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普拉多博物馆策展人谈上海特展“光辉时代”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将于今天（4月22日）下午在上海浦东美术馆拉开帷幕。作为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于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展览，呈现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中约50位欧洲艺术家的70幅作品，其中16件作品首次离开西班牙，9件首次离开普拉多博物馆。

其中，最大的亮点展品达·芬奇工作室的《蒙娜丽莎》开箱之日，便引起关注。除了普拉多藏《蒙娜丽莎》外，此次展览还有哪些亮点？在横跨16至20世纪的作品中讲述着怎样的西班牙往事？

4月16日，普拉多博物馆藏《蒙娜丽莎》在浦东美术馆上墙后的照片。

在展览开幕前，澎湃艺术专访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普拉多博物馆19世纪绘画部的佩德罗·马丁内斯·普拉萨（Pedro J. Martínez Plaza），他认为，提香、格列柯、鲁本斯、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雅、福图尼、索罗拉等西方绘画大师的联系，这是一条文艺复兴影响下的绘画线索；同时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西班牙的文化与社会，是展览的又一线索。

普拉多博物馆19世纪绘画部的佩德罗·马丁内斯·普拉萨（Pedro J. Martínez Plaza）

欧洲艺术的互相影响

澎湃新闻：展览名为“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其中“西班牙往事”讲述了的侧重点是什么？，普拉多博物馆中有哪些“西班牙往事”？

普拉萨：普拉多博物馆在西班牙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也是西班牙国家最好的博物馆之一。普拉多博物馆与西班牙皇家收藏有很紧密的联系，也收到了社会各界的捐赠。可以说，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是最合适将“西班牙往事”呈现给公众的一个机构。

在体裁和时间逻辑上，展览从哈布斯堡王朝到波旁王朝，再到19世纪肖像画所描绘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希望通过展览把普拉多最重要以及最有代表性的一些画家的作品带到中国；也希望展览呈现西班牙的历史、西班牙统治下领土的文化和社会情况；从艺术角度了解西班牙史和艺术史。

埃尔·格列柯，《年轻绅士肖像》，约1600—1605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具体而言，展览首先聚焦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室肖像，以及宫廷生活（包括俳优画）；接下来是西班牙以及西班牙统治下领土的风俗和日常生活；还有对于西班牙来说非常重要的，宗教生活，再慢慢从16世纪到19世纪，不仅是绘画，辅以时间线、王室家族树等呈现“西班牙往事”。

展览现场，鲁本斯《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右）与俳优画。

澎湃新闻：展览涉及西班牙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如何传播到西班牙的？又如何与本土加泰罗尼亚画派和瓦伦西亚画派融合？具体如何体现在此次展览的展出作品中？

普拉萨：西班牙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融合，在呈现宗教画的展厅有最好的体现。其中展出的华内斯的两件作品受拉菲尔的影响。华内斯是一位瓦伦西亚画家，他的作品也明显受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最早传入西班牙，也是先到了瓦伦西亚。再是格列柯，他曾前往威尼斯学习，威尼斯画派的风格在他的画作中有所体现。

展览现场，两件华内斯的作品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博斯追随者的作品《圣安东尼修士的诱惑》，博斯作品在客观条件上不太方便出馆，所以有一幅能来到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博斯是佛兰德斯画派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深受费利佩二世的赏识。他生前声名显赫，这得益于他独特的绘画风格、精湛的技法和作品主题的普适性，其画作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发人深省。他去世后，许多追随者继续复刻他的作品，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种模仿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

博斯的追随者，《圣安东尼修士的诱惑》，1550—1560年，木板油画，由爱丽丝·皮埃特·凡·布伦于1965年捐赠，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将华内斯和博斯（追随者）的作品并陈，分别展示出欧洲南部和北部的文艺复兴。尤其佛兰德斯地区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不同，从某种角度讲，佛兰德斯地区文艺复兴的画作稍显落后，让人想起中世纪，受到意大利影响的西班牙文艺复兴绘画显然是更为现代。

虽然，此次展览中的明星展品之一是来自达·芬奇工作室的《蒙娜丽莎》，但这件作品在17世纪进入皇家收藏时，西班牙的肖像画已经发展成熟了，仅就这件作品而言，对于西班牙艺术的影响是有限的。但的确有西班牙画家曾在达·芬奇工作室学习过，比如Fernando Yáñez de la Almedina和Fernando Llano，他们是瓦伦西亚画家，可以说是达·芬奇的追随者，在当时的瓦伦西亚，来了很多意大利画家，他们主要在教堂画壁画和装饰性作品。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也是受到意大利艺术影响很大的地方，不仅是绘画，意大利雕塑也对西班牙产生了影响，甚至有一些雕塑作品在意大利完成后，分装运到西班牙，再重新组装。这种文化上的交往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带到了西班牙。

Fernando Yáñez de la Almedina（西班牙画家，受达·芬奇影响），《基督头像》，约1506，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非本次展品）

但明确受到达·芬奇影响的西班牙艺术，可能更多在描绘圣母的作品中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将《蒙娜丽莎》单列于一楼，作为特展展出，讲述它自己故事的原因。

澎湃新闻：在展览中，有几位艺术家的故事尤其值得关注，比如，提香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名声斐然，并直接影响了巴洛克，格列柯在威尼斯得到过提香的指点，成为其弟子。巴洛克重要画家鲁本斯在1628年时作为大使被英国王室派往马德里画即将嫁来英国的公主的肖像。他在普拉多看到提香的画后惊为天人，临摹了提香的杰作《欧罗巴的掠夺》和《安德罗斯岛的盛宴。鲁本斯之后又写信给一个塞维利亚的小子，让他赶紧来马德里看提香的画。这个小伙叫委拉斯开兹之后成为了西班牙王室的御用画师。提香、格列柯、鲁本斯、委拉斯开兹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怎样的？

普拉萨：这其中主要包含了两条路径，谈及意大利影响西班牙绘画的路径之一就是提香。从查理五世（1500年–1558年）到费利佩二世（1527年-1598年）时期，提香（1488/1490年–1576年）作品就进入了哈布斯堡皇室的收藏，成为其收藏最核心的部分，后世的画家不断向提香学习，其中之一就是鲁本斯（1577年-1640年），鲁本斯来到西班牙宫廷学习了提香的画作后，其风格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第二条路径就是格列柯（1541年-1614年），格列柯在意大利学习绘画，把威尼斯画派带到了西班牙，威尼斯画派的特点是注重色彩多过线条。

展览现场，提香作品《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

虽然，在鲁本斯和委拉斯开兹（1599年-1660年）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提香的影子，但是他们学了提香的不同方面，在人体画展区中看到的是鲁本斯对于提香女性人体美的传承，这种学习更侧重于感知和色彩上；委拉斯开兹可能是在技法和笔触上，对于提香的传承。

展览现场，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工作室，《狩猎女神戴安娜》

之后就是戈雅（1746年-1828年）从萨拉戈萨来到了西班牙王宫，作为皇家御用画师，当然在王室收藏中学提香、委拉斯开兹，并将艺术往下传承。比如，展览中的索罗拉、马德拉索，学习了戈雅的风格，当然也继承了提香、鲁本斯、委拉斯开兹。这也是西班牙绘画传承的线索和逻辑，当然其中提香、鲁本斯并不能算作西班牙籍画家。

迭戈·委拉斯开兹，《穿猎装的费利佩四世》，约1632—1634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澎湃新闻：展览还涉及勃鲁盖尔和佛兰德斯画派，17世纪佛兰德的美术现象也是错综复杂的，既反映出本国宫廷贵族、教会、商人的审美趣味，也反映了外来艺术的影响，佛兰德斯画派与西班牙艺术的关系是怎样的？

普拉萨：从15世纪开始，西班牙和佛兰德斯地区开始商业的交流和政治上的连结。佛兰德斯画派与西班牙绘画的连结也有多条路径——原画、画家（如鲁本斯）、版画（比利时、荷兰是蚀刻版画盛行）、挂毯等等，15世纪西班牙绘画大概就是学一些意大利、学一些佛兰德斯。

包括展览中牟利罗丰碑式的作品《基督和圣母之间的圣奥古斯丁》，带着佛兰德斯画派的痕迹，这件作品也是西班牙巴洛克时期宗教画的一个顶峰。

牟利罗，《基督和圣母之间的圣奥古斯丁》，约166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包括著名的佛兰德斯画家胡安·德·佛兰德斯（Juan De Flandes，1460—1519），1496年后活跃于西班牙，直至逝世，大多为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工作。

到了16、17世纪就有非常重要的佛兰德斯画家来到了西班牙宫廷，他们最开始可能带有外交目的，后来也被西班牙皇室委托绘制很多作品。包括佛兰德斯的版画来到西班牙，在艺术领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马德里画派和塞维利亚画派明显受到了佛兰德斯地区的影响。展览中，把胡安·范·德·哈曼-莱昂和克拉拉·佩特斯共同陈列，他们绘画中都有着佛兰德斯传统。到了17世纪，佛兰德斯地区是西班牙统治下土地，交流更为方便，影响可以说是相互的。

胡安·范·德·哈曼-莱昂，《甜品和玻璃容器静物》，1622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克拉拉·佩特斯，《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
约1611年，木板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西班牙王室、艺术市场和走向现代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中，不少作品来自西班牙王室。王室在西班牙艺术和文化发展中有着怎样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德里的私人收藏与艺术市场，当时的私人收藏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普拉萨：西班牙王室与普拉多博物馆，以及西班牙艺术和文化有着很大关系。普拉多博物馆接收了大部分西班牙皇室的艺术收藏，西班牙皇室也是最重要的“艺术保护人”，比如说，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购入了大量提香的作品。费利佩四世是委拉斯开兹的艺术保护人，卡洛斯四世是戈雅的艺术保护人。这里所说的“保护人”与“艺术赞助人”是不一样的，除了提香外，委拉斯开兹、戈雅都是宫廷画家，直接服务于王室。甚至有一段时期，他们有特殊权限——只有委拉斯开兹可以画费利佩四世，只有戈雅可以画卡洛斯四世。

彼得·保罗·鲁本斯，《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约1630-1640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戈雅可以说是最后一位御用画师，到了19世纪画家笔下的肖像就不再只是王室成员，而是资产阶级以及新贵族的肖像，可以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替代了王室成为了画家的主要顾客。展览中，有一位女士肖像，她的丈夫就是一位收藏家。

同时肖像也突破了原有的形式，比如，《斗牛前的斗牛场马厩院》。看新世界的眼光，或一种思维，不仅在肖像画中体现，风景画中也是如此。

华金·索罗拉，《女演员玛丽亚·格雷罗扮演的“傻姑娘”》，1906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澎湃新闻：画家在为王室画像、画宗教题材，以及为自己（或家庭）和世俗公众、私人收藏画像时，有着怎样的区别，其中包含着怎样的传统？

普拉萨：当然是有不同的，比如，比较委拉斯开兹画的俳优和费利佩四世。在为皇室画肖像时，有很多象征，比如王冠、权力、胜利，甚至狩猎也是一种象征。还有皇室成员对绘画空间感的要求，这一切在俳优画当中自然就消失了。

委拉斯开兹，《俳优卡拉巴西亚斯》 约1638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所以展览第一个展厅中，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肖像展现了权力的象征，比如，《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手握费利佩二世肖像》这件作品中后面的一个柱子，是她的夫君和王室的象征；《穿猎装的费利佩四世》表现了猎场的场景，猎场上需要猎人有胆识和气魄，这与在战场上是有联系的；包括他们身上佩戴的勋章，都是军功的体现，所有这些都是权力的象征。

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手握费利佩二世肖像》，1561-156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再看资产阶级的肖像场景就完全不同，非常日常化的场景，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就是在工作室当中被描绘下来的。

比森特·帕玛洛里-冈萨雷斯，《工作室内》 ，约1880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中，有一个亮点是戈雅的8幅杰作，这8件作品是如何被选择的？代表着戈雅怎样的面向？

普拉萨：此次戈雅的8幅作品分为2个部分，一是两件王室的肖像。另有一个展区完全为戈雅而设计，其中6幅作品希望展现戈雅不同类型的、不同体裁的绘画，也希望展现戈雅绘画生涯不同时期的绘画。

在这一展区中，有一件戈雅早期作品《托比亚斯和天使》，其中已有一些他的绘画的元素和风格，成为了后世的画家学习的对象。比如画中光线的运用。人从黑暗的背景中凸显出来，带着强光，这是非常典型的戈雅，这一特点也在他的学徒和追随者的画作当中被看到。

戈雅，《托比亚斯和天使》，约1787年，布面油画，购于2003年，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其次是几件戈雅的挂毯风景画，戈雅曾在皇家挂毯厂工作，这是他为挂毯设计的画样，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戈雅是如何用一个现代性的眼光和笔触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景。

在一幅戈雅早期、尺幅不大的、为挂毯所做的画样中，可以体现出早期戈雅对现实或周围环境非常细致的观察力和描绘力，包括教堂上、女士的头纱等一些细节。虽然只是花样，但戈雅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或者说是寥寥几笔把细节描述得非常清晰。

《阳伞》《摘水果的男孩》都是挂毯的画样，在此，不仅仅是对于人物和风景的描绘，还有教化作用，这就是让戈雅区别于其他画家的特点之一。

《阳伞》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想要给女士撑伞的小伙，实际上是小伙想跟她调情，但是这位女士不理睬她。其教化意义在于，希望大家远离这种不好的品德。画上还有一只狗，狗在西方很多时候也带着负面含义。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阳伞》，1777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为什么说戈雅是一位现代画家？在《画家弗朗西斯科·巴耶乌》中可以感受到，他描绘了内弟（他妻子的兄弟），特别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戈雅想要描绘的这个人的性格，他可能是有一些暴力、或者说带着愤怒的表情，这就是戈雅现代性的体现了——对人物性格和人性的把握。

戈雅，《画家弗朗西斯科·巴耶乌》，1795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戈雅有非常多的追随者，包括他影响了非常多的人，但是欧亨尼奥·卢卡斯可能是其中最好的体现。这样的一种影响不仅是绘画内容当中的玛哈，也包括马德里地区女性的服饰，以及光影运用。戈雅也是多面的，有不同时期、有不同面貌和风格，卢卡斯的《玛哈》联系到戈雅比较友善、和蔼的一面。《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可能让人想到黑暗时期的戈雅。在光影的运用上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如何以突出的光线，使人物从黑暗的背景当中凸显出来。

卢卡斯，《玛哈》，约1855—1860年，布面油画，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澎湃新闻：戈雅的作品象征着现代艺术的开端，他是如何影响后来的艺术家的？到了20世纪现代艺术时期，毕加索、达利、米罗等艺术家都出自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的藏品对他们的艺术有着怎样的影响？

普拉萨：戈雅的笔触，更为随意、更为有能量，有着现代性。比如，《巴耶乌》袖子部分比较明显，包括刚刚提到的人物的眼神。更广泛意义的影响，则要提到马奈，他在1865年来到西班牙，看到了戈雅的作品，向他学习。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人开始购藏戈雅的作品。

就超现实主义的达利和米罗而言，米罗更具原创性，几乎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看到欧洲传统绘画的影子。但达利可能由于身处的时代，与欧洲、或者说西班牙的传统连接比较紧密，而且他学习西班牙传统艺术也比较到位。所以，目前正在浦东美术馆4楼展出的达利的《死去的鸟》，其中就有欧洲传统静物画的影响。达利在普拉多博物馆留下了很多身影，他也曾在普拉多临摹绘画，这些场景也被照片记录。

达利《死去的鸟》，浦东美术馆“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杰作”展品。

达利还把超现实主义与普拉多名作《宫娥》联系在一起，让人看到了现代与西班牙传统的结合。毕加索甚至做了58幅《宫娥》相关的创作，毕加索一些为朋友所作的肖像中，还会添上格列柯的元素。

注：展览由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和浦东美术馆联合主办，展览将延续至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