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简君晋：拍《白日之下》，是我对无力感的回应

不久前在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白日之下》16提3中，最终共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三项大奖，没有获奖的林保怡，也成为呼声最高的“男主”遗珠。这部影片已于4月12日在全国公映，并保持了豆瓣超8分的超高口碑。

《白日之下》剧照

影片改编自多起真实事件，糅合了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候洗澡、2016年国宾之家残疾院友被反绑床铺坐厕、2019年同为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等等。

导演跳过罪案的奇观，以一个新闻记者暗访的视角进入事件发生地，剖开其中的人心和险恶和现实的无奈，不是猎奇，也不止于揭露和批判，而是将收容问题背后的社会制度及资源分配不均根本问题抽丝剥茧地层层剥开。镜头对准社会的阴暗面的同时，电影也探讨了新闻报道的道德边界，追求真相的过程中那份微妙却难以完满的平衡。

《白日之下》剧照

与很多进入电影这一行的人起点一样，从小被父母带着看的第一部戏，成了导演简君晋爱上电影的起点。除了电影，他也很喜欢画画，起初计划去加拿大读大学学美术，结果心仪的美术学院没有收他，便转了去温哥华电影学院读电影制作，由此开始了他电影创作之路。

《白日之下》是简君晋的第二部电影长片。上一部电影，已经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的《当C遇上G7》，那是一个充满戏谑与伤感的青春成长故事。两部电影的风格跨度极大，对简君晋来说，都是自己的有感而发。老龄化社会到来，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当现实存留遗憾时，电影似乎应该能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电影中，女主角面对新闻热点转瞬即逝，死追真相有何“意义”的质询，说出“有人记一两天也好”；当黑心福利院被吊销牌照，作恶的人可以轻松换张皮卷土重来，弱势群体却为失去遮头片瓦流离失所。通伯在雨中那句“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是对主角的宽慰，似乎也是创作者面对沉重的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电影上映期间，导演简君晋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导演简君晋

【对话】

现实比电影更戏剧化、更荒谬、更残忍

澎湃新闻：《白日之下》改编自真实新闻事件，还记得刚刚看到这则新闻时的心情如何吗？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决定要把它拍成电影？

简君晋：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很愤怒，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相信当时全香港的人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都是很愤怒的。我经常留意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新闻，但是这件事对我特别触动，之后一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

在这十年中，也经历过家中长辈去世，也看着爸爸妈妈年纪开始大、开始衰老，自己的年纪也增加了，有时候也会开始想，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老，这些都是一些很切身的话题。人会老，老了需要被照顾，这些事情变得不再是遥远的题目，所以驱使我写《白日之下》这部电影。

至于说决定要开拍，这个轮不到我决定，只是我会问自己，作为电影工作者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所以就慢慢开始做资料搜集。

《白日之下》剧照

澎湃新闻：剧本写了5年，这个过程为什么这么漫长？这样的电影找投资的困难，是你预见到的吗？

简君晋：如果可以的话，也想快点开拍，当中很难找到投资者，筹集资金比较困难，所以一等就等了（很久），算上现在这一刻，已经是第六年。

很感谢从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监制尔冬升先生，一直帮助我找资金，或者去解决我很多难题。但即便再难，我们真的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两位编剧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故事，没有说刻意要坚持，但是心中就是很想将这个故事拍出来。

澎湃新闻：对于电影中的新闻从业者背景，你做了怎样的准备工作，对这个行业的工作者是什么样的印象？

简君晋：我记得看完好几篇报道之后，通过曾经在那间报社工作的朋友，又辗转问了几个朋友，找到两位记者的联络方法。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你会发现，原来里面很多内容真的比电影更戏剧化、更荒谬、更残忍。

记得问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真的做了一件很厉害、很英雄的事情，他们报道的轰动情况，令当时第一间院舍被吊销牌照，我就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有没有很多人感激你们。

我记得他们回答，有人感激他们，但也有很多家属痛骂他们、讲粗口骂他们、指责他们，因为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吊销牌照，当下很多院友无家可归十分狼狈，没有地方去安置。我就马上想到，原来我们原来做一件动机善良的事，但有时候结果往往未必如我们所料，但是否代表我们不再去择善固执呢？

《白日之下》剧照

澎湃新闻：电影里似乎对于这个事件是充满无力感的，你自己经历过对自己所做之事自我怀疑的时刻吗？

简君晋：和大部分的人一样，当然我也有经历过一些有无力感的时候，或者有自我怀疑的时候，例如《白日之下》这里有几则报道护老院的新闻，我们作为一个市民，在新闻中看到揭露这些黑幕的时候，都很无力的。

你会很愤怒，但是那一刻，你也会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那个时候想，我的工作就是做导演，我的工作就是拍电影，我就将它拍出来，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对这份当时曾经感受过的无力感的回应。

林保怡 饰 章剑华

导演心目中的“百分百”选角

澎湃新闻：这次金像奖的四个表演奖，《白日之下》中了三个，林保怡老师也是很多人意难平的遗珠。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的选角，年轻演员是比较名不见经传的，与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老戏骨的搭配，最初演员选择的思路是怎样的？

简君晋：选角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考虑是，那个演员本身的气质，或者能够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否符合剧本中人物的特质。

我们选角的时候，有一些年轻演员，需要演一段戏给我们看，余香凝和梁雍婷都是我在看过她们的演绎之后，就知道她们是我心目中百分之百晓琪和小铃的人选，之后没有犹疑，或者考虑过其他演员的可能性。

出来的结果证明，我们在选角上的选择是很正确的，她们的表演在这个角色中是很出色的，为角色赋予了更多的立体性，为这个人物增加了更多的深度。

余香凝凭借凌晓琪一角，摘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梁雍婷凭借黄小铃这一角色的出色演绎，获得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澎湃新闻：余香凝这次拿下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这个人物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她身上承载代表了哪些典型性？

简君晋：当初这些新闻被报道出来的时候，很快我就留意到，这是一个创作电影的好题材，但是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手法，或者用一个什么切入点，以一个什么角度去讲这个故事，会令观众更加可以投入呢？我们不是想拍一部时事纪录片，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我们需要一个故事的切入点。

在做资料搜集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追查其中一则新闻的记者，当时要模仿一位院友的亲人混进去，包括在新闻揭发之后会被人骂，这些事情我们也记录下来。而我们问过她一些感受和情绪有关的问题，例如你看了这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时，你有没有哭过？那个记者很斩钉截铁，一秒都不想地说“没有”。我们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反差。

余香凝 饰 凌晓琪

跟很多记者朋友聊天的时候，尤其是现实的那位，会发现这些记者会用一种“冷漠”但倔强的感觉去做采访，我觉得是一个包装，包装着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曾经一个收起来的正义感，因为正义感如果很外露地说出来，可能会受伤害。他们在这一行中经历过，结果难免慢慢收起来自己，不刻意将自己的感情流露，或者轻易表露出来，这个是我对记者的观察，于是就诞生了凌晓琪这个角色。

凌晓琪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好像没有为报道流过任何泪，但是影片最后，她在车里面流眼泪。她心里面是有过去的，一定有正义感、一定有一些强烈情感，才驱使他们做记者的工作。所以记者的矛盾和挣扎，是他们表面和内里在打仗。余香凝饰演的凌晓琪，我想她也是压抑了很久，最后将她的情绪在车里面释放出来，因为通伯的话令她有所释怀。

凌晓琪最后的哭戏。

澎湃新闻：这次的最佳男配姜大卫老师也是实至名归。他很久没有出现在大银幕上了，这次怎么会想到请姜大卫饰演这个角色呢？

简君晋：一开始，就是我和一帮导演朋友经常去聊，哪个演员或者适合演什么角色的时候，也是一些导演朋友提起，不如找John哥（姜大卫），我觉得好啊，当下觉得，好像很久没有他在大银幕上演出，然后就马上找到John哥去谈。

姜大卫在本届金像奖获得最佳男配角。

澎湃新闻：姜大卫、胡枫这些老戏骨，都是曾经的影帝，也都有自己擅长的类型，来拍一个如此现实主题的戏，在表演上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简君晋：对，在现场我看到两位影坛的大前辈，甚至是传奇人物，一个是60年代歌舞片的天王巨星，另一个是70年代武侠片的天王巨星。可能近这几十年，大家认识他们的作品都是在电视机上看到比较多，但他们是电影的巨星。所以当我看到他们两位齐集在我的片场时，那一刻我其实有点感动。

修哥（胡枫）和John哥，他们无论人生或者演戏的经验都非常丰富。他们阅读剧本之后，他们对于这两个角色的了解的透彻程度，或者掌握的程度，已经非常高。等到真正拍摄的时候，很接近我心目中想他们演出的水伯和通伯的形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会加入即场互动或者创作。

胡枫 饰 水哥

例如John哥在最后见余香凝那场戏，在大雨中和余香凝对话，跟她说“不要为了做对一件事而内疚”的那场戏，在讲完这句话之后，他要上车前，脱下帽子戴到余香凝的头上，这个情节是剧本里面没有的，是John哥当场发挥，他在演这场戏的时候，觉得如果他是通伯，他就会送这顶帽子给这个女孩子，代表着他对她的关怀和保护，这些当场发挥，也令通伯和水伯这两个角色更立体和更好看。

“不要为了做对一件事而内疚。”

而且John哥和修哥人都很好，尤其是John哥，可能他自己做过导演，他理解导演在片场面对的各方面压力，他没有给过我们压力，他会跟我们讨论剧本、讨论角色如何设计，也不会强加他的想法，一点说教的意味都没有，反而他会分享很多自己这么多年生活的点滴。他很怕年轻演员，譬如余香凝、梁雍婷、周汉宁，他们会害怕自己，所以他很主动跟他们聊天，讲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在片场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澎湃新闻：整个电影的基调非常灰暗，假爷孙情感的设定，算是电影里唯一的暖色，这组人物关系是怎么考虑的？

简君晋：在现实资料搜集的时候，我知道原来那位记者进入院舍，是扮一位失智老人家的孙女，当然她后续没有所谓的情感投入其中，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剧本中的戏剧创作，所以加了一个假爷孙的关系线、情感线放进去。甚至对我来讲，凌晓琪这个角色，有一个对自己亲生爷爷离开她，带着一个内疚和愧疚，而她面对John哥，即通伯这个角色，她有一个重新救赎的机会，给她重来一次的机会。

假爷孙的设定

澎湃新闻：影片大多数时候的表达是非常克制，但也会有几处插入音乐渲染情绪的处理，作为导演你对于音乐的态度，希望强调什么？

简君晋：我们尝试很克制地去处理音乐，不想渲染或者想强加情绪给观众。因为我觉得，近年流行音乐很简约，我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种去旋律化的潮流。但是偏偏这个电影，我自己希望做到一个旋律，观众会记得，日后想起这个旋律，都会回想起电影的画面。

所以和配乐朱芸编讨论了很久，我们甚至有真的乐团去演奏当中的配乐。我们没有很多钱去拍戏，但我们希望将最好的给到观众，所以专程去了罗马一个著名配乐师工作室，去做这个配乐。

“恶未必有恶报，就算真是这样，我还是会选择公义和善良。”

未必能改变社会环境，但每个人可以从自身做起

澎湃新闻：去年TVB一部《新闻女王》也收获很多讨论和奖项，你在电影里也借人物之口问：“十年后还有记者吗？”怎么看待现在传媒行业的处境？

简君晋：新闻工作这个界别要面对的挑战，并不是限于香港这个地方，这是全球新闻工作者都要面对的挑战。网络出现之后，所有东西的呈现越来越多，出现得越来越快，也消失得越来越快，大家少了耐性很深入地去看一件事情，而且每一则新闻的热度都会过得很快。

现在新闻业面对的问题是全球性的，未必是一部电影可以改变什么，或者有很大的帮助，但至少这部电影，我们尽力去还原部分新闻工作者去采访，或者去揭露真相时面对的困难，又或者是一些两难的情况。

就像电影中的凌晓琪一样，她去揭露护老院里面的黑幕，她想告诉这个世界，有弱势社群被剥削，结果她令这件事情被揭发，政府也决定采取行动，听起来似乎伸张了正义，但是矛盾之处就是，她令这帮本来有一个藏身之处的人要流落街头，没有了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到底是帮助他们，还是连累他们呢？

我拍《白日之下》这部电影，就是想尽力还原这部分的真实给大家看。什么叫真实？就是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有很多事情本身存在着矛盾，但是如果我这部电影能够令大家看完，对传媒的工作多一分了解，也对他们多一分支持，或者有一些新闻工作者，他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他有小小感到被安慰，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澎湃新闻：有评论把这部电影比作港影版《熔炉》，电影是否能改变些什么？

简君晋：我最想记得的是，可能有人跟我说看完电影之后，令他觉得更加要珍惜家里人，可能有一些家里人在院舍里面，可能马上接他出来，然后带他出去玩、喝茶。对我来讲，未必可以带来很大的社会制度的改变，但起码我觉得，可以从自己的心里出发，改变一点已经很好。

很多时候我们都太忙了，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会衰老，但是看完电影可能会有反思，当有一天我们老了，或者当有一天身边人和家里人老了，会怎么样呢？在宣传期，我接收到最多或者最关注的都是这些，我觉得也很欣慰。

《白日之下》剧照

澎湃新闻：老龄化问题已经让社会越来越关注养老，许多人也会对自己的老龄生活感到焦虑。做这部电影之后，你有什么样新的思考？

简君晋：全球的人口老化，我自己居住的香港这个城市，高龄化或者人的寿命比以前更长，未来长者的人口占的比例会增加，这些都是在我所生活的城市中出现的情况。拍了这部电影出来，去年我们做了一些映后的分享，观众也会表达，这部电影看完后，我们知道“如何照顾长者”是大家需要关注的题目，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可以做什么去改变社会的状况呢？可以改变这个制度呢？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做不了任何事情。

但是有一场的放映，就是有一些社会福利界的朋友来看戏，当大家讨论到这个问题：一个普通人可以在这个议题中做一些什么呢？有一位做长者福利的人，他分享了一个看法，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做的事情不用多，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健康吧，多点去运动，做多点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令我们的晚年健康状况得到一个改善，不要太过消耗我们的健康，直到我们没有办法再支持而倒下，我们才懂得珍惜健康。

他说，整个社会中，只要多点人有这个想法和付诸行动的话，未来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要照顾长者健康这部分的负担，可能都大大减少，从你还是壮年的时候开始培养运动的习惯，让运动的习惯一直陪伴到你的晚年。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只要这个社会多一点人愿意这么做，已经会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发人深省的分享。

澎湃新闻：好像这几年香港的青年导演有意地拍摄更多现实主义题材，是巧合还是某种共识之下的“新浪潮”？

简君晋：香港这几年，每一年都有新导演或者年轻导演推出他们的电影作品，现实主义的题材或者社会议题，只是这些新导演的部分选择。我觉得香港的新导演选的作品题材都挺多样化，例如《毒舌律师》是一部比较商业类型的电影，今天又有黄绮琳的《填词L》，她的题材说的是一个填词梦少女的故事。

电影题材是多样化，不仅是集中在现实主义题材那方面，我自己也是新导演之一，香港这几年的新导演，同一届出来的关系挺好，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很开心看到大家都拍摄不同类型的题材，做不同的新尝试。

我相信，每一个创作者经历时间的推移，也会成长，接触到很多新的事物，心态上也有改变，所以会产生不如我写不同题材电影的念头，而我自己也很想尝试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电影，并没有说特别喜欢某一类型的电影，我只想拍这种类型和这种题材。我有很多东西都想尝试，如果有人敢找我拍警匪片，我也会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