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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日记》:坠落的审判
注:本文有剧透
豆瓣8.6分的《年少日记》在此前的点映中,看哭诸多观众。电影公映后第一时间观看,中后段,我已经可以清晰听到后排观众停不下来的啜泣声了。这确实是一部轻易让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产生共鸣的电影。
《年少日记》海报
课室中发现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中学老师郑Sir(卢镇业 饰)很努力想要找出班上企图轻生的学生,阻止悲剧的发生。遗书上一句“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如果我离开了,很快,大家都会忘记我的”的类似话语,让郑Sir翻出一部尘封的日记本,这是一个叫郑有杰(黄梓乐 饰)的十岁小男孩写下的“遗书”。生命停留在十岁的他,是郑Sir的哥哥。
中学老师郑Sir(卢镇业 饰)
郑有杰的这本日记本,堪称一次“坠落的审判”——是什么导致一个十岁小男孩离开人世?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年少日记》勇敢直面了它,打破这种“沉默文化”。
郑有杰(黄梓乐 饰)
在郑有杰与弟弟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郑自雄(郑中基 饰)身体力行、不断向他们灌输、但并未宣之于口的理念是“优绩主义”(Meritocracy)。
优绩主义主张社会资源应基于个人的天赋、努力和成就进行分配,而不是依赖个人的先天身份、家族背景、财富积累或既定的社会地位。用我们都很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优胜劣汰”等等。
确实,优绩主义有它的正面意义。基于结果的评价体系,让个体处在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让有能力的人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位和社会地位,促进社会流动,也由此鼓励人们追求卓越和成功。
郑自雄自身就是优绩主义的获益者。他来自平民家庭,凭借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阶层的跃升,成为一名大律师,成为香港的中上阶层。作为社会名流的他,在向学生们的演讲中如是说道:机会是留给努力的人,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失败。
优绩主义相信努力的价值,这没什么不对,然而优绩主义极易让那些努力的成功者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心态。
由于优绩主义根据个人的成就来评价其价值,一个精英主义的成功者,倾向于认为他的成功完全源于个人的努力,只要像他们一样努力,任何人都能够成功,他们忽略了不同个体所面临的不同挑战和困境。那些失败者呢?只能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蠢、笨、懒。
这种精英主义心态,既导致精英对自己的成就产生优越感——就像郑自雄就是他家的“皇帝”,他养家糊口,他最厉害,凡事他说了算;并且,他没有同理心,他不理解、无法共情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取得成功的人,比如他的大儿子郑有杰。郑自雄认为郑有杰成绩不好、钢琴学得慢,一定是他不够努力、态度不端正、偷看漫画,并加剧对他的歧视、贬低和家暴。
郑自雄(郑中基 饰)
其实郑有杰是一个非常乖顺的孩子,在父亲的暴戾管教下,他一直在不断努力,他渴望成为像弟弟郑有俊那样出色的小孩,甚至比其他小孩更显得“懂事”(比如帮父母做早餐讨好他们)。但在父亲精英主义的视角下,成绩不好的郑有杰就只是一个“垃圾”而已。他给母亲递水,“卖弄”说了英语“Your cup of water, Mom”,车上,父亲却严厉训斥他:“是glass,不是cup,垃圾!”
让人无比惋惜的是,这种精英主义心态也渗透到郑有杰的母亲(韦罗莎 饰)和他弟弟身上,他们在郑自雄的淫威与灌输下,接受了这种“不成功就是不努力,不努力就是垃圾”的逻辑,内心深处看不起郑有杰,从未真正把他当家人。当郑有杰向母亲求助,自己睡不着,想看精神科医生,母亲却说,精神科是给患精神病的人看的,你是疯子吗?母亲含泪控诉并“威胁”:如果我离婚都是因为你!
郑有杰的母亲(韦罗莎 饰)
一直很努力、一直拿到好成绩、也一直扮演乖孩子的弟弟,对于郑有杰所遭遇的一切始终冷眼旁观,他多少觉得哥哥“可笑”,并庆幸聪明的自己不用像哥哥那样沦为笑柄,经常挨揍。
母亲和弟弟对于郑有杰被揍,不为所动、见怪不怪
优绩主义的另一大危害是:它推崇一种狭窄、标准化的成功定义,个体的自我价值与其取得的成就紧密相关,忽视个人品德、个人兴趣、精神追求等其他重要维度。个体除了在单一维度里获得成功别无他法,这让个体承受巨大的竞争压力,害怕失败、害怕达不到预期,始终活在压力、焦虑与恐惧中。
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本应无忧无虑地探索世界,享受童年的乐趣,保持美好的纯真,就像郑有杰所相信的热血漫画故事。然而,每一份不理想的成绩单如同巨石滚落,不断堆积在他的心头。他明亮的双眸时常被忧虑的阴影遮蔽,他害怕父母失望的眼神、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笑,幼小的他已经体会到成人世界所谓的“生存压力”,承受着超乎年龄的身心负担……
十岁的郑有杰,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也被自我定义为“垃圾”。
电影中尤其能让人共情的,就是郑有杰的“恐惧”——恐惧考试成绩不好,恐惧留级,恐惧父亲的家暴,恐惧母亲失望的眼神。这种“恐惧”,伴随着大多数被优绩主义绑架的孩子——不论你成绩好还是差,每一次考试我们都一样恐惧“考砸了”。“考砸了”仍是我多年来最常做的噩梦之一,每次惊醒后内心都充斥巨大的侥幸——我终于不用再做学生了。
优绩主义对个体的又一戕害是:优绩主义的环境中,个体很容易将自我价值完全依附于结果,他的自尊感、自我价值感以及自我形象,几乎完全取决于取得的成就。成就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展示,也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这种深度绑定,让个体对结果变得极其敏感和紧张,每一次失败和“失去”都可能扩展到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而一次又一次“失去”的负面情绪累积,最终可能导向个体承受能力垮掉、精神世界崩塌。
郑有杰一再失去、一再被剥夺,就因为他成绩不好,仿佛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都不配拥有:他喜欢的漫画,他喜欢的玩偶,激励他的漫画家,他喜欢的钢琴老师……他最亲密的家人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着他,他不配得到他们的爱。母亲涕泗横流地怒斥他,父亲冷漠的“我不会再打你,打你都无用,你自己好自为之啦”,弟弟不耐烦地拒绝和他聊天以及他的拥抱……
郑有杰与弟弟难得的温馨时刻,却成为郑有杰“带坏”弟弟的“罪证”
这些给郑有杰判了“死刑”:“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如果我离开了,很快,大家都会忘记我的。”他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年少日记》经由一个十岁的男孩的坠落,剖析与审判的是香港社会,乃至整个东亚社会根深蒂固的优绩主义。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深入人心,重视教育和成就的文化土壤为优绩主义的盛行提供深厚的历史基础;高强度、高竞争性的应试教育,强化优绩主义观念,学习成绩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激烈竞争、高度内卷的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个人努力和优异表现,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阶层逐渐固化的背景下,优绩主义被许多人视为打破阶层壁垒、实现社会跃升的唯一途径,进一步强化对个人成就的过度追求;社会舆论总是将个人成功与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等符号紧密关联,增加了人们对优绩的追求压力……
择优录取、公平竞争、激励努力,是没有错,然而任何鼓吹优绩主义的人,都不应忽略问题的另一面:从来没有绝对的机会平等,家庭环境、教育资源、社会网络等因素,往往影响个人能否充分发展其天赋和努力,导致事实上机会的不均等,你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你努力,但别人的不成功很有可能不是他不努力;成绩、成就,永远不是唯一的、单一的衡量标准,一个人的个人全面发展、道德品质、公共精神,也弥足珍贵,甚至更为重要。
《年少日记》无力从根本上去撼动优绩主义这座大山,它只能诉诸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改变,像一阵风带动一阵风,像涟漪触碰涟漪,去改变一个又一个的老师,一个又一个家长,帮助一个又一个被优绩主义所困扰的孩子解脱出来。
“我念书时,每天都很希望,如果老师能发现我不开心便好了,可以找我聊天,问候我一下。但最后这个老师并没有出现,因为那时候的我,经常封闭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很愚蠢,其实只要愿意跟别人说,就一定有人关心你。”郑sir成为这样的老师。我相信《年少日记》会触动银幕外的很多家长,亦抚慰了无数长大了的“郑有杰们”从未愈合的破碎心灵——我们都可以成为郑sir这样的人。
希望每一个受伤的孩子,都能被我们温柔地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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