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流：武汉大学当年没教授

苏雪林本来是在安徽大学当教授的，月薪两百元，名号好，工资高，苏雪林挺满意的，打算在这里安富乐教，但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她无比伤心。当年的安大学风不太好，管理比较松弛，男生可以随意到女生宿舍去串门，经常闹到半夜还不消停。苏雪林除了教授之外还兼任女生指导员，她做事很认真，对这个风化问题很是看不惯，经常去干涉，勒令男生九点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这让男生很记恨。有天，苏雪林从外面回家，经过一片小树林，突然一块小石子飞来，打中她前额，血流如注，到医院缝了几针，在额上留下了一个终生没消的疤痕。

恰在这时，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向她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她往武大任教，同时被邀的还有其好友袁昌英、凌叔华，这让苏雪林有点喜出望外，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往武汉赶。可是，到了武汉，却碰到了一件让她觉得比那块小石子更伤心的事，校方送到府上的聘书上写的是特约讲师，在安徽大学当的是教授，到了这里却是讲师？一块小石子打在她额上，只感到身痛，现在一纸轻慢的聘书却击中心房，让她心痛。在苏雪林看来，小石子是学生打的，学生毕竟是受教育者，少不更事，不值得耿耿于怀，而这聘书却是一所大学给的，其中透露的是对她的蔑视与怠慢。

苏雪林在武汉大学与胡适等人合影，右一为苏雪林

苏雪林的自尊心一直是很强的，当年她还是个文学女青年，是美女作家，在一次文人的派对中，她伸出一只手，想跟迎面走来的鲁迅先生相握，而先生只是向她微微点头，没伸手来接应，这让苏雪林怀恨在心，余生皆与先生交恶。这次武大把她给卖了，让她气愤异常，卷起铺盖又想走人。袁昌英知道后，赶紧来解释：“武汉大学为尊重名器，最高职称只是副教授，一个正教授也没有。你这特约讲师，等于是别校的副教授，将来升格为副教授，等于别的大学的教授了。”

袁昌英所言不虚，在1928年就被胡适所聘担任中国公学教授的沈从文，1931年，他被聘请到武大来任教，职称跟苏雪林一样，由正教授降为讲师，连降两级；而其时名气甚大而且当了文学院院长的陈源，其职称也只是副教授。苏雪林从头数，还真发现，当年武大人文荟萃，少长咸集，还真没一个正教授。这下使苏雪林安下心来，无话可说。

苏雪林在武大

苏雪林职称虽然比较低，但其薪水却不低，当年武大的讲师月薪是两百元，助教一百二十元，其薪水与在安徽大学持平，然而，苏在武大，只专心当讲师，并不兼“班主任”，工作量少了，工资未少，比较而言，她在武大的教学工资是比安大高的。

在武大这里，当教师的“利”可以给你多开，但当教师的“名”却不能给你乱戴。

“武汉大学为尊重名器，最高职称只是副教授，一个正教授也没有。”这可能让我们这代人很不理解，我们所谓尊重名器，就是使劲地批发名器，我们现在是这么做的：对某大学给的教授指标越多，教师职称越高，就表示对这所学校越重视，越看重，就表示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某学校给的职称指标越少，越低，就意味着看不起这所学校，就意味着薄待知识分子。当年的武大价值观却是相反，对教授这名号卡得越紧，卡得越死，就是对这名号保持着敬畏，放得越松，放得越多，就是对这名号不当回事，就是把这名号看贱了。

在武大看来，教授是一个崇高称呼，不是市场上的小菜，也不是专卖店的帽子，不是略有点才气，略有点学识，就可以批发的。比方圣贤，两三千年来，能够戴上这名号的，只是一两人而已，教授虽然没圣贤那么尊，但也很贵的，不能甩卖。世界上许多东西往往是这样：多了，也就滥了；滥了，也就贱了，其反命题是：少了，也就贵了；贵了，也就尊了。当人人都可以叫做大师的时候，把大师当瘪三来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谁还对教授、大师以及圣贤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呢？多则滥，滥则贱。现在喊人做大师，多半用于讽刺场合了。红灯区的女子都被称为小姐，这小姐还值价吗？

额外说个事。我平时很少看新闻，偶尔看了一个新闻，说的是台湾学生到大陆求学，台湾对这些学生的学历很是“歧视”，除了有限的几所大学台湾承认学历之外，其他大陆大学，在台湾是不被认可的，粗粗一看，我还挺愤青的，台湾居然还歧视大陆大学，怎不让人出离愤怒呢？细细一想啊，这不是歧视，而是正视。教授如果也搞“大跃进”，那学历当然多有注水的了。人家需要干货，台湾要挤一下大陆学历的水分，不也是很正常的吗？两岸的其他事情不好说，最少这事情，在我看来，不是政治事件，只是学术尊严话题。

（原标题：《当年武大没教授》，摘自《民国风流》，作者刘诚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