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贸易与战：16世纪的草原，也曾有个上海

明朝嘉靖年间的外患叫做“南倭北虏”，“南倭”就是东南沿海的倭寇，“北虏”就是北方草原上的蒙古部落。

1548年，明朝出动大军，从宁波出海，彻底捣毁了双屿，也就是舟山群岛中的国际贸易港，后来被日本史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的双屿，彻底沉寂在历史的黑洞里了；而20年之后，明朝又出兵长城之外，破坏了草原上另一个国际贸易区。好在第二年蒙古人与明朝谈判议和，并在这个被破坏的地方正式建城，经过400多年持续发展，成为今天的呼和浩特。

我们不妨把呼和浩特称作“十六世纪的草原上海”，因为纵使主体有别，但它横跨华北到辽东、从恰克图到莫斯科的国际市场，真是可以与当年的双屿相提并论的。

2018年是77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初秋参加了返校活动之后，我们16个同学一同乘夜行列车，从北京去往呼和浩特。按照唐诗的说法，这是一次“出塞”之旅。只不过深夜里看不到火车穿过长城。

次日清晨，在呼和浩特东站下车，我们沿着呼市的新华大街，在餐馆品尝味道鲜美、状似菊花的烧麦，在体育中心举行班级乒乓球赛，还参观了自治区博物馆。第二天启程去辉腾锡勒草原，访黄花沟，踏鄂尔多斯响沙湾。一路上的景色，完全没有塞外风沙或煤炭矿区，满眼是基础设施完备、绿化水准都相当高的城乡，特别是遍布全城的三千多座环保公厕和上千座青城驿站。呼和浩特真称得上是一座“青城”。

老城的创建者竟然是他?

导游是一位达斡尔族姑娘。她告诉我们，呼和浩特在历史上分老城和新城。老城叫归化城，有四百年历史；新城是绥远城，也有三百年历史。创立老城的是一位名叫阿拉坦汗的蒙古大汗，他是仿照元大都的形式建设的，在老城中心大召广场上有他的雕像。我算了一下，四百年前已是明朝，当时的蒙古应是北元。北元人为什么要建这座城市呢？在结束了集体活动，告别了同学们之后，我便前往大召广场，去看一看这位归化城的创立者。

从回民区那充满伊斯兰风情的大街向南走，经过巍峨的清真大寺进入玉泉区，便是当年归化老城的大北街和大南街。这条南北向的街道与东西向的大东街、大西街形成老城中的交叉路口，路口向南不远便是大召广场。这是一个座西朝东的广场，正面的牌楼上写着“丰州胜境”。广场北侧就是大召，也就是藏传佛教的无量寺，南侧是塞外老街。端坐在广场中央的是一尊铜铸的坐像。走近雕像看铭牌上的文字，我大吃一惊，怎么，竟然是他?

铭牌上写着：“阿拉坦汗生于1508年，明朝史籍称俺答汗。成吉思汗17世孙，一生骁勇善战，军功卓著，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是明朝土默川军事经济发展的开创者之一，土默川的开发繁荣以及呼和浩特的城市兴建功臣当属阿拉坦汗。”

俺达，那个屡次破我长城、犯我边境的侵略者？

站在北京望长城，西有与“土木之变”相关的八达岭，东有与“庚戌之变”相关的金山岭。1550年，蒙古俺达汗率军南侵，绕道潜入长城夹击明军，占领古北口后直扑北京。他在北京周边各县饱掠半个多月，出古北口扬长而去，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二十年中，俺达不停侵犯明朝边关，进出长城如入无人之境。明朝为此派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戍边，金山岭就是那个时代加修的明长城。直到隆庆年间，明朝与蒙古俺达部议和，开关互市，并且封俺达为“顺义王”，明蒙双方才进入和平发展的阶段。

抬头细看俺达汗的雕像，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脚下是莲花宝座，两肘下面是龙头扶手，他双目微合，两手摆出喇嘛黄教的手印。

我到网上搜索，原来俺达汗所辖的土默特部，当时已经统一了从青海到辽东的广阔范围，他不仅称雄于蒙古草原，而且重建了蒙古与青藏高原的联系。就是他认定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是元朝国师阿思巴转世，并敕封他“达赖”这个名号。索南嘉措反过来认定，俺答汗是忽必烈的化身，赐他“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蒙古大汗与黄教领袖相互加持，从此改变了蒙古草原的性格命运。

明议和之后，长城内外实现了持久和平。但这和平并不是长城“防”出来的和平，而是开关互市“开”出来的和平。实际上，俺达部不断袭扰明朝边境，为的就是要求明朝开关互市。

大召广场向东，步行距离内便是大盛魁文化创意园。大盛魁是清代山西人在蒙古开办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头，活动地区包括今天的内外蒙古、新疆和俄国西伯利亚。当年“大盛魁”从关内销往草原的商品，主要是砖茶、绸缎布匹、铁器等；贩往关内的商品，主要有牲畜、皮毛和冻羊肉。试想，牧民没有茶怎么消化奶和肉，没有布就四季只能穿皮袄，没有铁怎么钉马掌？对汉人来说，“无商不活”的“活”是“活络”的意思，那么对蒙古人来说“无商不活”的“活”，含义是“生活”——没有茶、布、铁这些必需品就难以生活。

牧民和农民就象植物与阳光土壤一样，合作是本能。一方闭关锁国，双方都受害，“开关互市”不过是回到正常状态，顺应百姓的生存本能，按常识办事而已。嘉靖皇帝闭关几十年，“北虏南倭”之患只能愈演愈烈。隆庆皇帝在位短短五年，按常识开关互市，换来东南沿海倭患平息，草原的俺达不仅不再南下侵扰，并且要在草原上建设一座城市，弄得老百姓喜大普奔，争说享受到了“有生之乐”。

归化城：“十六世纪的草原上海”

翻开呼和浩特地图，由西顺城街、鄂尔多斯大街和石羊桥路所围出的梨形区域，大约就是当年“老城”的范围，其核心应当就是俺达1571年开始兴建、1575年建成的“库库和屯”城。“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如今译作“呼和浩特”。隆庆议和之后，明朝派工匠帮助俺达建城，并且毫不掩饰对蒙古人的文化岐视，为城市赐汉名为“归化城”。

蒙古史书《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勒坦汗——也就是俺达汗，“仿拟失陷之大都起造库库和屯”。这种说法被反复引用，似乎成了信史，但实地走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靠谱。归化城与大都——也就是700年前的北京，很不相同：从面积看，元大都面积50平方公里，归化城城围仅三里，只有南北两个城门；从形态看，大都是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矩形城垣，归化城几乎是一个北窄南宽的梨形；从街区肌理看，大都城内南北大街、东西胡同、街道网络状如棋盘，归化城街道并不是横平竖直，除了接近十字形的主干道外，更多的小街小巷是自由生长，特别是西顺城街（原来是西边的城墙？）沿着弯弯曲曲的扎达盖河向西南方向伸展出去；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城市的权力中心，元大都与唐长安、宋开封等传统中国都城一样，皇帝的宫城一定是位于中轴、座北朝南，归化城的中轴则是一条大道，即如今的大北街大南街，并没有摆放行政中心的位置。

这座毫无规划感、几乎是自发成长起来的城市，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城市是农业革命的产物，定居是前提。如果没有大量农业手工业人口，就没有建城的必要。元室退回草原之后，失去了农业基础。两百年间，蒙古各部落纵横千里，但却没有建设一座象样的城市。俺达建城说明，当时在土默川的农业人口已有相当数量，就需要也能支持一个小城镇了。从老城的曲折道路看，很可能当时已经在河边形成了最初的聚落，俺达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因势利导，疏通街道、加修城墙的。这个最初的聚落应当就是《明实录》中记载的“板升”。

“板升”是蒙古人按汉语“百姓”发音，用来称呼砖瓦建造的房屋。俺达建城时，土默川板升中的农民已开发了上千顷耕地，十年之后这里已居住了十万从明朝逃出关外的汉人。明朝政府软硬兼施，让这些“蛮子”返回关内，但没什么效果。这些关内的百姓看准了草原牧民的需求，走西口务农经商，逐渐聚集，俺达顺应了“板升（百姓）”的自发成长，将其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市镇。

老归化城在中国城市中属于极其罕见的珍品，它与中国府州县按等级确定规模、城墙方方正正、十字大街通向四门、衙门座北朝南等呆板传统完全不同，它的街巷象蛛网一样紧凑密集，体现了自发成长中形成的秩序，这种自发秩序至今仍然留有痕迹，那就是自下而上、满足市民需求的丰富业态。网上有一篇题为“呼和浩特旧城宽巷子，寻清真美食必去”的美文，讲的就是归化城北门外不远一条小巷，看了叫人流口水：

“地处清真大寺北边儿的宽巷子，其实并不宽，也不算太长，两边毗邻而居着各种各样的店铺。那些店铺，有卖干果水果的，有卖牛肉羊肉的，有卖戗面馒头的，有卖蛋糕、面包的，有卖麻辣香熟食的，有卖肉饼、粥的，有卖熏鸡、扒鸡的，有卖烧麦、羊杂碎的，有卖元宵、粽子、月饼的，有卖杏干儿、麻糖、稀果子羹的，有卖现蒸莜面的，有卖油香、馓子的，巷子口还有卖羊头、羊肚、羊蹄子的。你却想不到，人气最旺，买卖也最红火，却是那大大小小的焙子铺”。

像古今中外所有活力城市一样，归化城的居民主体也是移民，甚至包括了一些白莲教的难民。归化城不仅有商人的行会组织，如皮毛、烟茶、绸缎等15个核心行社，还有泥瓦匠组成的“鲁班社”、剃头匠组成的“净发社”等工匠行会。走西口的汉人“板升（百姓）”们，在远比关内自由的商业城镇里，渐渐发育出自己的工商社会，发育出经营整个北亚草际贸易的大盛魁。俺达并非为自己和族人建设一个都城，而是为了挽留闯出长城来到草原的商人、工匠和农民。形象地说，俺达是在400多年前建设了一座“草原上海”。

为什么晋商辉煌的发展并不在山西，而是在西口之外的草原? 印度学者G.D.克拉提在《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中强调：中世纪的旅行充满危机，但商人们却认为旅途安全可以获利，这是因为蒙古人控制并重建了整个亚洲大陆的道路和城市，打通了亚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建立了驿馆，最大限度为商队提供便利。结果，亚洲和欧洲遥远的贸易为商人“和他们的蒙古保护神”带来了繁荣。这种安全有序繁荣的景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晋商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就已经崭露头角：“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完全可以猜想，如果蒙古草原按十六世纪的路径发展下去，归化城很可能成为另一个萨马尔汗、另一个恰克图吧? 但是这种趋势被满清崛起打断了。

绥远城：满清帝国的编码

大召广场南侧，塞外明清古街的街口有一组雕塑，叫“玉泉的传说”。讲的是归化建城百年后，清朝康熙皇帝亲征准格尔路经此地时“御马刨泉”的故事。从归化城北门沿今天的中山路向东北方向5华里，就到了新华街与中山路汇合成30度锐角的大路口，这里竖立着一块石碑：“清代绥远城阜安门遗址”。由此便进入了呼和浩特的“新城”，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的绥远城。

此时的清朝已经统一了漠南漠北，也就是内外蒙古。为备战西域，彻底征服准格尔部，在归化城东北5里，新设了一座军事指挥功能的绥远城，由将军府统辖整个绥远和归化。将军府大门前的牌匾道出了它的战略地位：“漠南第一府”。一进将军府就可以看到几尊大炮，上面铸铁字迹非常清晰：“大清乾隆四年造”。造炮的这一年，就是绥远建城的1739年。随后不出20年，清朝完成了对准噶尔的百年征服。《草原帝国》的作者法国人勒内·格鲁塞说：“乾隆皇帝吞并了伊犁流域和卡什噶尔，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上千年里长城外的草原始终是中原头上的悬剑，这一次满清征服准噶尔的利器不再是弓箭战马，更不是长城，而是这种随着大航海的葡萄牙人来到中国的“红衣（夷）大炮”。

此时的满清已经完成了对中原的征服，同时在文化上完成了被中原汉文化的征服。汉地的经史子籍到诗词歌赋，清朝皇帝无一不能，昆明湖完全是杭州西湖在北方的复制，同时长城之内闭关锁国的臭毛病也传到了清朝，就在征服准噶尔的时节轮到乾隆任性了，他宣布中国仅开一口通商，其他关口一律封闭。

绥远城应由今天的北垣街、呼伦贝尔路、乌兰察布街和兴安路围合而成的6平方多公里范围。它没有蒙语的名字，汉语名字“绥远城”依然表达了中原王朝对塞外民族的歧视。这座新城不是自发长成的，是高度汉化的清政府规划出来的，所以城市格局横平竖直，中轴对称。不仅在空间上体现了北京城所具有的形态特点，在街巷名称上也透出满清时期的“京味儿”，走到“东护城河北街”，“南马神庙街”、“粮饷府街”、“正白二甲街”，会让人恍惚来到了北京。网上搜出的老照片来看，呼和浩特和北京的建筑风格完全一样，现存历史名人故居也极象北京的四合院。呼和浩特简直就是北京失散塞外多年的亲兄弟，完全符合如今一个是国都、一个是省府的身份。

1923年，平绥铁路（如今的京包线）全线贯通，铁路沿着新城的北城墙外经过城区，火车站地区与归、绥两城形成品字格局。绥远城是今天呼市“新城区”的起始点，却仅仅是新城区辖区面积的百分之一、城区面积的三分之一，如今的呼市铁路东站、自治区与市两级政府、区市两级博物馆都在新城区。

在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土默川平原，城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在明末清初完成了农工商人口的初步集聚和土地用途的“牧转农”，绥远建城的时候土默特地区的牧场面积只占农地的1/3了。之后是新中国的工业化，为整个内蒙古自治区也就是从前的漠南蒙古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的中心城市。

但是，如今呼和浩特市的城市空间没有按照归化城自发成长的形态发展，而是以绥远城规划的肌理展开。绥远城中的十字大街将全城划成一个“田”字格。这个田字格，在民国地图杂乱的路网中还显得挺另类，但到1951年建国后第一次城市规划中便成了呼和浩特城市发展的基本模板，可以清楚地看出，城市规划的路网是沿着绥远城的路网延伸出去的。如今呼市东西方向的主街新华大街就是绥远城东西轴线的延伸，哲里木路昭乌达路就是绥远城南北轴线的延伸。主干路之间相距1公里，围合出的街区1平方公里，街区内的支路相互不通，路网密度非常稀疏。当时中国的城市规划是苏联专家用苏联标准指导的，因此一定会埋下城市交通的难题。从网上一查，果然2017年网上评选中国十大拥堵城市呼市位列第三名。

建国初期的1954年，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仅13万人，随着新中国的工业化，以及自治区首府的大专院校、医院的建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呼和浩特全市人口已经120万。笔者的母亲当年所在的丰台铁路医院，就是在1958年整建制并入呼和浩特铁路医院的。据老人家回忆，医院位于新城，两个医院合并后，大家非常团结。她当时先期被派到呼和进行联络，当地同志带她们去老城吃奶酪，街上还走过牵着骆驼的蒙族人。

我按照百度指引，找到这个如今的内蒙古肿瘤医院，发现它的位置在绥远城中轴线南门外1公里处，看来当时这里已经是建成区了。从呼和浩特市区人口统计来看，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20年间，呼和浩特城市化率有明显提升，迥异于全国在那20年间城市化停滞的局面。

经过邓公南巡后的90年代，呼市的空间以开发区为动力迅猛扩展。新世纪的呼和浩特成为内蒙古地区城市化的首要载体，2000年全市建成区83平方公里，2005年便达到149平方公里，几乎翻了一番。按照到2020年的规划，这座中国北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将达到258万人、300平方公里。高速发展之下也有遗憾，那个“十六世纪的草原上海”，除了在老城中心地带残存些许街巷之外，已经很难找到影子了。

从蒙古高原望长城

从鄂尔多斯返回呼和浩特用了8个小时，只为看一个景点——黄河老牛湾。看了老牛湾，所有同学都说这8小时值得。

如果说到壶口看黄河的瀑布怒涛，到宁厦川看黄河的塞北江南，那么到老牛湾看的就是黄河浊流婉转壁立千仞的雄姿。这里是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地方。内外长城在山西偏关汇合后，便在这里与黄河相遇，此时的黄河刚刚灌溉了富饶的河套地区，正沿着吕梁山脉掉头南下。站在呼市清水河一侧向对面望去，初秋时节的黄河如同欢腾了一个盛夏的艺术家，醉卧在弯弯的河谷，两边是她亿万年里永不完结的作品——90度齐刷刷切出的河岸。对面的半岛真象一个低头饮水的老牛，那颈子上仿佛是一只独角的，竟是长城的烽火台。

当我们站在蒙古高原俯瞰黄河，眺望对岸烽火台的时候，想象在统兵十万的俺达眼里，这绵延万里的工事意味着什么? 这一道被老百姓称作“边墙”的工事，可以阻挡小股劫匪，却很难抵御成千上万大军的猛攻。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就指出：“在成吉思汗后裔们之前，其他突厥—蒙古游牧民已经取得过征服中国北部的胜利。他们是4世纪的匈奴人和鲜卑人、5世纪的拓跋人、10世纪的契丹人和12世纪的金人。”长城没能阻挡这些历史上的征服者，“庚戌之变”中俺答汗同样轻易攻入长城，数进数出如入无人之境。

古往今来，一代一代士兵农夫修长城，一代一代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颂长城，长城令人壮怀激烈，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的确，她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地面建筑，从辽东滨海直到大漠孤烟，同壮丽山河相互映照，堪称世界级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但是，长城是中原王朝以自已为中心构建世界秩序的边界，在长城所塑造的世界里，“关内”是天下中心、万邦来贺的天朝上国，“塞外”是蛮荒，是危险且与我无关的盲区。片面狭隘排外仇外的意识，可能是这项工程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学家李济曾说：“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民族及文化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真的，当我和我的同学们面对黄河眺望长城的时候，身后还有从春秋战国以来修筑的数不清多少道长城。据说到明朝灭亡之前的2000年里，共有19个王朝修过长城。而眼前老牛湾到清水河的长城，就曾经是北魏鲜卑人在燕赵长城基础上加修，又在明朝时定型的。在华夏民族广阔的家园大地上，并没有一道长城恰好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边界。

站在俺达的视角，两百年前晋陕蒙的百姓自由往来，明朝硬生生修筑的这道工事多么可笑：它仅仅限制了汉人的行动，封闭了汉人的视野，局限了汉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力。多年前，我的好友王恩山，时任地处长城之外的承德市平泉县文化局长，就指着远远的长城说：“明朝人没本事，把我们关在长城外边。”

而那些杀进长城的人，一旦坐上京城的金銮殿，就仿佛中了魔咒一样，也相信自己是天下共主，便学着前朝的样子再修长城。主管意识形态的马屁精们，一面颂扬他是真命天子，一面要在臣民心里再修一道长城，让老百姓对长城以外保持无知且仇视的状态。

清朝同样，在入主中原后被“天朝上国”的心理俘获了。清朝将游牧的蒙古族按照定居汉人的方式“编户齐民”，设立盟旗制度，使得蒙古人成为宏观定居、微观游牧的民族；又过了300多年，进入当代，草原已不再是牧民公有共用的牧场，而是被铁丝网分隔成一块一块的承包地。我们在辉腾锡勒这个“寒冷的高原”上，就看到这种农家院墙式的管理，多么象京城里政府衙门划地为牢的围墙，说明皇城根下的治理理念，依然沿着康熙年间继续古代化。眼下这一轮对外开放已经40年，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否支持扩大开放的步伐？“南倭北虏”的困局，真的一去不返了吗？

在阴山脚下，黄河之边，我向南眺望着长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长城几度兴废，南北大地几度分合。如今的长城完全失去了当初实用的功能，剩下的是她无与伦比的审美价值。它不仅以雄伟壮观的形态令我们心旌摇动，还以西风残照的壮烈审视我们的精神世界。华夏民族在充满自信向对手学习的时代，就是在这里胡服骑射，励精图治的。走西口的晋商也就是从山西来到这里，以百年不衰的商业帝国经营整个北亚草原。但明朝的三百年间，这里完全处在汉语世界之外，一道关城最大限度地封锁了汉民族的视野，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里，我们的心中更筑起了一道精神的长城，有限可怜的空间彻底废掉了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这开放与封闭的宿命将演出怎样的下一幕呢?

参考文献：

布仁、范海娇：“呼和浩特市城市发展及规划编制简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7月第42卷第4期

赛娜：“清代内蒙古西部城镇发展——以归绥地区为主”。内蒙古大学2008年5月20日研究生学位论文。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印]G.D.克拉提:《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美] 赛瑞斯，金星译：“板升”。《蒙古学信息》1998年第一期。

“俺达封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第一版

张敏：“论北魏长城”，“司敬雪书院”2014.7.13

清风：“呼和浩特真正堵车原因”，“草原木兰”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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