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被治好的“神经病”：关于章太炎被命名/自我命名的抵抗主体位置

【编者按】：2024年4月22日，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了围绕林少阳的著作《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讨论会。讨论会由历史学家王笛主持，传播系刘世鼎参与讨论。林少阳在会上梳理了本书所处理的晚清语境，如何兼容中英日文材料，以及章太炎所散发的文化与社会思想如何对当代简单的二元叙事提出质疑。本文是讨论人刘世鼎的发言稿，主要围绕着书中章太炎所命名、被命名的“神经病”展开讨论。

感谢高研院组织这场跨学科的讨论。我个人一直对民族主义、当代中国与世界、身份认同以及亚洲问题很感兴趣，拜读此书感到非常熟悉，像是在读一个老朋友的著作。我今天的任务是“跨”：一方面跨进林老师的思考，再跨出来，进入我自己的思考中，来分享一下浅见。我虽然学科上归属于传播系，始终对于过于细致严格的学科划分有所抗拒，所以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从一个广义上当代文化研究的角度，聊一聊我的解读（或误读）。

首先，这本书旁征博引，论述严谨，把章太炎的思想跟实践，放置在当时中国及亚洲所处危机状态来理解。作者不是抽象地谈理念，而是从章太炎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矛盾、所要解决的具体社会政治问题，去解读章太炎作为一个思考者跟实践者。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对于不是处理思想史及历史的读者来说，也会非常有启发。

本书涵盖的话题很广，涉及到民族主义、国家、个人自主性、黑格尔目的论对于亚洲问题的影响，但很多讨论仍是当下中国、亚洲所需要面临的深层问题。虽然作者谈的是100多年前的事，对当下诸多问题，都还是有解释力，各位可以自己细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天我想针对书中提及的关于章太炎的情绪、精神状态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欲望个体、寻求改变的社会主体，进一步延伸讨论。我之所以针对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尝试从情绪、情感跟精神分析角度去解释当代社会政治现象。章太炎作为一个改朝换代、帝国主义侵略的观察者，自身也经历了那个时代所造成的悲伤、抑郁、不满、苦恼、愤怒、绝望及痛苦，也必须面对、处理社会冲突跟矛盾所造成的精神冲击。坂元弘子（2019，页165）认为，“近代的知识分子在个体意识觉醒的同时还要经受政治关注度高涨期与革命时期的压力，神经病或神经衰弱亦可被视为他们赖以承受这种压力的精神装置。”我想先围绕作者这段话进一步延伸，尝试做一个政治心理学式的解读：

“章太炎在此一是以‘神经病’概括其平生，以‘神经病’‘疯癫’自况；二是向各位听众宣传‘神经病’之必要，昌言革命。”（林少阳，2018，页366）

神经病在中国社会是骂人、病理意义的贬义词，用俗话说就是疯子，为什么章太炎要用做召唤革命的符号？章太炎的学生鲁迅的作品曾指出，所谓“疯子”，往往是愚昧者加之于革命先行者的标签。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提出“神经病”作为召唤革命感情与思考中国社会前途的主体位置。这篇稿子涉及的面很广，我摘出几段比较有感觉的文字，如下：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自己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 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人！ ”

在这里，章太炎把神经病是与革命所需要的离经叛道扣连起来。在我看来，神经病在这里是作为一个伦理跟政治命名的产物，也提供了另类文化想象的主体位置，不能简化为章太炎自身的文人豪放或个性直率。在一个强调权威、顺从、和谐的社会语境中，把神经病作为伦理跟政治主体位置，非常罕见，也非常奇特。章太炎不但不回避被标签为疯子，还主动把自己叫成为疯子—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而是一个回应所处情境中难以改变的现状的策略，也表达了拒绝成为单一同质化的社会角色（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的欲望。

台湾“清华大学”刘人鹏教授在2013年《文化研究》上发表的“章太炎的‘神经病’: 作为生存位置与革命知识情感动能”，或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从情感、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章太炎。刘人鹏侧重章太炎作为一个个体的生活体验，认为他的学术与政治，是从肉体穿透皮肤而活出来的（页83），但“今日学术史对于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或是晚清革命知识分子言论思想的研究里，（却）看不见章太炎‘神经病’的身体历史情感与血肉脉络”（页85）。刘人鹏认为，章太炎用神经病这个自我贬义的名称自我命名的举动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中介了章太炎的血肉经验跟论述-政治立场的主体身份跟发言位置。这些血肉经验可以包括章太炎自身的脑病、坐牢经验以及直言不讳的性格，这里就不细说了。

从演说辞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经病是提出异议、面对逆境、改变社会所需要的精神状态。变成精神病并不是简单否定既有秩序，而是需要坚持、拒绝物质诱惑，还要有思想准备。刘人鹏写到：“对章太炎来说‘神经病’不需要先漂太白， 就在它仍保留着若干负面意涵的情况下，看到它并非外界所误解的失序，而其实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动力；‘思想’不停留于脑子里或书斋里，需要‘神经病’才有动能。”（页91）。

进一步说，章太炎最具有创造力的地方是，他把将神经病从一个指涉病理、异常的社会贬义词转化为带有边缘性、颠覆性的政治语言跟名字，从而把神经病转化为政治自我认同以及召唤革命情感的主体位置。把自己称为神经病（另类的自我污名化）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创造了一个异议的伦理——敢于发声、敢于批判、敢于蔑视世俗、敢于挑战既定思维、敢想敢说、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改变现状的异于常人的勇气、激情和行动力。这样一来，神经病成为一个文化与政治意义上上带有颠覆性的名字，一个跟推动社会变革的热情、激情、道德感、激具体实践有关的主体位置：“所谓‘神经病’者，乃是一种不计成败利钝的干劲，以及不趋时尚与世俗的精神。有了这种干劲与精神，才能搞革命。(汪荣祖 1988:10)”（引自刘人鹏，2013，页84）。刘人鹏还罗列了神经病的几个特征，很直白精彩，引用如下：

“能‘想’、敢 ‘说’、能‘做’，更能够百折不回坚持‘孤行己意’(章用了这个具负面性的词汇)。”（页88）

“‘神经病’是一个对抗性的、要以毅力去坚持的伦理位置，拒绝以‘治好痊愈’为目标。”（页9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自我命名为“神经病”是章太炎所采取的一个伦理跟政治的行动，意图提供一个不计较个人利益、成败得失的革命干劲的另类主体想象，和一种不迎合权威世俗的独立批判精神。所以，疯癫是有改变自我、改变社会的潜力。

刘人鹏认为章太炎的神经病潜在的政治意义，也包括对过往反叛者的继承：“相对于‘圣人’位置（本文以康有为为例代表）的思想情感，章从另外的位置对于‘圣人’理想的批判与遗弃，所开展与解放出的政治性。……〈演说录〉的主文本与明显主题是逐满民族革命，但我们细读，潜文本与情感可能也是对于言论触法犯禁之疯狂历史人物的哀悼与继承。”（页85）

章太炎的神经病所隐含的特立独行及个性，是相对于主流价值观跟权威而言的，所以带有社会跟政治批判性。“神经病”既是表达民族独立的立场，也是向腐朽的社会发起冲击的方式（张茹，2014）。正是因为神经病的主体位置对官方及传统权威造成干扰，很容易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

“据曹亚伯《谈章太炎先生》记载，章知道袁有复辟野心后，便要效法明朝方孝孺，准备穿麻衣，执哭丧棒，到北京痛哭于国府门前，‘以申共和将亡之哀’，朋友们听到他有这个想法后，纷纷出来劝阻，‘从此章疯子之名，流传四方’。”（历史文话馆，2017）

此外，《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其中一段话，表明了当时的章太炎，已经观察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进行社会内部变革是需要感情作为基本要素，因为感情具有感染力，可以凝聚人心：

“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由于时间原因，我这本就不展开对于宗教跟国粹的讨论了，各位可见《鼎革以文》一书。我想说的是，章太炎所提到关于信仰、激动跟爱的重要性，仍对当下的我们有所启发。

最后我想强调，章太炎被标签以及自己所提出的神经病，不只是被动回应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也是一个推动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策略跟主体空位——这个过程仰赖情绪作为核心要素。将自我污名化为疯子不仅暴露出既有道德、文化与政治社会秩序如何把持不同意见者或主张改变者病理化、去人化；同时，自我宣誓、变成神经病、拒绝治疗，也隐含着一个异议的伦理的浮现。

所以，一个拒绝痊愈的“病人”，是一个拒绝跟现状妥协，打算跟理所当然、同质化的社会角色决裂的反叛者。她/他的情绪与精神状态，无法被道德化、病理化的叙事所化约，也包含丰富的、复杂的、需要被理解的文化政治意义。

参考资料：

坂元弘子（2019）。《中国近代思想的“连锁”：以章太炎为中心》郭池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文话馆（2017年8月12日）。<他是民国先驱学界泰斗，却在民国疯子排行榜名列第一>。《每日头条》。取自https://kknews.cc/history/2molygg.html

林少阳（2018）。《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人鹏（2013）。<章太炎的“神经病”: 作为生存位置与革命知识情感动能>。《文化研究》，第十六期春季，页81-124。

张茹（2014年6月16日）。<王开林：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民国书生如何介入政治>。《澎湃新闻》。取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1108

2024.1.14初稿

2024.4.22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