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东亚〈家礼〉文献汇编》——以日本篇文献资料为中心

《东亚〈家礼〉文献汇编》，吴震 / ［日］吾妻重二 /［韩］张东宇 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引言

2024年1月，由吴震、吾妻重二（日本）、张东宇（韩国）共同主编的《东亚〈家礼〉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汇编》共十三册，收录了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以汉文撰写的《家礼》相关文献共五十一种，其中，中国篇三册、日本篇四册、朝鲜篇五册、越南篇一册。

南宋朱熹的《家礼》[1]是一部冠婚丧祭礼仪实用指南书，规定了冠婚丧祭等人生大事礼仪的具体做法。《礼记・曲礼篇上》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知在古代中国，礼是王侯贵族的特权。而朱熹《家礼》却是以士人和庶人为对象的，这一点使得《家礼》不仅在中国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也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汇编》的出版填补了近代以来既往东亚儒学研究史上缺少系统性礼学相关文献的空白，必将成为今后学界研究《家礼》在东亚诸国的传播、流变、影响等的基础文献，其意义之深远可以想见。在此，笔者欲从域外汉学的角度，以《汇编》中的日本篇资料为中心，阐述其所收文献的特点，以此管窥《汇编》对于东亚《家礼》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一 日本《家礼》接受史研究现状概述

为了更好地理解《汇编》中日本篇资料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在此先对日本《家礼》接受史研究的现状做简要概述。

1 日本思想史、儒学史研究中对儒礼的定位

在中国，冠婚丧祭等生活方方面面的礼仪规范都以儒家的礼制为基准，在朝鲜更是诸事皆严格以《家礼》为依据，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由此而形成。而在近世日本，冠婚、丧祭、法事、息灾、祈祷等与民众息息相关的诸事皆以佛教和神道教的做法为基准，儒家礼仪的社会规范没有获得成长空间。因此，长久以来，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之中，真正将礼学作为话题展开讨论的寥寥无几，儒家礼仪的缺位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对江户时代儒学的共识。学界普遍认为：近世日本社会没有为礼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土壤，相反，有许多因素限制了礼学在日本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认为日本不像中国和朝鲜一样有科举制度，从而使儒学为整个社会所奉行，在日本，儒学一直游离于特权的边缘；二是其他宗教对日本的影响甚大，尤其是在丧葬礼仪方面，由于江户时代寺请制度[2]的实施，佛教的影响力已经深植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例如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尾藤正英在《日本文化の歴史》（2000）中说道：近世日本的儒学比起“礼法”只接受了“精神”的一面，明确指出日本儒学中礼学部分的缺失。黑住真在《近世日本社会と儒教》（2003）中论述到：尤其在祭天、祭祖等国家祭祀和民众信仰方面，佛教和神道教占主导地位，而儒教在这些领域未能获得一席之地，儒家礼仪在日本社会也就未能扎根，日本儒教是“缺少了祭祀和信仰的学问、处世、治世之道”。渡边浩也在《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十九世紀］》（2010）中评价近世日本儒教是“缺乏自己丧祭之礼的儒学”、“缺乏宗教经验的儒教”。

近年，在提及东亚儒学的问题时，儒家礼仪的缺位仍不断作为日本儒学的特点被重申，如前田勉（2017）、赵景达（2018）等的论述[3]。可以说，学界对日本近世儒学的关注，始终集中在其学问、经世的一面，多讨论理气关系、道德修养、经世处世、君臣王权等，却极少从正面探讨生死观、鬼神论、丧葬、祭祀等内容。正如渡边浩“缺乏自己丧祭之礼的儒学”、“缺乏宗教经验的儒教”所表达的那样，日本儒学中丧葬和祭祀的一面似乎一直是缺席的。

2 日本《家礼》接受史研究的现阶段成果

在日本近世礼学缺位的看法长久以来占据学界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早期关注日本礼学研究的，有田尻祐一郎（1983，1997）、近藤启吾（1990）等[4]。这些研究针对一直以来被忽略的日本近世社会中出现的儒式丧礼主张首次给予了关注，但由于关注的事例多出自与朱子学联系紧密的暗斋学派，且田尻的侧重点仍是描绘儒者在接受《家礼》时展现出来的思想矛盾，而没有对近世儒者如何积极实践《家礼》进行考察，所以没有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

对日本近世礼学的缺位提出根本质疑、探讨朱熹《家礼》在日本的接受史并奠定日本礼学研究基础的，是本丛书《汇编》主编之一的吾妻重二。吾妻对日本近世礼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献方面的考察和资料收集。在《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5]一文中，吾妻梳理了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在江户时代的接受情况，指出三礼相关的基本典籍大致在17世纪后叶的宽文年间已有和刻本问世，从江户初期到末期，与《家礼》相关的儒学著作更是层出不穷。而自2010年至2024年，吾妻陆续出版了《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一〜十二），广泛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和刻本《家礼》以及江户时代各个时期儒者关于《家礼》的著作，采用影印的方式集结成册，并在每集的末尾附有解说，对著者生平、版本信息、内容概要等做了简明介绍[6]。

其次是对江户时代儒者如何接受与实践《家礼》进行具体考察。如对江户前期儒者林鵞峰等人的《家礼》接受及儒式丧礼实践的考察，对江户中期有深远影响力的古学派儒者关注《家礼》的探讨等。另外，吾妻对江户末期儒者及明治期日本汉学者的《家礼》接受也多有论及[7]。可以说，吾妻关注的范围覆盖了整个江户时代，并延伸到了明治时期。此外，在对日本《家礼》进行具体细致考察的同时，吾妻还将日本的《家礼》接受史放置在东亚诸国的大框架中进行了比较式探讨，通过对中国、日本、朝鲜等实践《家礼》的特色进行阐明，以全景式的视角探寻了礼学对东亚诸国的影响[8]。

吾妻以外，近年来关于日本近世礼学的话题在日本思想史学界及日本汉学界持续受到关注，专著和论文陆续刊行。代表性研究有田世民《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礼受容の研究》（2012）、松川雅信《儒教儀礼と近世日本社会―闇斎学派の『家礼』実践》（2020）及笔者对江户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家礼》实践的考察等[9]。可以说，近年来关注日本近世礼学话题的研究成果日趋增多，通过这些研究，足以引起学界对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近世儒学中礼学缺位这一观点的反思，并引发学界对日本近世社会中礼学的重新定位问题予以思考和讨论。

二 《汇编》日本篇所收文献资料的特点

1 所选取文献资料的多样性

《汇编》所收日本《家礼》文献资料共二十五种，主要选自前述吾妻主编《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一〜十二）。不同的是，《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是以影印的方式呈现的，而《汇编》在原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整理、标点和校勘，以整理本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可以说极大地方便了今后学者的使用。

《汇编》日本篇所收文献资料的最大特点是其多样性，展开来看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所选文献涵盖江户时代各个时期，反映日本《家礼》接受史的流变特点

《汇编》日本篇所选取的《家礼》文献资料的产生时期，涉及江户时代前期、中期和后期，可以说几乎贯穿了日本整个近世时期，跨度之广不言而喻。其中，江户时代前期的儒者有林鹅峰（1618～1680）、中村惕斋（1629～1702）、小宅处斋（1638～1674）；中期的儒者有新井白石（1657〜1725）、室鸠巢（1658〜1734）、三宅尚斋（1662～1741）、荻生徂徠（1666〜1728）、中井甃庵（1693〜1758）、天木时中（1696～1736）、蟹养斋（1705～1778）；中后期的儒者有中村习斋（1719～1799）、中井履轩（1732～1817）；后期的儒者有津阪东阳（1758〜1825）、猪饲敬所（1761〜1845）、松崎慊堂（1771〜1844）。将不同时期的《家礼》文献、尤其是同一礼仪规程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方法进行对照考察，可以看出江户时代对《家礼》的接受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2）所选文献囊括了江户时代各个学派，展示出日本《家礼》接受史的不同面向

《汇编》日本篇所选取的《家礼》文献资料的著者，覆盖了日本儒学史上的不同学派。例如，崎门学派[10]的儒者有三宅尚斋（“崎门三杰”之一）、天木时中、蟹养斋、中村习斋；古学派儒者有荻生徂徕；怀德堂[11]相关的儒者有中井甃庵（怀德堂二代学主）、中井履轩；考证学派儒者有津阪东阳、松崎慊堂；折衷学派儒者有猪饲敬所，等等。此外，文献著者中不乏新井白石这样既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又是旗本（将军直属的家臣武士）出身、且辅佐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主导“正德之治”、参与了日本政治中枢的重要人物。同样，为四代将军德川家纲讲授五经、且主导幕府官学昌平坂学问所创建的林鹅峰，其在日本思想史、教育史上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综览《汇编》日本篇所收文献资料，不仅可以了解日本儒学史上不同学派对《家礼》的接受情况，还可以间接反映江户时期日本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的不同侧面。

（3）所选文献兼顾了《家礼》和刻本及《家礼》相关著作两种类型

《汇编》日本篇所选取的文献资料，完整反映了日本《家礼》相关文献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家礼》的和刻本，即江户时代的日本书肆翻刻的《家礼》，通常附有日本训读汉文时的标点；另一种是江户时代的儒者依据《家礼》重新创作的礼书，内容或为对《家礼》内容的阐释和注解，或在《家礼》的基础上予以损益和修改，导入适合日本本土实践的做法。《汇编》所选取的二十五种文献之中，《家礼》和刻本有小出永安校点《新刻性理大全・家礼》和浅见絅斋校点《家礼》两种，其余二十三种文献均为依据《家礼》重新创作的礼书。接下来笔者将对两种类型文献资料的特色和价值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2 和刻本《家礼》的文献学价值[12]

据吾妻的调查，《家礼》的和刻本至少有四种，除《汇编》所收两种以外，还有丘浚辑《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乙集》（第三至四卷）中的《家礼》部分。《文公家礼仪节》为明中期丘浚（1418～1495）重编的著作，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家礼》；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由于是指导人们生活行为的日用类书籍，对《家礼》原有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减，因此《汇编》没有收录这两种和刻本。另，《汇编》在收录《家礼》和刻本时，虽然对其中的训点进行了省略，但这并不影响其呈现《家礼》和刻本的文献学价值。

首先来看小出永安校点《新刻性理大全・家礼》。小出永安（？～1684）是江户初期儒者，校点了《新刻性理大全》《老子翼》《庄子翼》等典籍。明永乐年间刊行的《性理大全》作为敕撰理学书，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毋须赘述，且不仅局限于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吾妻的考察：小出永安校点本《新刻性理大全》是《性理大全》全七十卷唯一的和刻本，在推进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和普及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其使用的底本并非通行的明内府本，而是嘉靖三十九年坊刻本进贤堂本。因此，如果我们不囿于中国这一单一视角，而是将视域放眼于整个东亚地区，那么不论是从书籍流通史、还是从思想文化交涉史来看，《汇编》收录的此和刻本的版本价值都十分值得期待。

其次是浅见絅斋校点本《家礼》。浅见絅斋（1652～1712）是江户中期崎门派儒者，与佐藤直方、三宅尚斋并称“崎门三杰”，著有《靖献遗言》《白鹿洞揭示考证》等，校点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崎门派儒者作为朱子学派的一支十分重视《家礼》，絅斋不仅出版了《家礼纪闻》《丧祭略记》《丧祭小记》等《家礼》相关的著作，他还依照《家礼》亲自举办了继母的丧礼，著有《家礼师说》专门向门人讲授《家礼》[13]。据吾妻的考证：絅斋校点本《家礼》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本文五卷、图一卷的构成，絅斋认为《家礼》原本为五卷本，于是以《性理大全》中的《家礼》为底本做了复原，也就是说絅斋校点本《家礼》是中国和朝鲜的传世版本中都没有的样式。此外，絅斋校点本《家礼》还是江户时代唯一一部单独出版的和刻本《家礼》，且分别在宽政（1789〜1801）天保（1831〜1845）嘉永（1848〜1855）年间三次经书肆再版，广泛传播于世。因此，《汇编》收录的此和刻本不仅反映了日本儒者在接受《家礼》时的学术趣向，还可作为《家礼》向东亚诸国传播过程中在版本学上颇具特色的一个事例。

3 《家礼》类再创作礼书反映日本《家礼》接受的特色

对于另一种类型的《家礼》文献资料、即江户时代依据《家礼》重新创作的礼书，若仔细分析每篇的具体内容，不仅可以看出日本儒者是如何理解、阐释《家礼》的，通过对其中具体礼仪程式的考察，还可以看出日本儒者是如何将《家礼》与本土礼仪做折衷、融合的。可以说，《家礼》类再创作礼书对于研究《家礼》在东亚诸国的传播和演变提供了丰富多面的材料，今后此部分的研究成果备受期待。

其实，仅通过《汇编》所收《家礼》类再创作礼书的编排，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家礼》接受的一些特色。在此，笔者想对这一点做简单分析。

众所周知，《家礼》所涵盖的礼仪内容，主要涉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四个方面，虽然不仅从篇幅上还是内容上来说，比起冠礼和婚礼，丧礼和祭礼都是《家礼》的重中之重，但从《汇编》所收文献资料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和越南，对《家礼》中的四礼均有涉及的文献占绝大多数[14]。与此相对，日本《家礼》文献二十三种（除去两种《家礼》和刻本）之中，涉及四礼的仅有七种（新井白石《家礼仪节考》、室鸠巢《文公家礼通考》、三宅尚斋《朱子家礼笔记》、蟹养斋《家礼改图》、中村习斋《家礼通考》《家礼新图》、猪饲敬所《文公家礼仪节正误》），其余十六种都只涉及丧礼和祭礼两种礼仪。由于《汇编》所选取的文献资料不是全部，且笔者对于韩国和越南的情况知之甚少，无法断言中韩越三国对于《家礼》偏向整体性关注，但仅就笔者详熟的日本而言，可以说对于丧礼和祭礼的压倒性关注是日本儒者在接受《家礼》时的一个显著特点。

分析其背后的成因，笔者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其一是在近世日本，没有成立儒学体制化的社会秩序，甚至连“儒者”本身在江户时代都是一个略显尴尬的存在，它甚至都不能被称为一种身份。儒者是游离于“士农工商”体制以外的特殊技能者，即便到了江户中后期朱子学广泛渗透到社会之后，除了少数儒者能够在藩校或幕府中获得一席之地得到重用以外，大部分的儒者始终处在怀才不遇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日本的儒者来说，实践儒家礼制更成为了一种颇显奢侈的行为，因此，他们将有限的机会优先应用于丧礼和祭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更何况，比起冠礼和婚礼，丧礼和祭礼是更能反映儒家核心“仁孝”的礼仪，这与江户时期儒者的学问主张也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关系。其二是在近世日本，由于寺请制度的实施，丧礼和祭礼由佛教寺院主导，江户时代的儒者对儒家丧礼和祭礼的关注，与寺请制度这样的大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儒者认为寺请制度阻碍了《家礼》中的丧祭礼在日本的实践和发展，在如何规避寺请制度带来的冲突和不便上绞尽脑汁；另一类儒者则对寺请制度持乐观态度，将其作为日本本土的特色予以保留，积极主张佛教礼仪与儒教礼仪的融合。

结语——《汇编》对于东亚《家礼》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综上所述，《汇编》的出版为今后的东亚《家礼》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基础文献资料，其学术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最后，笔者想总结两点，谨作结语。

1 《汇编》的出版必将促进礼学文献资料更广泛的搜集与整理

在文献资料方面，由于此次《汇编》出版的主旨是向中文学界提供《家礼》文献资料，因此只收录了用汉文写成的文本，对东亚周边各国的《家礼》文献中以日文、韩文、喃文写成的资料割爱未收。以日本为例，在未收录的以日文或汉文日文夹杂体写成的文献之中，除了前述暗斋学派儒者浅见絅斋的几部《家礼》著作以外，不乏阳明学派代表儒者熊泽藩山（1619〜1691）《葬祭辨论》、古学派代表儒者伊藤东涯（1670〜1736）《释亲考》、洋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丧礼私说》、有职故实家[15]所著《家礼改图・深衣雏形》等具有代表性的《家礼》著作。儒者的著作以外，还有如冈山藩《丧祭略说》《祭仪详注》、水户藩《丧祭式》等与儒学联系密切的地方藩所出版的《家礼》文献，可以反映日本不同于儒者个人、而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一藩是如何接受和实践《家礼》的。

东亚诸国的《家礼》文献浩如烟海，尽管《汇编》无法做到全面覆盖，但此次出版所选文献已经极具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汇编》的出版提供了一种契机，即为学界展示了东亚诸国《家礼》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必将引起更多学界同仁关注并参与东亚《家礼》学的研究队伍中来，今后有更多的《家礼》相关文献被搜集整理也是指日可待。

2 《汇编》的出版将推动东亚诸国礼学等多领域的研究

在具体的学术研究方面，如笔者前面所讲到的，近代以来学界对儒学研究的关注点，始终落在理气关系、道德修养、经世处世等方面，而对儒家礼仪的研究，不论是经学中关于礼的讨论，还是关于礼制的具体考察都寥寥无几。尤其是近代以来关于宋朝以后时期的礼学研究，几近乎成为“绝学”[16]。这一点不仅是中国，周边的东亚其他国家如本文主要讨论的日本、还有朝鲜和越南学界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因此，《汇编》通过扎实的基础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展示了东亚诸国《家礼》学的面貌，可以想见必将促进未来东亚地区近世时期礼学的研究。

此外，《汇编》的出版以东亚地区的《家礼》学研究为出发点，必将引发该如何看待和定位儒学中礼学研究的思考，可以说以小见大，为今后的儒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而礼学不止于礼学本身，其与教育史、社会史、制度史等紧密相关，这使得《汇编》的出版通过对礼学这一视角的关注，会推动东亚各国在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研究上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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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学者王懋竑曾提出《家礼》为朱熹伪作的说法，《四库提要》采用了这种观点，导致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学界认为《家礼》非朱熹自撰。近年来，经过上山春平、陈来、杨志刚、吾妻重二等学者一系列的论证，证实《家礼》确系朱熹自撰，只是未及完稿就流布于世。而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近世时期的日本，除个别儒者赞同以外，朱熹伪作说并没有影响力，绝大多数的日本近世儒者对《家礼》为朱熹著作这一点深信不疑。

[2] 江户时代幕府为了禁止基督教而实施的严格的宗教管理制度，所有住民以家或一族为单位成为佛教寺院的“檀家（施主）”，并通过获得该寺院发行的文书来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这项制度同时具有户籍管理的性质。

[3] 前田勉《日本近世儒教》（载《日本儒教学会报》1号，2017）；赵景达《東アジアの儒教化と近代》（收于《儒教的政治思想・文化と東アジアの近代》，2018）。

[4] 田尻祐一郎《絅斎・強斎と『文公家礼』》（载《日本思想史研究》15号，1983）、同《儒教・儒家神道と「死」―「朱子家礼」受容をめぐって―》（载《日本思想史学》29号，1997）、近藤启吾《儒葬と神葬》（国書刊行会，1990）。

[5] 收于吾妻重二著，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吾妻重二編：《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一～十二）（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010～2024）。

[7] 具体参看吾妻重二著，吴震等译：《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第九章《〈家礼〉与日本—日本近世的儒教丧祭礼仪》，第十章《藤井懒斋的〈二礼童览〉—“孝”与儒教葬祭礼仪》，第十一章《佐藤一斋的〈哀敬编〉—日本阳明学与朱子学的交融》。

[8] 吾妻重二著，吴震等译：《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9] 韩淑婷：《佐久間象山における幕藩制的秩序観の一考察―『喪礼私説』の「成服」項に着目して―》（载《九州中国学会報》56，2018），《佐久間象山の『喪礼私説』について―幕末における『家礼』受容の一例―》（载《日本中国学会報》71，2019）、《佐久间象山和〈家礼〉》（收于吴震，郭晓东主编：《视域交汇中的经学与家礼学（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佐久間象山『喪礼私説』の礼式について―「治棺」「作主」「誌石」「墓碑」を中心に》（载《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16，2023）。

[10] 由江户初期儒者山崎暗斋（1619～1682）创立的朱子学派的一支。此外，暗斋还是日本垂加神道的创立者。

[11] 1724年由大阪商人创建的学塾，1726年得到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许可升为官学，与江户的官学昌平坂学问所比肩，为后来的大阪大学的源流之一。

[12] 此节内容参照了吾妻重二著，吴震等译：《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第八章《〈家礼〉和刻本—日本〈家礼〉传播史》及小出永安校点《新刻性理大全・家礼》解题、浅见絅斋校点《家礼》解题。

[13] 关于浅见絅斋如何接受和实践《家礼》，请参看松川雅信：《儒教儀礼と近世日本社会―闇斎学派の『家礼』実践》（勉诚出版，2020）第一部〈浅見絅斎とその周辺>。

[14] 中国篇所收十三种文献均涉及到了四礼（如宋纁《四礼初稿》、吕维祺《四礼约言》、张汝诚《家礼会通》、索宁安《满洲四礼集》等），朝鲜篇所收七种文献之中，除了李滉《退溪先生丧祭礼答问》只涉及丧礼和祭礼以外，其余六种文献均涉及四礼（曹好益《家礼考证》、金长生《家礼辑览》、李縡《四礼便览》、郑重器《家礼辑要》、朴圣源《礼疑类辑》、丁若镛《四礼家式》），越南篇所收四种文献之中，除了陶胡公、陶宜、斋范甫《三礼辑要》只涉及婚礼、丧礼和祭礼的三礼之外，其余三种文献均涉及四礼（裴秀岭《四礼略集》、杜辉琬《文公家礼存真》、佚名《家礼略编》）。

[15] 指依照古来先例研究朝廷、公家、武家的法令官职、年俗惯习、仪式装束、风俗制度等的人。

[16] 吾妻也在吾妻重二著，吴震等译：《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的后记《礼学与绝学》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