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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踪的漫画家蔡输丹

高鹏宇

2024-04-25 16:59

来源：澎湃新闻

近年来，随着丁悚等一些久被埋没的艺坛名家重新“出土”，中国漫画史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众所周知，1926年末，丁悚、张光宇等活跃于沪上的艺术家为五卅运动和国民大革命所激励，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漫画会”。此乃漫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而今上海市政府将作为“漫画会”旧址的丁悚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历史意义可见一斑。

然而，“漫画会”的具体活动情况至今仍不甚清晰。比如，丁悚、张光宇、王敦庆、黄文农、张正宇、鲁少飞、叶浅予、季小波、胡旭光、张眉荪十位成员，其生平无论详略起码皆有记载；唯独第十一位成员——蔡输丹，既不知来历也不知去向，甚至连生卒也不能确定，竟完全失踪于中国现代史（有的著作还误写为“蔡翰丹”），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笔者自几年前注意此事，陆续发现了一些线索，但仍不够完整。近来读到了姚小平先生的《死亡右派蔡恢的惟一影像》一文（刊载于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第65辑），猛然意识到这位“蔡恢”便应是笔者追寻已久的漫画会“失踪者”蔡输丹。所以，笔者草就此文，以抛砖引玉，望有知情者予以补充或指正。

蔡输丹的父亲名为蔡璜（1871-1939），字望之，世居昆山徐公桥鹭鸳浜。他自幼聪颖，过目不忘，加之清正刚直、思想新锐、勇于任事，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辛亥革命后，蔡望之任江苏省议员，不畏暴徒殴打，坚持清除弊政、纠正风俗；齐卢战争中，散兵骚扰乡邻，他组织本地民兵予以抗击，保卫家乡。1920年代末，黄炎培等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乡村改造，于昆山徐公桥进行试验，聘蔡望之任“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主席。江恒源极力称赞过蔡望之、蔡蕴之（琳）兄弟的帮助（江恒源：《徐公桥》），黄炎培也写道：“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昆山徐公桥试办改进农村，筑堂曰无逸，村人蔡望之、蕴之助最力。”（黄炎培：《徐公桥晓行五首》）。蔡望之也以此为己任，将其字“望之”改为“甦农”。1932年，“一二八”会战期间，他组织乡亲冒险为前线十九路军输送粮食。此外还兴办学校和实业，如创立震川中学，引进德国工艺建立华兴砖瓦公司，投资创办昆山银行。1938年12月，蔡望之病逝于上海，有《风雨鸡鸣录》《甦农》等著作存世。

蔡璜生有四子：长子蔡怡（字饮和）、次子蔡恢（字输丹）、三子蔡君德（原名不详）、四子蔡惕（字志飞）；另外，还有女儿蔡惇、蔡恒、蔡忆。蔡氏书香门第，其家训曰：“家不论贫富，子女不论贤愚，首先读书；读书则能穷理，穷理格致，自可明修齐治平之道，非但不至为非作歹，且可为国家造就人才。”蔡璜的子女、孙辈多从事教育，据说其一家三代出了十一位教师：

长子蔡怡，任教于吴江中学、苏州女子师范学院、中华职业学校；长媳杨秀英，任职于震川中学、安亭中学；二儿媳薛崇愉（注：应为“薛崇纶”），任教于北京西城小学；长女蔡惇，任震川中学教导；大女婿樊翔，任震川中学校长、嘉定一中副校长；小女儿蔡忆，任教于上海念慈、大江、外岗、黄渡中心校。[1]

家风如此，蔡输丹自然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出生于1909年，童年求学经历不详。姚小平文章转引家属的说法，认为蔡输丹“早年在上海美专习画，且喜欢摄影，曾留下许多照片”。实际上，1920年代的上海美专录取新生名单和毕业生名单都未找到相关线索——蔡输丹并不是就读于上海美专，而是名列国立东南大学1925年的265名预科生名单之中（蔡恢）；[2]同在名单中的王汝霖（无锡籍书画家）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于1925年入东南大学算学系，蔡输丹为其同系好友。[3]后来“国立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总会”编印的同学录中也表明：蔡恢，别号输丹，江苏昆山安亭镇人，就读于理学院算学系。[4]东南大学设有学生团体图画研究会，以艺术系主任周玲荪为导师，蔡输丹入学后即加入。1925年12月，该会举办第五届绘画展览会，“会员中作品佳者颇多”，蔡输丹的《妇人浣衣》《战地风景写生》被认为“最有精彩”，[5]可知其入大学之前已经有较好的绘画功底。

1927年4月，随着北伐军挺进南京，汪精卫、吴稚晖推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停办和改组东南大学的决议，因此东南大学的学生一度失学。这种情况下，蔡输丹从南京转到了上海活动，且为民众的革命热情所激励，决定投笔从戎。1927年5月下旬，蔡输丹先后参加了北伐军二十二师政治部和海军总政治部的考试。两部门都只招收一人，报考者多达数十名，而蔡输丹均能脱颖而出、得到录用，可见其画技已相当不错。[6]其中，海军政治部艺术股股长是黄文农，股员有叶浅予等，监考者是他们请来的王敦庆——三人正是刚刚成立半年的漫画会的成员。或许是兴味相投的缘故，蔡输丹选择了海军总政治部艺术股，很快又在6月初举行的漫画会第七次常会上，同张眉荪一道被吸纳为正式会员。[7]至此，漫画会的十一人全部集齐，而18岁的蔡输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或许就是这一时期，蔡输丹曾到上海美专短暂旁听——要知道，漫画会的会址设在天祥里丁悚家，而上海美专就在附近，且丁悚曾任上海美专教务长，同刘海粟相熟。

在充满激情的黄文农的带领下，叶浅予、蔡输丹等投入反帝爱国的视觉宣传工作，参与筹备了盛大的海军庆祝北伐胜利游艺大会；[8]他们还同季小波、张眉荪等（时工作于淞沪警察厅政治部艺术股）组织“革命艺术同志联欢会”。[9]然而，随着北伐胜利和血腥“清党”，许多部队的政治部遭到解散，参加大革命的文化人、艺术家纷纷退伍。大约在1927年9月间，黄文农、叶浅予、季小波、蔡输丹、张眉荪、鲁少飞等都失去了工作。虽然漫画会的活动因此而频繁起来，但谋生的难题也摆在了他们的面前。9月下旬，王敦庆、季小波、黄文农、叶浅予、蔡输丹、鲁少飞曾组织上海生活公司、出版《上海生活》画报，但进行得并不顺利。[10]与此同时，以原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8月下旬发布了审查裁并各校合格旧生的名单，“蔡恢”名列其中。[11]所以不久之后，蔡输丹选择回到南京继续学业，自是缺席了10月下旬举行的漫画会第十三次常会以及随后的活动。紧接着，胡旭光抱恙，回到乡下老家休养了约一年；鲁少飞、季小波、张眉荪入职《申报》，在报社副经理张英宾的逼迫下退出漫画会，进而组建“中国第一画会”。至此，漫画会名存实亡，只得风流云散。

漫画会全体成员，刊于《时报·新光副刊》，1927年10月30日，右起：张光宇、丁悚、张正宇、王敦庆、黄文农、蔡输丹、季小波、鲁少飞、叶浅予、胡旭光、张眉荪

《十年前的“漫画会”》，鲁少飞，《救亡漫画》第5期（1937年10月10日）

海军界欢宴艺术社同人，刊于《时报》1927年7月6日，右起：（后排）黎锦晖、王次龙、叶浅予、杨念祖、黄文农、陈德森、高方、蒋壁、徐微风、吴汉铎、叶养民、马瘦红、王益三、季小波、蔡输丹、魏子潜、蒋弼庄；（前排）黄日琏、史东山、丁云帆、陈景芗、郭敏智、郑达人、黎明晖、王元龙、徐志芬、张振宇、陆礼华

且说蔡输丹，他于1927年10月回到中央大学数学系，1929年毕业，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成为一名统计员。[12]此后，他安于会计的本职工作，二十多年间多次调动，但几乎没有升迁，履历平凡得近乎乏味：1931年，担任交通部电政司科员；[13]同年，蔡输丹和金文粹结婚，在家乡设宴五日。[14]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交通部电信总局，他转入总局下属的上海电报局，并曾兼任上海青年中学教师；[15]约1935年转至重庆电话局任会计主任，然后是第四区（川康藏）电信管理局。1943年5月15日，黄炎培去重庆珊瑚坝机场送四子黄大能赴英国深造，偶遇了故人之子、正在为孔祥熙接机的蔡输丹：“适孔庸之归自成都，诸大官到场欢迎，晤贾果伯、霍亚民、王君韧、蒋廷黻、杨格、蔡输丹（忱，望之次子）。”[16]按，日记的“忱”应为“恢”。抗日战争时期，蔡望之创办的华兴砖瓦厂原厂遭日军占据，部分资产转移到大后方，蔡输丹于1942年2月在重庆嘉陵江畔开设了华新建筑材料公司并担任经理，拥有云贵川等地的多个砖窑、厂房、煤矿、伐木场、农场，生产青砖、红砖、洋瓦等。[17]蔡输丹一向远离家乡、在外地工作，或许由于聚少离多，他和妻子似并无深厚感情；待抗战军兴、归乡无期，他结识了在成都上学的薛崇纶女士，两人关系逐渐拉近。1944年，重庆报纸登出了一则《蔡输丹金文粹启事》：“我二人结褵十余载，聚处之日不一年，相敬如宾，情同兄妹，诚无以言。夫妇瞻念未来，兹各惊悟于此种感情之不可久维，爰同意解除各认为痛苦之结合，此后新生各自创造，本两无介蒂，仍互谅互重，保持崇高之友谊。此启。”[18]大概在这之后不久，蔡输丹和薛崇纶成婚。

1946年胜利后，蔡输丹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恢复了其父的华兴砖瓦厂。他在报上发布的一条启事写道：“查本厂先厂主蔡望之公，前于民国二十三四年间取本厂自有土地约二百亩之田，单以华兴合作社之名向江苏省农民银行昆山分行抵押……兹者，苏农昆分行返昆复业，本人早岁入川，今亦返乡，忝任本厂经理，理宜重拾旧案，藉了手续。”[19]不过，华兴砖瓦厂百废待兴，蔡输丹也无意长期接手，很快便转给了家中兄弟（1949年后改为公私合营的振兴砖瓦厂，后又改为国营的勤俭砖瓦厂、红旗砖瓦厂）。此后，他调任青岛电信局会计科科长，期间庇护过一些共产党员，努力为职工争取正当利益。1950年后，蔡输丹上调至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担任财务司科员；1951年，主编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会计法》。

蔡输丹并未荒废丹青，而且保持了大革命和漫画家的激越作风。据同学王汝霖回忆，蔡输丹上学期间，很乐于谈起在上海时与张光宇、曹涵美、张正宇等交往的故事。考虑到徐悲鸿等曾任教于艺术系，或许蔡输丹和王汝霖一样，会不时去艺术系学习。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曾倡导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村主义”、“新村运动”，蔡输丹也受到影响——他利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父亲蔡望之合作、成立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的机会，于1928年2月在故乡尝试推行更为激进的“安亭新村”计划，得到了上海的王敦庆等友人的支持。[20]然而，这一激进理想比起黄炎培、蔡望之的乡村改进显然更加困难，不久便陷入停顿。他偶尔还会以“输丹”之名在《中央画刊》《申报》上发表一些轻微讽刺官场陋习、帝国主义等题材的漫画，也跟漫画会的友人们保持着联系，比如入蜀后曾寄送一些速写和漫画给鲁少飞、王敦庆，发表于《时代漫画》《漫画界》。王敦庆1937年左右对陈依范回忆：漫画“并没有吸引那些追求名望或财富的人。恰恰相反，它提供的是贫困和挫折”，漫画会解散后成员们都经历坎坷，其中“一人加入政府、获得了一份薪水适中的工作，这让他没法再画出令人尴尬的漫画”。这应该是指蔡输丹。[21]1937年后，蔡输丹似乎再无作品面世，不过他并未荒废画艺，依然以此自娱。1950年代，尚且年少的黄其煦（历史学家）曾随父亲参加邮电部新年晚会，观看京剧演出时发现身边一位长者抽出一张纸，寥寥数笔便成了一幅精彩的戏画——“这位长者就是蔡恢”。[22]也正是因为擅长绘画，尤其是讽刺漫画，蔡输丹在1957年大难临头：

在鸣放气氛鼓舞下，他画了三张题名为“党的教育家”的漫画。第一张画了个形象凶猛的狮子坐在崖石上，周围有一群竖耳静听的小兔子；第二张画了一个头戴棉干部帽的狮子，在办公桌正面坐着，手握大印即将盖下；第三张画了一个身穿干部装、青面獠牙、肚大耳肥的人在指手划脚，背景一片漆黑。这三幅漫画，不过是讽刺邮电部会计司个别领导居功自傲、自以为是的霸道作风。[23]

随着“大鸣大放”突然转为“反右斗争”，蔡输丹因画获罪，有人指责他的漫画“污蔑党为统治人民的暴君”、“人民是受统治受压迫的小兔子”。另外，公安部门造册的《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还记录，他曾以“批评党不是推翻党”的理由为储安平辩护；画了一张“隔墙花影动，疑是敌人来”的漫画，批评“反右”是捕风捉影、限制言论自由。漫画家历来容易因直言不讳招致灾祸，1949年以后，张光宇、鲁少飞、叶浅予等都因种种原因放弃或减少了讽刺漫画的创作；而他们早年的友人、只是业余漫画家的蔡输丹，却未改仗义执言、批评时弊的本色。结果，邮电部领导反右运动的五人小组决定：蔡输丹开除公职，送往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12月21日，在北京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劳动教养”的蔡输丹，于病饿交加中去世。他的妻子薛崇纶收到死亡通知书后前去领取遗物，发现其瑞士手表、帕克钢笔等不翼而飞，仅留下一只空手提箱和人民币12元6角。1979年，邮电部向蔡输丹的家属补发了“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称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除给予抚恤外，特发此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