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让家存续下去”的想法在我们这一代消失了吗？

即使爱与关心无法获得回报，也会忍不住去爱、去关心。产生了这种违背经济原理的感情的场所，正是家庭。——酒井顺子

曾以《败犬远吠》引发热议，使得“败犬”成为风靡日本的新词和流行语的日本散文家、畅销书作家酒井顺子是日本率先提倡单身主义的女性之一。然而随着年纪增长，虽然依然坚持单身主义，她又在重新思考“家是什么”这个话题时，自然地流露出决然与眷恋兼而有之的矛盾心态。

日剧《不结婚》剧照

生存需要怎样的家务能力？家庭课应该教什么？称呼如何表现身体？长子有什么用？何谓事实婚姻？何处有新的家人？在绝嗣阴影下，日本家庭形态将如何变化？酒井顺子写下了《无以为家》一书，回忆半个世纪以来的亲身经历，结合对父母及祖父母辈的访谈与回忆，以及对同龄的一代人及其子女们乃至更年轻一代的观察，呈现了日本家庭不得不面对的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世界之变，并试图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寻找单身女性安住身心的解决之道。

（本文为酒井顺子《无以为家：日本家庭消亡现场》前言）

生病治疗的哥哥终究还是“走了”。对我而言，能称得上“家人”的一个都没有了。人们常把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庭称作“原生家庭”，由结婚等方式组成的家庭被称作“再生家庭”。我的原生家庭，除我以外，都已不在人世。

对我而言，家人已经全部没有了。

虽然哥哥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儿，但她们是我哥哥的再生家庭的成员，对我而言并非原生家庭的家人。虽然有个男人和我同居，但我们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也没有孩子，所以在我心中，“家族消亡”的感触与日俱增。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四十多岁的时候，没有了母亲——原生家庭的成员只剩下哥哥和我。“兄弟姐妹”这种关系往往会随着长大成人而渐渐变得形同“外人”。哥哥和我的关系不算差，也没有特别好，一直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往来。

“养育我们的家……”

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我从未和哥哥聊过。时光已然流逝。

哥哥过世后，我突然意识到：对我而言，“哥哥走了”其实意味着我的原生家庭消亡。

“我们家的土豆炖肉是用牛肉还是猪肉？说起来我们家吃不吃土豆炖肉这道菜？”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发压岁钱的习惯？是因为抠门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家规？”

……

诸如上述无关痛痒但又忍不住好奇想知道的有关家庭的种种问题，我已经无人可问。有关原生家庭的记忆只存在于我那孱弱的海马体之中，仅此而已。

如果我有孩子，就可以在自己的再生家庭里移入关于原生家庭的记忆，以此种方式与故去家人的灵魂联结起来。比如为孩子做一道母亲曾做给我吃的汉堡肉，将“家的味道”延续下去。又比如言谈措辞、礼仪习惯、教育方式乃至更换毛巾的频率、吃年夜饭的具体时间等生活细节，都可以在与配偶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在再生家庭中延续。

然而我没有再生家庭，关于家庭的记忆会在我这里终结。哥哥的女儿还很小，估计没有留下有关她父亲的原生家庭的记忆。我死以后，我体内仅存的家庭记忆将会消失、殆尽。

话虽如此，如果问我是否因此悲伤、寂寞或感到无奈，我的回答是“倒也没有”。事已至此，别无他法。我们家不是名门望族，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或招牌需要继承，即使消亡了也没什么。

在如今的日本，有类似感觉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正因为有太多人像我这样——即使身处家庭消亡的现场，也对家庭记忆的消失感觉不痛不痒——所以日本的人口才会越来越少吧。

日本人向来能够从身有“所属”的状态中找到幸福感。作为公司的一员、地区的一员……成为某个团体的成员被视为平安无事活下去的基本条件。为了活下去，最重要的便是从属于家这个团体。

如果接触以前的小说或电影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为了让自身与家这个团体的联系不断绝，日本人真的非常努力。比如把“结婚”称作“安身”，换言之，未婚者的“身体”是软趴趴的一坨，只有拥有配偶之后，才算有了主心骨。

父母会对儿子施压：“你该快点儿‘安身’。”

做儿子的如果没有组建家庭，就意味着没有家可以传续。父母会反复灌输“不结婚的人无法独当一面”这一想法，催促儿子快点儿结婚。

另一方面，父母向女儿催婚的时候会选择“拾掇”这个词。

“我家女儿终于‘拾掇’好了。”

“我家闺女还没‘拾掇’呢，真发愁。”

有女儿的父母会这样说。到了适婚年龄却依然单身、“赖”在原生家庭里的女儿会被视为“不正常”且不幸福。适婚年龄的女儿应该尽早转移到别的家庭，换言之，是应该被“拾掇”的存在。

如今如果有谁还在使用这种措辞，估计就会被那些特别讲究政治正确性的人严厉斥责。但是在以前，人们是故意以这种刻薄的方式向单身者施压，让他们不能优哉游哉地只考虑自己。年轻人到了适龄阶段，就必须从原生家庭转换至再生家庭，变更自己的所属关系。

如果做子女的没有组建自己的再生家庭，“家”就无法存续下去。“必须让家存续下去”的想法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消失了？以前的父母会对子女施加压力，现在的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以前的人那么希望“让家存续下去”。父母不会说什么特别的理由，而是用“向来如此”之类的说法让儿子“安身”、把女儿“拾掇”到别人家里续添香火——万一自己无法生育，哪怕是收养孩子也要让家庭延续下去。

为了让家存续下去而收养孩子，这种行为如今已不多见，但在以前却是再正常不过。顺便提一句，我父亲也是被过继到酒井家的——没有子嗣的酒井家，一共收养了两个儿子，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其实和他住得很近，但他终究是在与亲生父母年龄相差甚远的养父母身边长大的。我真想对他说：“爸，你太不容易了。”

然而那个让我父亲离开亲生父母、尝遍寂寞孤单而过继到的酒井家，如今要因为我这个不孝女儿而走上“家庭消亡”的穷途。虽说这也算是时代的大趋势，但着实可谓双重的悲哀。

这种情况让我明白：与祖父母那一代相比，我们这一代对家的感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治时代出生的祖父母不惜收养孩子“移花接木”也要让家存续下去。酒井家的养子婚后儿女双全，有了哥哥和我，原以为可喜可贺，能让这个家存续下去了。然而世事难料。

祖父母一代“必须让家存续下去”的想法在我们这一代消失了吗？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人世间幸福观的转变。在祖父母时代，身有“所属”就是幸福。幸福不是个人可以求得的东西，必须通过从属于家庭或地区之类的“团体”才能获取。他们认为，一旦团体消失，便无法获得幸福，才会那般渴求家的存续。

然而时代在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被要求为了“国家”这个最高团体而去奉献，甚至被灌输为了团体去死也属幸事的观念。然而战败后，从美国输入日本的个人主义扑面而来，日本人“幡然醒悟”：原来可以追求个人幸福啊，原来身有“所属”并非幸福——甚至什么都不是啊，所谓“所属”其实是一件特别憋屈的事……日本人的想法逐渐转变。

二战后的日本人不再相亲，而是选择恋爱结婚。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外出工作，大家纷纷追求个人的快乐、充实。我父母正是深受影响的一代。我父亲小时候是信仰“天皇陛下万岁”的“军国少年”，战败后却彻底转变。据说他大学时代曾在美军基地打工，学会了英语，赚到了在当时的日本算得上高薪的报酬。

我母亲比我父亲小十岁，是接受战后所谓民主教育的一代，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追求个人幸福。他俩是恋爱结婚，“最重要的是让家存续下去”这样的家庭教育自然也就从未有过。

整个日本，最希望家庭存续的应该是天皇家。但即使对天皇而言，让家存续也是极大的难题。平成天皇有三个儿子，当初大家都以为天皇家可以就此安心了，但没想到除了天皇次子，其他儿子都是晚婚。最要命的是，今后要继承天皇之位的孙辈——天皇那三个儿子所生的孩子——只有一个是男孩，也就是天皇次子的妻子在三十九岁时不可思议地生下的那个宝贝男孩，如今成了皇室的独苗。

整个日本最希望要存续家庭的天皇家尚且如此，普通家庭如果再不把这件大事加以重视，肯定更加难以实现“让家存续”。拿我的朋友来说，所有兄弟姐妹都已结婚且有孩子的绝对是少数。

正因为深知“让家存续”有多难，所以以前的日本人才会把男孩和女孩、长子和其他孩子区别对待。他们会从小灌输给孩子这样的意识：长子将来要“继承家业”，其他孩子无论男女“迟早要离家”。

然而，到了二战后，因为个人主义思潮的汹涌，这样的教育观念越来越弱势。对家庭制度不满的年轻人追求完全的个人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不愿被家庭束缚，而是追求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们家正是在所谓经济高度成长的昭和时代由两个年轻人结婚而组建的家庭。在那之前的年轻人必须与父母指定的对象结婚，但我父母的结婚是自由恋爱的结果。据说他们的父母也曾反对，但对于恋爱中的年轻人而言，父母的意见毫无意义——他们只想遵循内心的意愿“想要在一起”，完全没考虑“让家存续”之类的问题。

在我的儿童时代，父母从不曾有意识地教过我关于“家”的意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教育哥哥的，但至少我不记得他们对哥哥说过“你是长子，将来要继承这个家”之类的话。当然，他们也从来不曾给过我“希望你在别人家做个好妻子”这样的教育。

我唯一记得的是母亲曾说过：“女人结了婚就得做家务，现在没必要做。”她从不让我帮忙做家务。母亲似乎也曾想过“女儿迟早要出嫁”，但她没有因此而认为“为了婚后不丢娘家的脸，要早点儿开始学做家务”。不知是时代趋势还是母亲的个性使然。

母亲曾教导我：“最重要的是享乐。”

她还说：“我在学生时代尽情玩乐，可开心了。你也应该这样。”

对于思春期的女儿，她从没规定过必须几点出门、几点回家。这种教育方式比较类似富士电视台曾经倡导的“不快乐的人生不是人生”。

托她的福，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玩得很开心，而且因为过于自由，反而懂得自制。虽然有时也会玩得过头，但从没惹是生非招来警察。我能度过这样的青春，也许要归功于父母大胆地“放任孩子的自主性”。此外，“女孩不用做家务”的教育方式也反而会让我“自己想做”，迄今为止，我从不厌恶过做家务。

我并非只看结果，但父母“对自己负责，追求个人幸福”的教育方式产生确实很难达到效果，尤其是在组建家庭这方面。对年轻的我而言，追求个人幸福就是“只求享乐”。青春岁月里，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追逐潮流、交往异性、健身旅行等方面。

母亲的时代与我的时代有一点儿不同。在母亲那个年代，大家都固执地认为“人总是要结婚的”。女性在青春期无论如何享乐，等到了二十几岁，“女人的生存之道只有结婚”，总要通过某种方式“拾掇”自己。

但是我所处的这个时代，与身有“所属”带来的幸福不同，人们更重视自由带来的幸福，于是婚事被一拖再拖。我母亲曾经以为：“顺子和我一样，到了一定的年纪总会结婚。”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女性若想追求快乐，就可以一直坚持做自己。“人总是会结婚的”这种想法已不再是主流，那些“啊呀呀，好开心，啦啦啦……”手舞足蹈玩到疯狂的人，父母是拦不住的。“组建家庭”意味着“放弃快乐”。当时的我总觉得“还可以再等一等嘛，不想放弃眼前的享乐”，于是继续寻欢作乐，等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已年过半百。如果是在以前的年代，已然到了寿终就寝的岁数。

那些曾因养育孩子而放弃了快乐的朋友，如今大多有了优秀的下一代。孩子们会为父母换灯泡、做饭菜、宴请客人……个个是青年才俊。但我总觉得，当他们的孩子有了再生家庭，进一步的分裂仍在所难免。

相比之下，对我而言，失去原生家庭的那一天就是我的“家庭消亡”时刻。仔细想来，家人所在的家至此消亡，我第一次体验到了。

因此我打算重新思考关于“家”这个话题。对我而言，“家”是什么？在当代日本，“家”有什么功能……当“家庭消亡”的警钟响起，或许正因为没有了家，有些事才能提笔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