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正时代，内藤湖南与崛起的关西收藏家

日本明治末期至大正、昭和初期，以关西为中心兴起了搜集并收藏中国书画的热潮。当时正逢中国经历辛亥革命（1911），清朝陷入瓦解、大混乱的时期，清内府、亲王家族及高官们将所持有的书画名品陆续在市场上出售，并意图将其运往海外。此一情形之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 “开启日人对于中国书画的正确鉴赏眼光”。为现在中国人所熟知的阿部房次郎、住友春翠、黑川幸七、矢代幸雄、上野理一等都是在那时收藏了大量的晋唐法书、宋元古迹。另外，须磨弥吉郎、林宗毅、原田观峰等人所收藏的中国书画则集中在了近现代名家身上，如吴昌硕、齐白石、刘海粟、高剑父等的书画作品都为他们所青睐。

关西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中国书画收藏，庋藏于公、私立博物馆和美术馆之中，现已成为傲视全世界的中国书画宝库之一。在京都，有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上野理一及须磨弥吉郎收藏、藤井齐成会有邻馆的藤井善助收藏，以及泉屋博古馆的住友春翠和住友宽一收藏；在大阪，有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房次郎收藏，以及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的林宗毅收藏；在西宫，有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黑川幸七收藏。除了京阪神地区，尚有奈良大和文华馆的矢代幸雄收藏，信乐观峰馆的原田观峰收藏，四日市澄怀堂美术馆的山本悌二郎收藏；此外，现今东京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亦寄存了和关西有着深厚渊源的桥本末吉收藏。上述盛况，形成了星海一般灿烂辉煌的壮丽景观。若能满怀热忱地逐一走访这些关西地区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便能感受到就算夸言借此即可通晓中国书画的全貌，也完全不会言过其实的充实感。

那么，这些各自冠以不同收藏家之名的收藏，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形成的呢？这批收藏共通的一大特色，在于它们的历史较新，全都晚于明治时代（1868—1912），尤其是大正时代（1912—1926）以后。一般提到传入日本的中国书画，较有名的是早期镰仓、室町时代（1185—1573）以禅宗寺院和足利将军家为中心所收藏的大量书画，或是江户时代（1603—1867）由黄檗僧（指临济宗黄檗山的禅僧）所带来的书画等等；相较之下，关西地区的收藏不仅较新，在性质和内容上也有显著的不同。此外，严格说来，这些收藏也不完全是在关西地区搜集得来，如山本悌二郎、住友宽一、须磨弥吉郎、林宗毅等人的收藏，都是在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购藏，但后来则以具备传统中国书画鉴赏文化土壤的关西地区为永久存放之地。针对这些至今已成为中国书画宝库的关西地区收藏，以下将分为四类来概述。

关西大型的核心收藏：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和藤井善助

首先第一类，可举关西收藏核心的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等人的大型收藏为例。它们都是同时于明治末至大正、昭和（1926—1989）初期，以关西为中心兴起的中国书画搜集热潮中所购得的收藏。当时正逢中国经历辛亥革命（1911），清朝陷入瓦解、大混乱的时期，清内府、亲王家族及高官们将所持有的书画名品陆续在市场上出售，并意图将其运往海外。

罗振玉送别会，1919年。自右起分别为内藤湖南、富冈铁斋、罗振玉、犬养木堂、长尾雨山。

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京都帝国大学的内藤湖南与同事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一行人为了调查敦煌文献来到北京，他们在此所见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景象。后来，他们造访了当时第一的收藏家端方的宅邸，看到以（传）郭熙《溪山秋霁图卷》为首的许多件“令人惊讶的杰作”，那些都是在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中不曾见过的作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内藤湖南对中国书画、特别是中国绘画的眼界大开。回国后，他马上把此次亲身见闻告诉大阪朝日新闻社的社长上野理一，这也成为上野理一转而关注中国美术的一个契机。此时，内藤湖南将他向罗振玉（1866—1940，中国近代金石学家）借观并带回日本的宋拓《圣教序》转让给上野理一，此作便成为上野氏收藏、甚至是关西收藏中最早的一件作品。

紧接着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导致革命爆发，转眼便波及中国各地，被派往四川镇压革命的端方被杀，其收藏品则随之散佚；而很早就察觉局势危急的罗振玉，也带着女婿王国维和家族成员，连同自己拥有的多件文物亡命日本，寓居京都。革命的序幕拉开后，大量的中国书画作品流入日本求售，其流通的窗口便是位于大阪的出版社“博文堂”。当时，随着日本宪政运动的展开，爱好中国书画而且是犬养木堂（犬养毅，日本政治家，1855—1932）支持者的博文堂第一代主人原田庄左卫门，在犬养木堂的引介下成为中国书画进口商。博文堂依赖内藤湖南、长尾雨山（名甲，1864—1942）[长尾雨山，日本明治时期的汉学家，同时也是书画家及篆刻家。上海画坛的领袖人物吴昌硕曾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为日本与中国通过书画进行文化交流的例证之一。]、罗振玉等人来鉴定作品，往来的客户包括关西金融界重要人士兼中国书画爱好者的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小川为次郎等人，以及东京的山本悌二郎、菊池惺堂等。至此，以建构关西地区中国书画收藏为目标的学者、收藏家及文物商等人所形成的理想组合，终于确立了下来。

然而，光是等待那些流入日本的作品，并无法得到名作；就收藏而言，“情报”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一点上，内藤湖南1917年访问北京时，确实碰上了很好的时机。那时，北京正好有一场为赈天津水灾而举办的京师书画展览会，让人每天都能饱览北京当地收藏家以每日轮替的方式展出的数百件上等名作。尤其是完颜景贤（清代收藏家、鉴赏家）的收藏品，继承了已故的端方和盛昱之旧藏，汇聚了包括苏轼《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维《伏生授经图卷》、李成及王晓《读碑图》、燕文贵《山水卷》（《江山楼观图》卷）（以上三件现藏大阪市立美术馆）在内的名品。内藤湖南此时所得到的情报，对于关西地区的书画购藏到底有多么重要，从他自述“景贤旧藏的北宋之前名作，有三分之二流传到日本，其中的一半都被纳入阿部房次郎的收藏”，便可清楚得知。董源的《寒林重汀图》（现藏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也是完颜景贤的旧藏品，而苏轼的《寒食帖》也是由其手中流出，先经颜世清之手，再由博文堂的第二代主人原田悟朗费尽苦心引至日本，而后为菊池惺堂所收藏。

当然，在前述的例子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旧藏来源和获取途径。如罗振玉自己在亡命时所带来的书画名品，包括宋拓本王羲之《十七帖》和（传）王维《江山雪霁图卷》、董源《溪山行旅图》（《江南半幅》），后来也为上野理一和小川为次郎所收藏。此外，关西的收藏家除上述人物之外，还有斋藤董盦和林蔚堂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对这些名品的信息几乎都有所掌握，此点可以从附在作品上的众多题签和题跋，或是个别收藏家所出版的豪华图录之序文明确得知。当时，藏家若入手书画名作，经常会请求内藤湖南和长尾雨山二人题跋。

领导关西收藏活动：内藤湖南开启日人眼光

可以说，内藤湖南经常引领关西地区的中国书画收藏活动，居于指导者的角色。不过，若说到他这番不寻常的热情之最终目的，借用其子内藤乾吉的话，便是 “开启我国人对于中国书画的正确鉴赏眼光”。对内藤湖南而言，他明确地认识到早先传入日本、并且受到日本人珍视的中国书画（特别是绘画），并不是在其来源地中国受到重视的正统绘画，而只不过是地方色彩浓厚的作品；因此他认为，借由实际呈现作品的方式来修正对正统绘画的看法是有必要的。此一主张乃是基于：他发觉自己在北京所亲睹的绘画，和收藏在日本的绘画之间是有一段落差的。不过，这样的看法并不算新颖，明末的董其昌早已提出南北宗论，乃至于后来衍生出崇南贬北的论点。也就是说，始于唐代的王维，下及五代北宋的董源、巨然，元末四大家，明代的沈周、文徵明，一直到清初四王及吴历、恽寿平，这样一个南宗流派被尊奉为正统；而源自唐代的李思训，南宋画院的李唐、马远、夏珪，一直到明代的浙派，此一被视为北宗的流派，则是不值得取法的对象。

而谈到书法时，内藤湖南则尊崇以王羲之为典型的晋唐正统派书风，将那些传入日本的唐代以前书迹和古老的笔法当成有必要研究的对象。当时，日本书法界所流行的是推崇北朝碑版石刻的书风，存在着与晋唐正统派书风不相容的观点。但内藤湖南的主张却得到了关西收藏家们的热烈支持，他们的书画收藏品便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

促成这些收藏家从事收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东方的文物应当保留在东方。这样的想法，在很多方面受到提倡“大亚洲主义”的孙中山及曾与其接触的犬养木堂思想之影响。对此有所共鸣的山本悌二郎，不只试图全面收集中国历代书画名作，还将李成《乔松平远图》等藏品著录在《澄怀堂书画目录》及《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等巨著中。另外，年轻时曾至上海留学的藤井善助，由于目睹了中国文物流散到欧美各国的景况，于是决心从事包括书画在内的中国文物收藏，他的藏品有黄庭坚《李太白忆旧游诗卷》和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名作。

其他类型重要的收藏家：住友家族、桥本末吉、矢代幸雄、须磨弥吉郎、林宗毅和原田观峰

另一方面，尽管关西地区收藏有宋元明清时期的书画，但其藏品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以东洋美术作为主轴，连同日本、朝鲜及中国书画一起收藏。住友春翠和矢代幸雄的收藏，便可视为这种类型。住友春翠是住友家的第十五代主人，以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收藏闻名于世，不过他对中国书画也有所关注，收藏了（传）南宋阎次平的《秋野牧牛图》和清代沈铨的《雪中游兔图》等名作。另外，美术史学者矢代幸雄在大和文华馆创立时，也接受委托从事搜集藏品的工作，得到了（传）北宋末赵令穰《秋塘图》、南宋李迪《雪中归牧图》等珠玉小品。

相较于上述全面性地收藏唐宋元明清历代作品，第三种类型则侧重在明清时期，如住友宽一和桥本末吉的收藏。住友宽一是前述住友春翠的长子，不过他不太关心家族事业，分家后居住在湘南大矶的墨友庄。他的收藏，于明清作品中，又更限定在明末清初的这一段时期，尤其是“明末四僧”石溪、石涛、渐江和八大山人这些所谓的明代遗民画作。他不单聚焦在这些富有个性的优秀画家上，更将足以称为他们代表作的全部精品收齐，如此的收藏特质，使住友宽一的收藏享有更高的名声。另一位桥本末吉，虽然普遍地收藏明清绘画，但其中明末清初怪异画风和江南都市画派的作品，亦可自成一大收藏。在桥本的藏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作为其收藏核心的石锐《探花图卷》、吴彬《溪山绝尘图》、龚贤《云林山居图》等名作，这些全都得自于桑名铁城的收藏；同样地，住友宽一收藏中赫赫有名的作品，八大山人的《安晚帖》、石涛的《庐山观瀑图》也是由此而来。桑名铁城是京都的一位篆刻家，和富冈铁斋等人都有往来。他曾于1897年和1899年两度前往中国，主要在上海、苏州从事收藏活动，在他私人出版的《九华印室鉴藏图录》一书中，光是明清绘画就收录有八十五件。住友宽一和桥本末吉有别于内藤湖南的指导方针，对于一般评价较高的宋元绘画并未予以关注，反而一心一意地购藏明清绘画的诸多名作，可以说他们两人在这一点上更具有前瞻性。

最后第四种类型，是须磨弥吉郎、林宗毅、原田观峰等人所收藏的中国近现代书画。须磨弥吉郎于“二次大战”前，在中国担任了十一年的外交官，利用公务之暇从事收藏，他和当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画家都有接触，大量收藏了齐白石、刘海粟、高剑父等人的作品。而林宗毅是台湾名门林本源家族的一支，后入日本籍，收藏有明清及近现代的书画。其藏品虽有部分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东京国立博物馆，但其中的近现代绘画主要还是捐赠给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至于原田观峰则是大半辈子投入书法教育的书法家，收藏了大量作为书法资料的近现代书画。前述桥本末吉的收藏，除了吴昌硕和齐白石两人之外的近现代绘画藏品也是大致如此。不过，林宗毅和原田观峰在20世纪70年代收藏的这些书画，正好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作品，那是大量书画作品被发还或输往海外的时期，因此，包括清末民初绘制于上海的书画，以及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大师年轻时期的作品等等，大量流向日本，让他们得以挑选、收藏。不论如何，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即便身在日本，也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中国的近现代书画。为了回报这些在关西地区搜罗中国历代书画藏家们的热爱与热情，我们不仅要细心、仔细地欣赏这些作品，更要为了让它们得以流传后世而好好保存。

（作者曾布川宽为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