共产党割席，反倒是类似的中小型毛派、托派和五花八门的左派团体才直接动员了那一小批人数很少但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冲在前头的激进分子，给学运染上了红色底色。

光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就不难列出一长串这样的团体：“学生为巴勒斯坦争取正义（即上文的SJP）”、“哥伦比亚大学反隔离争撤资联盟（Columbia University Apartheid Divest）”、“巴勒斯坦青年运动（Palestinian Youth Movement）”、“纽约市人民论坛（The People's Forum）”、“犹太人争取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巴纳德高年级学生支持巴勒斯坦联盟（Barnard Seniors for Palestine）”……这些在10月7日之前很大程度上名不见经传的中小组织，在经过了半年以来或大或小历次示威的考验与锻造后，最终走向了历史的潮头。

广义而言的学生运动则根基更加深厚，而且时常与更大范围的社会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高校学生的债务问题一直十分严重，2022年至2023年间，华盛顿数次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示威者，要求总统拜登和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缓解学生债务的决定。更早些的2019年，呼吁对全球变暖采取紧急行动的活动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高校的学生们也走出课堂、要求掌权的中老年人践行一次次气候大会上做出却未曾落实的许诺。类似于此的学生运动即便效果和评价各不相同，却客观上使学生自身和学生团体不断积蓄着经验。

美国风起云涌的新一轮劳工运动同样刮进了校园。各大高校中以博士研究生、助教和研究助理为主的学生雇工也同样逐渐组织起工会。恰巧也与哥大有关，2016年，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在对哥伦比亚研究生工会（后更名为“哥伦比亚学生雇工工会”，Student Workers of Columbia，SWC）诉状的裁决中，历史性地宣布担任助教或研究助理的研究生应视为雇员、享有同等的劳工权利。此后，一大批高校学生雇员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工会会员规模也水涨船高。2021年至2022年，SWC与哥大校方就劳务合同、薪资和医保待遇等问题发生了长期纠纷，爆发了两场总共持续数月的罢工。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SWC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形成了一股抗议潮之下的有组织力量。

社会上的左翼政治势力同样无处不在，一定程度上“做实”了保守派的阴谋论：细心者不难发现，许多校园抗议照片中学生们手举的牌子上大都有一行小字，或是“ANSWER Coalition”（立刻行动以停止战争和种族行动联盟），或是“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前者通常被视为PSL的外围群团组织。虽然抗议者大都与ANSWER或PSL没什么关系，但这些政治派别一贯的策略是大量印刷标语和牌子，再派少量干部赶到示威现场分发给因缺乏组织而缺少物料的抗议者们，既促进了示威的顺利进行，又小小提升了自身曝光度。

可以说，在现实世界里社会运动绝不会从天而降，也极少是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精心策划就可以促成的；相反，正是在那些平日被人忽视的角落里与阴影下，因各种原因而选择斗争的先驱者、形形色色的基层组织者和宣传家、以及更多为了理想信念而默默努力的人们，在漫长而无趣的日常政治实践中编织起了一张政治动员的潜在网络，而他们自己也在实践中被锻造为无数股铁一般的力量。当“那一天”来临、社会的不满已接近火山口时，这些从未对事业丧失信心的小人物们就汇成了一股洪流，“在广阔的历史天空下”“在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竞技场里”（本雅明语）公开宣布：理论已经成为了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