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黄马甲”运动：社会问题重回政治中心

12月1日周六，巴黎再一次燃烧。以反对增收燃油税为肇始的“黄马甲”运动逐步走向激进化。昨日（12月4日），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宣布暂缓增收燃油税等三项税改措施，但或许依旧无法阻止示威运动在本周六继续进行，因为该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对马克龙政权的质疑，以及对法国社会现状的整体性不满。

本文译自11月27日法国《世界报》对历史学家Gérard Noiriel的一篇专访，为理解本次运动提供了一个社会历史学视角。 Gérard Noiriel是法国高等社科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史、工人阶级史等。今年8月，他出版了新书《一部法国大众史，从百年战争到今日》（ Une histoire populaire de la France.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à nos jours）。

若将“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放在您的新书所研究的人民斗争史中考量，依您所见，它有何新颖之处？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指出，如果我们仅止于观察运动直接的参与者，我们就无法理解大众斗争史。大众运动是一种把诸多行动者（acteur）牵扯其中的社会关系。我们必须把发动运动的、协调行动的、以同伴的发言人身份现身的众人考虑进去，还要看到提炼“冲突教训”的评论家们。换句话说，为了真正理解“黄马甲”运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链条上的所有端点。

我从最末端开始，就评论者说两句。这次社会冲突自基层而起，脱离了惯常负责公民诉求的组织，因此，特别多所谓的“公共话语专业人士”（professionnels de la parole publique）就此发表意见。这场集体抗争之新颖，使得他们把这未知之事与他们所熟识之事相联系，这就是为何我们见到了如此多的历史比较。像埃里克·齐默尔（Eric Zemmour，极右翼作家，费加罗报记者，著有《法国自杀》等书）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在“黄马甲”身上看到了新的“农民暴动”（jacquerie，旧时代农民造反的总称，因为农民经常叫“雅各”[Jacques]之类的通俗名字，遂如此命名，含贬义）；像丹尼尔·孔-邦迪（Daniel Cohn-Bandit，曾为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这样从抗争第一线上退出的人，将之视为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第四共和时期的民粹政治运动家，维护商贩与手工业者的权益）的一种形式。光谱的另一边，有着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或让-克洛德·米歇阿（Jean-Claude Michéa）（注：翁弗雷与米歇阿均为法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前者成立卡昂人民大学，后者推崇乔治·奥威尔，批评法国的主流左翼）等哲学家，他们强调自己的平民出身，从而以社会运动的合法代言人自居。他们占用“黄马甲”运动，为他们对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与高等师范学院（Normale Sup）的精英的一贯抨击推波助澜。“黄马甲”们因此成了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对法国大革命时期起义的平民的称呼）与巴黎公社成员（communards）的高尚继承者，与各色压迫者英勇地抗争。

将“黄马甲”运动与农民暴动或布热德主义比较，是否有道理？

事实上，这些历史参照都站不住脚。比如，把“黄马甲”与农民暴动相提并论，既是时代错乱（anachronisme），也是侮辱。被定义为农民暴动的第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发生在14世纪中期，当时，法兰西岛（Ile-de-France）的农民起义反抗他们的领主。多少世纪以来对这些平民起义的偏见，始于当时极有权势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他于1360年代做了相关论述，并发表在著名的《大事记》（Chroniques）中。“这些被集合起来的恶徒，没有领袖，没有甲胄，他们抢掠一切，焚毁一切，毫无怜悯、毫无仁慈地屠杀，像狂犬一般”。“农民暴动”一词，指的是被精英们取名为“雅各”们（les Jacques）的农民的起义，在俗语“像雅格一样行事”（faire le Jacques）（注：意为像笨拙的、愚蠢的农民一般行事）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轻蔑的表述。

但1358年的农民暴动与现今的社会抗议毫无关系。那是在百年战争与黑色病的背景下，贫民们在饿死的边缘所进行的绝望起义。当时，社会运动相当本地化，不可能扩散到整个国家，因为起义者唯一的交流方式只有口耳相传。

“黄马甲”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全国范围内自发而成的动员。事实上，这场抗议活动在法国各处（包含海外领地）同步开展，但每个地方的规模都不大。总的说来，11月17日的行动日集结了不到30万人，与其他人民示威相比，并不算多。但这个总数，是由数千个分散在全境的小型组织拼凑起来的。

我们该如何解释，一场始于基层的自发运动，能在没有党派与工会的支持下向全国扩散？

人们一直强调社交网络的作用。无可否认，社交网络对运动的发起是十分重要的。可发送即时信息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与智能手机逐渐取代书面的联系方式，尤其是传单与观点媒体（presse d’opinion）。到目前为止，后两者都是抗议组织用来协调集体行动的主要手段。信息交换的即时性部分取代了以往面对面交流的自发性。

不过，单是社交网络，无法让“黄马甲”运动达到如此规模。11月17日和24日的行动日从一开始便被新闻台跟踪报道，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直播。11月24日周六早上，在香榭丽舍大街，记者比“黄马甲”人数还多。如果我们把这次运动与今年春天铁路工人的抗议活动比较，便能立即发现其中的差别。那时，没有任何罢工被这般连续直播，而电视观众们看到了大量愤怒的乘客攻击罢工者的言论。而在这个秋天，我们却很少听到愤怒的自驾者批评封路的人群。

我认为，“黄马甲”运动，与马克龙被选上共和国总统时的方式相近，后者同样出乎意料，且没有依附政党。这是我们刚进入的新民主时代的两幅写照，伯纳德·玛南（Bernard Manin）在《代议制政府的原则》（Princip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中将其称为“公众民主”（démocratie du public）。正如选民依据目前的政治供求做决定一样——越来越少的人忠诚于某一个政党——，今日，社会运动的爆发，依靠的是某一时局或某一具体的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会察觉到，政党与工会的时代，对应的只是历史中一段有限的时期，即远距离的联系依靠书面媒介实现的年代。

11月24日的参加人数低于11月17日，但我们感到，运动开始激进化，“黄马甲”们意图去往爱丽舍宫既显示了这一点。某些观察者将之与1934年2月6日的游行（极右翼组织的游行，导致了达拉第[Daladier]政府的垮台）相比，那时，示威者也向爱丽舍宫进发，从而撼动了整个共和国。这种类比有道理吗？

从历史层面来说，该类比同样站不住脚。1930年代的法国比如今要暴力得多。1934年2月6日的示威者非常组织化，受右翼政党支持，由退伍士兵组织与极右翼联盟——尤其是火十字团（les Croix de feu）（由François de La Rocque上校领导的退伍兵组织，法国法西斯主义的温床）——领导，这些组织以准军事化的方式运作。他们的目的明确，即推翻共和国。对这场示威的镇压导致16人死亡，千人受伤。2月9日，对左派发动的反示威游行的镇压，又导致9人死亡。“黄马甲”的几个行动日确实制造了一些受害者，可警方并未向他们射击，这是堵路的人与被堵的人之间的冲突导致的事故。

不过，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又看到了1930年代标志性的对议会政治（politique parlementaire）的拒绝？

在我们的当代史里，大众对议会政治的敌意是一种常态。“黄马甲”想要避开对他们运动的一切政治僭取（récupération politique，指的是某个政党或政治人物利用运动为己谋利），这是对公民身份（citoyenneté）的主流概念的一贯批评的延申。资产阶级曾一直推崇权力的授予：“投票给我们，然后我们打理一切”。不过，从法国大革命起，无套裤汉们便拒绝这种对人民的剥夺，推崇以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为基础的大众概念。因特网所推进的新技术，其积极的后果之一，便是重新激活了公民身份的实践，大大方便了公民的直接行动。这些封着路、拒绝一切形式的政治僭取的“黄马甲”们，杂乱地身处于1792至1794年的无套裤汉、1848年2月的公民-斗士（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腓力的七月王朝）、1870至1871年的公社成员与美好年代（Belle Epoque，即19世纪末至一战前）的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延续之中。

当这公民身份的大众实践得以茁长，我们看到，在公共空间中，出现了曾被埋没在社会的阴影中的发言人们。在“黄马甲”运动中，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些发言人身世的各异。尤其，女性占了很大比重，而先前，起发言人功用的，大多为男性。这些平民领袖今日能如此自如地出现在镜头前，是双重民主化的结果：教育等级的提升，以及多媒体技术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渗透。如今，精英们全然否认民众的这项能力，这更加重了他们对民众的蔑视。即便工人占了就业人口的20%，他们中却没有一人位列议会之中。为了理解民众对政治家政治的拒绝之剧，我们就必须记住这大规模的歧视现状。

如果在运动的扩张中，新闻台持续的报道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那该如何解释“黄马甲”们袭击记者一事？

我想，政治家与记者所投身的斗争已然陈旧，如今，我们见证了新的阶段，人民真正的代表开始出现。媒体不停传播示威者们拒绝被工会和政党回收的言论，以此继续媒体自身的斗争，这是为了排除其余的中介组织，为了将自身变为人民运动的合法代言人。在11月17日的游行前，记者为一位黄马甲成员的公开背书显示出了这一策略；连续播报的新闻台将这场社会冲突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未曾所闻的运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11月24日那天却暴露了新媒体的矛盾之处。对领导它们的人来说，“民众”一词即观众的同义词。他们对“黄马甲”的支持，让收视率急升。为了维持住他们的观众，连续播报的新闻台必须持续地展现戏剧场面，这使得记者们将突发事件与暴力事件放在了首位。如今，闹事者、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联盟关系，它突出示威者的“可耻”行径（正如11月24日的游行后，共和国总统所称的那样），以此让运动失信。正因如此，虽然闹事者只是示威群众的一部分，他们却成了电视报道的主要人物。因此，“黄马甲”认为他们被一开始支持他们的媒体背叛了。这正是负责报道事件的记者遭受无可接受的暴行的深层原因。如我们所看到的，民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蔓延到了记者身上。

将“黄马甲”运动定义为布热德主义的评论家给出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对新增的燃油税的拒绝，这反税收的面向早已出现在由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于50年代主持的运动中。

这里，我认为，为了理解 “黄马甲”运动，我们必须将其再次放置在长期的历史中考察。反税收抗争始终在法国大众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15世纪初，当查理七世设立覆盖全境的皇家税收制度时，法兰西国家最终稳固。自那个时代起，拒绝税收变成了大众反抗的一个基本面向。不过，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对税收的拒绝，是被一种不公的情绪所驱动的，这番情绪始终鼓动着大众阶级（classe populaire）。因为在大革命前，“既得利益者”（贵族与僧侣），即那些最富有的人，是被免税的。如今，这种对税收不公的拒绝再度鼓胀，因为，大多数法国人相信，他们交税，只是让一小撮极其富有的权贵阶层更加富有，这些人把资本转移到税收天堂，以此逃税。

评论家们正确地指出，“黄马甲”运动是大众阶级的贫困化与公共服务在大量所谓“市郊”地区的消失的后果。然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民众的期待缩略成物质上的需求。损害大众阶级的最大的不平等，是他们与公共语言（langage public）之间的联系。70年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已经解释了为何当时的工会特别看重涨薪的要求。为了说清大众苦难的诸多面向，他们必须找出共通的词语。这就为什么工会发言人说“我不满意工资”，而不是“我不满意一切”。今天，“黄马甲”高呼“我不满意增税”，而不是“我不满意一切”。我们只需听一听他们的言辞，就能察觉到，他们时常表达出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在BFM-TV在11月17日播出的一则报道里，记者明显希望采访对象说出她在为燃油税抗争，但这位抗议者不停重复：“我们受够了”、“我们对一切都不满”、“普遍的愤怒”。

“对一切不满”意味着他们的尊严受到了损伤。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型的大众抗争会不断揭露强权者对他们的蔑视，“黄马甲”运动也不例外。我们听到的许多言论流露出一种屈辱情绪，这滋养了民众对马克龙的愤恨。“之前，他曾说我们是普热德主义者，我去查了字典，这个混球是谁啊，可以这么侮辱我们？”11月17日，这番公车司机的言论被Mediapart登出，它很好地体现了大众的拒绝心态。

该如何解释对马克龙的集中不满？

在新书的结论里，我分析了马克龙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中的历史引用。我们震惊地发现，大众阶级完全缺场。在他声称位列其中的伟大人物的先贤祠中，我们看见了拿破仑、克列孟梭（Clémenceau）、戴高乐，却没有饶勒斯（Jaurès，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左翼政治家，曾创办《人道报》，一战前夕被刺杀）或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确实，我们总统中的大多数均来自上层，但他们在得到国家至高的权力之前，都积累了漫长的政治经验，这让他们能接触到大众的现实。马克龙却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情况下就任总统。他的纲领所透露的眼界，显示出了一种中上层阶级中心主义，不时流露出天真。如果说今日，大众阶级的不满集于他一身，这也是因为，他为富豪们减税、同时为贫民们增税的举措，激起了人们深感不公的情绪。

在这些行动日中，我们也听到了种族主义、同性恋仇恨与性别歧视的口号，这使得某些观察者得出结论，认为“黄马甲”运动被极右翼操控。您对此有何见解？

让喜欢理想化民众抗争的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不悦的是，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潮、各类抢夺支配权的内部游戏一直影响着大众。在没有抗议者能为运动给定框架，无法定下集体策略、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说明大众的不满时，您所说的这些言论与举止都是很常见的。我曾出版过一本关于1893年在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的意大利人大屠杀的书，我在里面指出，失业的法国工人（人们叫他们“轧马路的”[trimards]）的自发运动，是如何变质，最后变成了对被盐矿雇佣的皮埃蒙特季节工人的大屠杀。我相信，如果连续播报的新闻台与智能手机能出现在1936年，记者们一定会记录下当时罢工时的排外与种族歧视言论。别忘了，在1936年5月和6月投票给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的工人，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支持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法国政治家，在被法共开除后成立人民党，与人民阵线敌对。二战时候成为著名附敌分子）的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这可是极右政党。

依您所见，这场运动将如何发展？

这场运动的正面因素之一，在于它把社会问题重新放置在了政治游戏的中心。有着不同背景与各异观点的男男女女在一场共同的斗争中聚集在一起。黄马甲是一种有趣的象征。它给了迥然不同的人们一个共同的身份，这一身份让人想到半路抛锚、陷入窘境的人们（黄马甲本是法国开车的人的必备之物，用以路上抛锚时穿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运动持续下去，如今在运动中共存的这些迥异乃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将会变得愈发明显。事实上，我们可以为黄马甲的反燃油税运动做出两种全然不同的诠释。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黄马甲们以行事自由（liberté d’entreprendre）的名义拒绝税收。而相反的，根据第二种诠释，他们是为因税收的不平等而抗争，推崇的是公共收入的再分配，而不是放任自由。

运动将要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代表人物。许多在媒体受访的“黄马甲”均已深层法国的代言人自居，这是前所未闻的。出身卑微的他们一下子走出了阴影。他们的生活被彻底颠覆，他们被许多采访他们、拍摄他们的记者提高了身价。但如果运动不断地给出各个发言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将回归无名之辈。这可能会削弱斗争的平民化层面，因为这些代表有很大的概率出自中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场界，使他们能更自如地对着公众发言，并构建集体行动。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欧罗万象Euro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