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西南联大岁月

1938年春，在隆隆的炮火轰鸣中，清华教授朱自清和冯友兰等一众友人辗转至西南联大任教。自此至1946年，朱自清以亲身经历见证了联大自诞生伊始至复员北返的全部历程。

作为联大中文系主任，他力主开设“大一国文”，主张打通新旧文学和中外文学，推动多位现代名家作品进入高校讲堂。曾于中学任教多年的他深谙学生现状，在极其艰苦的出版条件下写就了《经典常谈》等普及读本。内敛持重的个性虽有别于好友闻一多的热血澎湃，但同样爱憎分明，他承继好友精神，为其身后全集的出版殚精竭虑……

联大八载，无数个扰攘不安的日夜。朱自清挣扎于贫病之间，却始终砥砺前行，瘦弱的身影在祖国西南长留踪迹。早年间他曾感慨于时光的飞逝，中年时即步履匆匆地走完了坚毅的一生。他将有限的生命化作一股甘泉，缓缓流动，润人心田。

尤加利树与“是喽嘛”

1938年2月，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朱自清遂与冯友兰等十余位友人一道，再次踏上西行南下之旅，于3月14日抵达昆明。行旅匆匆中，他们依旧不忘文人雅趣，共同游览了西山、华林寺等名胜。由于初建的联大校舍不足，文法学院于4月初暂迁蒙自，租用的是当地最好的地点——蒙自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朱自清在这里度过了五个月的时光。

对于蒙自这座小城，朱自清印象颇佳。令他心仪的，不仅是边地的古朴静美，更有民族地区别样的生机。远离了清华园中的田田荷叶，蒙自城中与他初面的一种俊秀挺拔的树木吸引了这位“外省人”的目光：

海关里高大的由（尤）加利树，和一片软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进了门不但心胸一宽，而且周身觉得润润的。

这种静美的树木虽非云南专有，却尤为适宜生长在这片温润质朴的红土地之上。尤加利树高而直的树干、细而长的叶子，让朱自清不由得怀想起北京什刹海的动人风光，蒙自的小巧静谧又常能令他的思绪回到江南故里。初来乍到、敏而多思的朱自清品味着南亚风姿的新奇，更从这份“似曾相识”的美好中回味着难舍的过往。

青年时代的朱自清

在朱自清眼中，“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他最难忘却的实则是这里日常生活的点滴。当时的蒙自只有一条主街，闭上眼，各种店铺即可历历在目。一家雷姓老板所开的糖粥铺子由于物美价廉，深受联大师生欢迎，朱自清亦是这里的常客。这里兼卖糖粥和炸粑粑等当地小吃，雷老板热情和气又有着点古玩雅好，兴致来了，就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宝贝与联大师生共同赏玩一番。后来，这位被顾客戏称为“雷稀饭”的小生意人还曾进入朱自清的文学世界。

但安逸、达观并不意味着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朱自清惊喜于边地人民的爱国情怀，家家户户门上张贴着极富当地特色又心系抗战救国的“门对儿”；纵然经费有限，当地教育局也坚持在由旧戏台改造而成的演讲台上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

1938年暑假过后，朱自清随文法学院迁回昆明。对于云南的初始印象尤其是对蒙自这座小城的观感被他以轻快灵动的笔触记录下来，近百年后的今天重读那篇《蒙自杂记》，仍会让人对这座西南边陲的小城心生向往。

与《荷塘月色》《背影》《匆匆》等朱自清的散文名篇相比，《是喽嘛》这个短小篇章向来不太为人注意，但它十分鲜活地记录了“初来者”朱自清对云南方言的浓厚兴趣。“是喽嘛”在云南不过是一句寻常的应诺语，使用频次极高，却让朱自清孩子般反复玩味琢磨。在他看来，声调平直的云南方言乍听似乎不客气，甚至会让人怀疑含着些许对“外省人”的排斥，实则朴讷可爱。紧接着，他又兴致盎然地拉出他所熟悉的绍兴方言和北平话做类比，千里之外方言的可爱如尤加利树一般，使他再次怀想起眷恋的江南和北京。

今天的蒙自碧色寨火车站

朱先生的国文课

联大时期，朱自清共开设了宋诗、中学国文教学法、国文读本、国文作文、历代诗选、文学批评、文辞研究等课程，总计十门之多。这八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开设一门新课，足见其涉猎之广。尤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新文学的大胆推重。

1938年，逐渐步入教学正轨的西南联大积极落实各学科教学主张，中文系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身为系主任的朱自清在其中贡献颇多。他将国文视为各专业学生都应熟练掌握的基础性科目，开创性地将诞生不久的新文学成果呈现于这部精心编订的“大一国文”教材，并与其他教师一道，将鲁迅的《野草》、胡适的《四十自述》、冰心的《往事》、徐志摩的《自剖》、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何其芳的《画梦录》等名家代表作指定为学生散文读物和课外读物。在国文课上，他条分缕析地讲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又提出问题，让学生们自由表达，之后再由他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发挥。这些教学实践突破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限定的“大一国文须全部采用部编文言教材”的规定，也实现了他“打通新旧文学”的主张。

教学生涯几乎贯穿了朱自清的一生。但刚去清华任教时的他倍感压力，加之缺少同事们普遍拥有的海外留学背景，他曾颇有几分“不自信”——吴组缃曾这样回忆这位年轻老师的“窘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不安的情绪甚至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梦中：“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常识不够”，“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联大时期的朱自清已然褪去了当初的局促，但仍时刻不忘自我完善：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为自己制订一个兼容古今中外的读书计划，并虚心向同事们请教。就连他惯常记录的日记，也不忘用中、英、日三种文字甚至汉语拼音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相对薄弱的外语水平。然而彼时纷乱的时局、繁重的系务和家累，让他屡屡生出时不我待之感。1943年12月，他在写给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叹道：“读书之暇不多，又根底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以健康渐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锐减。”

联大讲堂上的朱自清仍同中学教员一般，从不允许学生无故迟到早退。每次上课前他都要点名，下课前要布置预习作业，定期还要举行考试。季镇淮是追随他时间较长的一位学生，对其教学方法印象深刻：“朱先生上课常令学生先讲解，而后先生再讲。因此，上课之前，学生莫不敢不自行预习准备。”

清华园内的朱自清塑像

然而，或许是因为过于严格，选修朱自清课的学生往往并不多——1942年的文辞研究，学生只有王瑶和季镇淮两人；1945年开设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学生也只有三人。即便如此，朱自清依旧一丝不苟，没有丝毫敷衍。

那时云南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教师缺口很大。联大毕业生虽头顶名校光环，求职却依旧不易，很多学生毕业后投身基础教育之中。为了让学生能够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朱自清结合自己多年的中学教学经验，在联大开设了中学国文教学法课程，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直至联大设立专门的师范学院，有专人讲授之后，朱自清才卸下此任。

“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1937年10月，南下至长沙的朱自清与沈从文重逢，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沈先生来此。杨（杨振声）、沈与我商讨教科书的计划。杨建议我们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这是个好主意。”

目睹战时学生古文基础普遍薄弱的现状，遵循当时教育部指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中“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要求，具有多年中学任教经验的朱自清很快将这个“好主意”付诸实践。自1938年秋作《诗经概论》二段开始，至1942年2月为全书作序收尾，历时四年，这本适用于中等教育程度的“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应运而生。

《经典常谈》实际上是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教科书计划的产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朱自清即受邀参加了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国民政府教科书编写工作，先后助力编写、审定了《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词和语》《中学国文教科书》等多部中小学教材。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朱自清做了大量研究，逐步将若干部国学典籍的提要和说明整理记录。日积月累之下，《经典常谈》的底本已初具雏形。

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早已以其清新流丽的散文蜚声文坛，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入选多部中学教材。不过相较于“文人”身份，他更看重的是自身的“学者”角色，曾言“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其分外努力地致力于普及基础国文教育恰是对这句话的印证。这本不足八万字的著作虽称不上鸿篇巨制，却是其深厚、广博国学功底和多年教学经验的浓缩体现，在战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几经延宕，最终出版实属不易。书名中的“经典”二字，实则是广义的用法，其中涵盖了《周易》、《尚书》、《诗经》、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等多部典籍，尤为显示作者独到眼光的是，在著作的开篇即介绍了“小学”的代表性著作《说文解字》。

这本最初被命名为“古典常谈”的百余页小书，在杨振声的建议下更名为“经典常谈”，于1942年8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后由文光书店重印，一经推出即受热捧。该书虽然专注于古代典籍，但作为新文学代表作家的朱自清强调古为今用，通篇娴熟运用平易的白话娓娓道来。叶圣陶评价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大有将其列为师生必读书目之意。

成书的四年内，朱自清为生计所迫辗转于昆明、成都两地。扰攘不安的岁月中，本就身体羸弱、家累甚重的他饱受胃病、失眠等疾病的困扰，但教学、研究、写作等多项工作始终未辍。此书写作之初，夫人陈竹隐正在病中，朱自清不禁在日记中感叹：“命运老跟我作对，终日郁郁。”数日之后，日机频频来袭，“跑警报”成了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战火肆虐之下，大量内地居民逃难至昆明，致使这座原本静美安逸的西南都市人声嘈杂，房租、物价高涨。

为节省生活开支，1940年春，陈竹隐携子回故乡成都居住，朱自清则一人独居昆明，颇有“天南独客远抛家”的漂泊孤寂之感。是年暑假，他辞去清华国文系主任之职，意在专注于学术研究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吴组缃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表达出时不我待的隐忧：“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几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这些他自言“还没细心读过”的书，就包含了写作《经典常谈》所涉及的大量典籍。

朱自清陈竹隐夫妇和子女合影

为筹集前往成都与家人团聚的旅费，朱自清以二百元的价格将留声机交与当铺。不久之后，全家安顿于成都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旁的小瓦房里。据前来拜访的李长之回忆，此时的朱自清，“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而这一年，他不过才四十二岁。对学术、对教育的高度责任感更令这个从“不敢马虎的人”华发早生。

笔耕不辍之下，《经典常谈》的写作已进入整理作序的收尾阶段。他在序言中特别向诸位同好致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刊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经典常谈》大胆地“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而这些“近人”恰好就是战时与他生活在一处的诸位中国学人。此书出版之后，王力、余冠英、浦江清纷纷表示欣赏，曾与他共写秦淮的俞平伯则将其作为学生白话文著作的必读书目。联大学生王瑶、季镇淮、汪曾祺、朱德熙也都曾深情怀念这本小书。

这本在战争岁月中诞生的小书，期望通过对国学的普及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它紧握战时国文教育的现实要旨，凝聚着深厚的同好之谊、师生之情。诞生数十载以来，它当真如作者所愿，如同一只轻灵的小船，引领一代又一代读者“航到经典的海里去”。

钟一样的大氅

1941年10月，朱自清结束在成都的休假，只身返回昆明。为专注于学术研究，年底他又迁居至位于昆明北郊的清华文科研究所，与闻一多、浦江清等在当地的一所二层民宅中度过了两年多的岁月。正是这一年，昆明遭遇了十年以来最冷的冬天。“佩弦（朱自清的字）只有一件旧皮袍，纽扣都掉了，破烂得不像样子。做不起棉袍，又没有大衣，便在街上买了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披着从乡下进城去上课。”这件样式奇特的“大衣”，是经济拮据的朱自清在距离居住地司家营不远的龙头村集市上购得的，披在他单薄瘦小的身上，给周围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联大的教授普遍经济拮据，但这件钟一样的大氅仍十分独异地引人注目。好在朱自清穿得十分泰然，每逢天寒就将它往旧西装上一套，领口绳子一系，便如侠客一般出门了。这装扮看似好笑，却不免让人心酸。

为了兼顾联大的课程，朱自清在昆明城内唐家花园由旧戏楼改造而成的清华教员宿舍也有一个住处。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不好，为避免过度奔波，他将自己的课程尽量集中安排在每周三、四，每周二下午步行进城，周五下午再返回市郊，每次需步行两个多小时。无人照顾的独居生活令他愈发窘迫，甚至冬日里连一件像样的棉袍都没有，只有一件弟弟给他的破旧不堪的旧皮袍御寒，扣子均已掉落，他自己用布条系住，布条长短不一，颜色各异。他日渐消瘦，灰白的头发显出不合年龄的苍老。

纵然窘迫至此，朱自清却是昂扬乐观的。位于司家营的清华文研所学术氛围浓厚，他与同事们日夜潜心研究，成果颇丰。每日晨起后，他都会先到附近的河边散步，然后投入一天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写就了日后产生很大影响的《新诗杂话》中的大部分篇章，研究专著《诗言志辨》，面向基础教育的《经典常谈》及散文集《伦敦杂记》等也在此期间写定。此外，他还应邀多次到联大、中法大学等多处发表演说，并到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中学教员讲习班授课。贫病交加的生活，忙碌而充实。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令他精神一振，在街上遇到亲朋故旧，他兴奋地传达着中国抗战前景乐观的喜讯。

贫和病几乎贯穿了朱自清的一生。他联大时期的日记中屡次记下高昂的米价让他几近走投无路的窘况。他无钱购买研究用书，万不得已时甚至需要变卖仅有的书籍和文房用品维持生活。1943年初，他写信请在北京的朋友当卖掉他的几箱藏书，几个月后，他又因研究需要叮嘱朋友切勿出售……1944年暑期，得知在成都的孩子生病，他不得已变卖砚台碑帖。飞回成都探望的当日，正值陈竹隐生日。黑暗动荡的岁月中，“从天而降”的他为全家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惊喜。

最后的诗：《悼一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值暑期，朱自清正在成都与妻儿团聚。他不顾身体的羸弱，和当地百姓狂欢了整整一夜。归家后的他沉重地对妻子说道：“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经济可恢复得快点，老百姓可以少受些罪。”

历经数载颠沛流离的生活，朱自清深知战争带给民众的深重灾难。果然，暑假后返回联大的他尚未来得及回味抗战胜利的喜悦，内心的隐忧就很快被印证——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双十协定”，罔顾百姓对民主和平的强烈渴望，发动内战的气焰甚嚣尘上。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昆明。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令他悲愤不已，联大灵堂内，悬挂着闻一多挥毫写就的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4年在联大，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相比朱自清的肃穆和痛惜，闻一多的热血奔走更见出金刚怒目的不羁个性。1946年7月15日上午，李公朴追悼大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云大附近的府甬道到西仓坡一带，国民党军警戒备森严。闻一多视若无睹，发表了长达四个小时、昂扬激越的《最后一次讲演》，对黑暗的痛斥和对光明的呼唤振聋发聩：“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公朴）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演讲结束的当天下午，闻一多又在其主持的《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真相。孰料就在步行返家途中，闻一多突遭特务枪击，当场牺牲，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亦身负重伤。

此时的朱自清已离开昆明，赶赴成都陪伴病中的妻子。听闻此消息，他无比震惊错愕，在7月17日的日记中悲愤写下：“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卑鄙！此成何世界！”当日，他即写信慰问闻夫人，表示将尽力帮助解决困难，此后又接连写下《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文学》《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等文，并在校友会上组织为闻一多家属募捐。

好友的遽然离世令朱自清无比悲愤，已然搁置诗笔二十余年的他提笔写下了一首字字铿锵的《悼一多》：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原始人有力如虎。

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

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

此诗化用了闻一多的爱国诗篇《一句话》，恰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控诉着现实的黑暗，也饱含着对挚友的由衷钦佩。火一般的闻一多精神，亦鼓舞着朱自清在为国家争取民主自强的道路上继续坚定前行。

朱自清与闻一多的相识，还要追溯到1932年9月。那时的朱自清刚刚接任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也恰在此时受聘教授之职，二人自此结交。此后便常常聚谈，朱自清曾称赞闻一多“所论皆极有见”，他的《诗言志辨》即首发于后者主编的《语言与文学》。抗战南下途中，朱自清经过武汉时，仍不忘拜访先期到达的闻一多……十几年声气相通的彼此欣赏，让这两位个性迥异的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朱自清的印象中，“闻先生是个集中的人”——早期诗人热血的激情、清华文科研究所时治学的专注、后期作为民盟领导之一的感召力，他以生命之火为人生的各个阶段赋予饱满色彩。联大末期，闻一多因热心于民主运动，经常缺席教授会，也基本不参加清华的课外座谈和交流活动，除朱自清这位老友外，他几乎断绝了朋友间的交往。

闻一多身后有大量倾注心血的手稿未及整理，在其殉难四个月后，清华校长梅贻琦即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通、余冠英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在物质条件极为短缺的情况下，竭力促成《闻一多全集》的出版。朱自清担任了全集的召集人，他全力奔走，从定纲拟目到组织人员抄稿、校正，事无巨细、不畏繁杂，更不计酬劳。陈竹隐回忆道：“为了完成《闻一多全集》，他日日夜夜赶编著，他衰弱的身体已难以支持下去了。我特意在他的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他要吐就吐，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在床上躺一会儿。”

1948年7月，值闻一多逝世两周年之际，《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工作已近尾声，恪尽职守的朱自清抱病召集组织了编辑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当天晚上，他又坚持出席了学生自治会在同方部召开的闻一多遇难两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暑热难耐的天气里，他始终未曾脱衣，此时的他，体重已不足八十斤。在“编后记”中，朱自清为好友痛惜道：“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八岁就要编《全集》。”

最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8月18日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惜朱自清未能等到这一天——8月6日上午，他因胃部剧痛住进北大医院，病床上的他神志清醒，向同事嘱托着清华研究院的试卷评阅工作。12日午时，他安然辞别人世。

如果说闻一多的生命是一团火，迸发着炽烈的光和热，那么温文尔雅的朱自清的一生则更像一股缓缓流动的清泉，不仅能以荷塘月色、绿意盎然的诗意和人伦温情浸润着人的心田，也能以清冽的本色洗濯去人间的污秽斑驳。

（本篇原载《名人传记》2024年第一期）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原标题：《朱自清的西南联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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