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像陈旭麓先生那样站起来思考

参加陈旭麓先生的纪念会，我很轻松，我是来听话的，听前辈、尤其是陈门弟子的发言。除了听话，还要听音，我想多知道一点陈先生是怎么教你们的。陈先生说过：“思想在飞跃，要善于捕捉”，我就很想捕捉你们的话，尽可能挨近陈先生的智慧与情感世界，学点什么。前两次纪念会都不是按照计划来发言，主办方这次更认真，也更辛苦。既然安排了发言程序，我就谈两点吧，第一点是感恩，第二点是感受，我从陈先生的身上和他的文本里，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我的感恩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陈先生本人对我的教导，二是陈先生的弟子和子女对我的关爱。

在1980年代，某些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就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有教无类。我带着地方院校的本科学历，就像吃百家饭的孩子，借助于这样的研讨会，走近陈先生，特别受益。那个时候的研讨会不像后来这么热闹，动不动就是百人以上，动不动就是“国际”，连“全国”都不挂。初次见到如雷贯耳的陈先生，是在1985年暑假的兰州，第三次洋务运动史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今天在座的除了我，可能只有年过90的黄逸平先生参加了兰州的研讨会。那一次上海学者到的很多，陈先生、丁日初先生、姜铎先生、夏东元先生和陈绛先生都去了，最年轻的上海学者可能就是方平教授的导师刘学照先生。第二次见到陈先生是在长沙的左宗棠研讨会，第三次是1987年张家界的近代史宏观研讨会。我就见了陈先生三次。

在兰州，与会者私下议论最多的就是两个话题：一是陈先生的话不好懂，二是他居然还只是副教授。有好几位学者对我说：小郭你是湖南人，请你翻译一下陈先生的话。我说，我也听不太懂。我要纠正一下今天好几位学者的发言，你们说湖南话不好懂，其实误解了，很多湖南话是比较好懂的，只有陈先生的湖南话很不好懂。他说湘乡话，可以跟曾国藩对话，他俩的家乡后来都划归双峰县，那是湖南话里的“经典”，真不好懂。

大概因为那次我的年纪最小，加上整个研讨会只有30多人，规模小，不缺“舐犊”情怀的前辈可能容易关注我，有三位前辈对我明确表示鼓励。其中有第二组的召集人李时岳先生和赵矢元先生，他们认为我的论文“不错”，要我发言，我还犹豫，有点胆怯，李时岳先生就提议从年龄最小的开始发言，我才躲不了。还有一位就是陈先生，他在走廊上对我说，“你的文章还可以”。

像我这样的散兵游勇，来自湘潭的一个小学校，能够得到陈先生等人的鼓励，我不知道会有几倍的杠杆力量，但我很惭愧，平时不好意思提，我自量天资和勤奋都不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现在只能从感恩的角度如实禀报，在已经去世的前辈大家里，我的那点学术自信就离不开四位名家的关爱和鞭策。第一位是我的大学老师林增平先生，本科时发表的近代史小论文都是林先生帮我改出来的。第二位是李时岳先生，还有两位，就是上海的陈旭麓先生和丁日初先生。李时岳先生去世那年，杭州有个研讨会，我请李先生的高足宝成关教授过去，邀他到我家里坐一坐，一同缅怀乃师。我从抽屉翻出李时岳先生的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指点我的工作调动，对我批评还很厉害，说：留念家乡，这是封建观念，你要赶快调出湖南。宝兄看了，就很有感慨。丁日初先生是贵族子弟出身，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做过福建省的议长，1949年留下来，做福建的副省长。贵族子弟出身的丁先生是很讲卫生的人，居然要我先到他的家里住一个晚上，谈了很多的事情，再住上海社科院的招待所。那是1990年年底，我应丁先生的邀请，来上海访问一个月，连路费都承蒙他的照顾，坚持为我承担的。两年之后，丁先生在上海中山学社主持研讨会，特邀两位外地学者作重点发言，就是北京的杨天石先生和我这个后学。我很想静下心来写一篇纪念丁先生的小文章，至今还没动笔。就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而言，充满生气的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创新如果排除这四位大家的参与，那就无法想象了。

今天在座的好几位陈门弟子都提到，陈老师不光是用心改弟子的作业，还改校外其他人的文章，甚至改别人厚厚的书稿。还有外地学者来上海，请陈先生出席研讨会，如果他不去，就说不走人，这样的执着势必加重陈先生的劳累，让他过早地离去。类似的故事我也听浙大已故老同事郑云山先生讲过。在这样的语境下，我都不好意思说陈先生也改过我的文章，我已多少有一点负罪感，如果早知这样，我就不会给他添麻烦了。但为了说明感恩，我还得如实地禀报，陈先生也给我改过一篇文稿，其中的过程还有点感人。那是1987年8月张家界的研讨会结束之后，是同学催我，把两年前就已写完的那篇讨论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备者究竟是谁的小文章拿出来，自己没把握，就先改一遍，寄给陈先生把关。当年年底湖南还有一个魏源的研讨会，陈先生把我的稿子带在身上，以为我会参加魏源的会，准备找我面谈修改的问题，结果我没来，他不是请林增平先生等人转交了事，而是带回上海，再通过邮局寄给我，还附一封信，除了叮嘱我再改一遍，还说：“从全稿看，你花了力气，也很有思路，希望你努力。”谁都没想到第二年他就走了。后来，好几位陈门弟子要我把陈先生信找出来，收进他的文集，我自量资质平庸，又不努力，学业很平淡，不好意思把陈先生对我的勉励拿出来占他的文集篇幅，至今都不敢拿出来，但我都能背诵。这种感恩的情结，我想会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至于陈门弟子们对我的关爱，随时都有，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还是海外，我都能感受到。今年暑假，陈门弟子刘世龙教授在温哥华对我的接待就像国宾的待遇。可以说，我的职业生涯都跟陈门弟子的爱护有关。

至于陈先生给我的感受，通过近距离接触和文本阅读，我感触最深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陈先生让我知道，像我这样靠背诵毛主席语录长大的晚辈，后来吃了历史专业这碗饭，永远都要带着谦卑之心，不敢轻举妄动。如果要把学问做到陈先生那样，我这一辈子甚至下辈子都难。

我很感谢华东师大历史系，感谢陈门弟子，每隔十年的纪念会都能想到我，邀我参加。这次从外地赶来，主办方还要给我订机票、安排住宿，我说不要，陈先生的纪念会，我是来学习和感恩的，自己掏钱都来不及。陈先生的治学，在通和识两个层面所构建的那种气象，那是高山仰止。好几位学者都谈到这方面，我有同感。我在陈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说过，前人做学问不外乎义理、考据和词章，如果用今天的话来简单类比，义理大概类似于哲学，考据或许与史学接近，当然还不完全一样，词章也许类似于文学的标准，我总觉得，哲学的思辨与睿智，文学的灵气与秀美，历史的真实与广博，这是三种不同的境界，要想让其中一种出境界都不太容易，但陈先生是三个一相加大于三。在当今的中国史学界，在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前辈里，像陈先生那样不仅有三，还可以大于三的，要想多找几个都难。

陈先生的文字与文采是学界公认的，我也很有感触。我个人以为，除了师友们提到的陈先生的文笔与思想，可能还有多种因素。比如：他的新式小学与私塾教育两不误，还有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的受教经历，加上个人的悟性，使他的用词造句和章法都很讲究。一般来说，会作诗的人，词汇量就比较丰富，写起文章来，还能娴熟地运用起承转合的分工，写出层次感和节奏感。陈先生的诗可不是诗歌爱好者的打油诗水平，他是很懂韵文的历史学家。还有，他的文字充满家国情怀与阳刚之气，他的个性还与湖湘文化的某种特质有关，他不仅经历了民族抗日的全过程，还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化的重镇上海立足，面对太平洋，审视古今中外，不仅有助于拓展视野，还会影响他的文字气象。这些都值得专题研究。我曾经打算梳理一下民国时期近代史学科的开创者，大概可以数出五六个，其中湖南人就占三个，李剑农、左舜生与蒋廷黻，我看后来居上的陈先生就集中了这三位的优点。比如，李剑农对近代政治变迁脉络的宏观把握，左舜生的文字与个性，蒋廷黻的国际视野，都可以从陈先生的著述中找到痕迹，虽然今天的历史学界对左舜生已经特别陌生，对蒋廷黻不再陌生，那也恰恰是陈先生生前率先向岳麓书社力荐的结果。陈先生后来受到人际关系的煎熬，令人扼腕，但在感受和清理近代中华民族的苦难与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时，他的特殊经历可能还有助于他像“江海寄余生”的苏东坡那样去提炼和表达，快刀斩乱麻似地写出畅达和隽永的篇章。就此而言，陈先生的煎熬没有白费，但其代价过于昂贵。

第二个方面，陈先生说：“史实是治史的眼睛”，这个“实”不是我们今天谈得比较多的刘知几的那个“识”，而是事实的“实”。他让我感觉到，他的宏观也好，思辨也好，既不是不要“识”，也不是夸夸其谈，空洞无物，而恰恰是有资料的功夫，这方面也影响到了他的弟子们。这一点跟李时岳先生略有差别。11年前，李时岳先生的弟子李书源教授请我到长春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完了安排参观活动，我就提出，我很想到历史系资料室和吉大图书馆，看看李先生当年借过哪些书，或者他在离开吉大时捐过什么书。书源就说，李老师没有多少藏书，他不怎么看史料，看书的效率高。原来，李时岳先生主要是凭才气做学问，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学得到的。可见，前辈大家之间也存在细微的区别，陈先生的学问不光是那个见识的“识”发酵，还有建立在资料基础上的史实立足，选题的创新也与资料功夫有关，这对我也很有启发。我这几年的主要精力，就用在对民国时期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档案与文献资料的收集上。这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委托的一个小课题，我想做点实质性的工作，这个党的干将左舜生也在我的关注范围，包括他的英文口述史。档案收集的工作量比较大，还有青年党的政治背景比较特殊，选题和表达都存在需要慎重的方面，以免引起误解，但如果朝着陈先生重史实的这个思路去做，应该问题不大，只要下点真功夫。

最后一点，陈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家国情怀、求真的职业角色与生命价值的亮色，都集中在他的《浮想录》第622条那句话：“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学者，无论在学生面前，还是在大众面前，我们都要像陈先生那样站起来思考，更要站起来讲话。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义；只有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会安全。谢谢！

（本文系郭世佑在陈旭麓先生诞辰百年与逝世3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活动于2018年12月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办公楼小礼堂举办。本文录音整理：李艳红博士，湖南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