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徘徊在“临时的家”：婚外包养打工妹的困境

2007年，时隔一年，我重访了广州和宁波。在广州的贵州打工妹阿芳结束了三年多的婚外包养生活回到老家。阿芳从农村来到城市付出了情感和社会代价，而包养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为她提供了一个临时避风港。

19个被访者

阿芳是19个受访者之一。我于2005～2007年在广州和宁波两地进行了田野调查。主要的田野调查工作于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在广州完成；我于2006年2月和6～8月在宁波进行了3个月左右的补充调查。通过一年的田野调查，我共收集了19个婚外包养的案例，其中5个是过往案例（调研时双方已分手），另外14个是正在进行中的案例（调研时关系仍继续）。调研结束时，我正式访谈了19个案例中16名被包养的女性和4名男性，并对另外3名男性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的访谈。

19个案例中的“二奶”们，主要分为四类：生活在广州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年轻时尚的广州本地女孩，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外地姑娘们，以及在广州郊区的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38岁，没有人上过大学；8个是广州本地人，受教育程度大多是高中或初中，另外11个是外地女性，大多在初中或小学就辍学了。

她们的男伴年龄跨度在35岁至六十几岁，17人来自中国大陆，2人来自香港，其中3人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3人是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12人拥有（过）中小型企业或经商，但其中3人在调研时生意已破产，依靠打零工谋生，还有4人长期从事广义上的工人阶层的工作（比如工长、销售员或出租车司机等）。

他们的关系维持了10个月到数年不等。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对，在我开始调研时，已将近9年；调查结束时，他们仍在一起。大多数的受访者都将身处的亲密关系视为一种暂时或过渡性的权宜之计。正如阿芳说的“今天不知明天事”。

阿芳的故事

一个春日午后，我来到阿芳家中。她和男友阿建住在沈家村一套二居室的公寓里。

阿芳26岁，老家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在她念小学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独自抚养她和弟弟。小学毕业后，阿芳成绩不好，就不再上学，跟着母亲一起去菜市场卖菜。19岁那年，阿芳看到村里出去打工的女孩子带回来的漂亮衣服和新鲜玩意儿，萌发了外出打工的念头。尽管母亲反对，她还是跟着老乡跑到广州。

在广州几年，她先后在制衣厂、鞋厂和玩具厂工作，每天在流水线边上站十来个小时，做计件工，每月能挣到400～800元。打工生活辛苦单调，让人疲倦，但阿芳享受用自己挣的钱买东西的快乐。最难驱散的是孤独感，内向而敏感的她常独自落泪，直到遇到阿强。阿强在桑拿房跑堂，做的是粗活，却是一个温柔的爱人。他会在阿芳情绪低落时鼓励她，在她失眠时安抚她。虽然阿芳家里反对，但这对年轻的情侣打算存够钱就结婚。为了挣快钱，阿强背着阿芳加入盗窃团伙，后来案发被判入狱7年。

深感无助，阿芳选择了放弃，对阿强从失望转为怨恨。为了逃避痛苦，阿芳努力加班，不加班的时候就和打工的伙伴一起吃饭玩耍。一次和朋友们外出吃夜宵，她认识了潮州人阿建。阿建对她有兴趣，初次见面后就频频约她吃夜宵。阿芳不是特别喜欢阿建，但为了打发时间，去了几次。两个月后，阿芳暂住证过期被抓。阿建闻讯赶到收容所，把她赎了出来，接到家里，让她好好休息。

阿建在潮州有个家，和老婆生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与很多潮州商人一样，他20岁出头就出来打拼，一年回家两三趟，待不了几天。在我做调研的那段时间，他主要经销老家的小工厂生产的手工饰品，比如帽子、皮带、手袋等，生意做得马马虎虎，但够养活他的两个“家”。

对阿芳这样的打工妹而言，进入包养关系往往是一种非预期甚至应激性行为。这些外地女性在进入包养关系前，都在工厂或餐厅打工，工作辛苦、单调且收入微薄，常伴有身体疾痛和精神压力。她们平时住在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一间超过10个人。宿舍制度方便了资方对于劳动力的管理，但在狭小的宿舍空间中，个人的诉求被压缩到最小；而且，舍友间无法避免的互相干扰，容易造成彼此的关系紧张和矛盾。对流动人口的管制措施让她们不时面临驱赶和暴力的威胁。异化的劳动、社会的排斥以及与家庭的分离，使这些年轻女性在打工生活中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一些受访的外地女性也曾尝试与男性打工者建立恋爱关系，以此获得情感满足和生活意义，但因为经济压力、家庭反对、工作流动性等原因，这些恋爱关系并不稳定，关系的破裂又会给她们造成新的困扰和伤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段经济稳定的、有共同居所的亲密关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为阿芳这样的漂泊者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感觉像“家”的地方，可以使她们在长期艰辛的、缺乏乐趣的打工经历之后，获得一丝解脱，甚至可以“玩几天”。

阿芳在搬去和阿建同居后就辞职了。不同于城市女性——包养关系是她们长期被供养生活的一个过渡性替代，大多数打工妹放弃工作一半出于自愿，一半出于满足男友的要求。她们的男友出于各种考量，往往坚持甚或强迫她们放弃工作待在家里。首先，这是一种关心女伴的方式，使她免于辛劳；其次，这也能确保她的精力完全投注于家庭。此外，这样还可以减少她结识其他男性的机会，以保证自己对这段关系有更多掌控。

然而，离开工作场所、脱离熟人视线，使得这些女性与她们在城市中的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脱离开来。

和阿建同居后，阿芳渐渐退出了原有的社会网络，与此同时，她也未能与所居住的社区建立有效的社会连接。除了每年一次回贵州看望家人或偶尔去市中心“大采购”之外，阿芳很少离开沈家村。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家做家务或看电视；实在闷得发慌，她会去楼下阿靓的档口打麻将或做手工活。她在沈家村没有朋友，她不和人们谈论自己的生活，也几乎从不请邻居去她家。如果遇到困难，她尽量自己解决，不想让邻居们知道。由于自己身处的关系有悖主流道德，阿芳刻意与邻居们保持距离，以避免为他人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必要的，就不要让别人知道，”阿芳颇为愤慨地说，“被人在背后说感觉很不好，他们也没有资格说这个，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你何必说？！”

阿芳设想的几个月的“清福”，到2006年已经持续了两年多。阿建负担两人每个月大约1500元的开销（包括500元房租）。阿建内向寡言，习惯独自面对生活上的问题。他偶尔会和几个相熟的老乡喝几杯，在兴头上大聊一通。除此之外，阿芳难得看到他兴奋话多，也很少看到他生气发怒。

尽管不甚满意，阿建俨然已经成为阿芳在广州最信任和亲近的人。她习惯跟他唠叨每天自己做了什么，有些事情一时难以决定，也会征求他的意见。

在我的调查中，一些进入包养关系的打工妹与男伴之间往往有着强烈的情感依赖。对像阿芳这样的打工妹而言，成为他人眼中的“二奶”不仅使生活能有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一关系为她们构筑了一个家。男伴的喜爱、关心和善待——在困难时的帮助与安慰以及日常相处中的关心与疼爱，使她们在城市中获得了一份人性化的生活和一定的归属感。脱离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关系网后，她们极大地依赖于一种与已婚男性之间的“伴侣纽带”，尽管这往往并不是她们所期待的“浪漫爱情”与理想的婚姻生活。

阿芳知道她同阿建的关系不会长久。阿建一开始就告诉过她，他不会同老家的妻子离婚。阿建的妻子朴实勤劳，为阿建抚育了两儿一女，尽心侍奉公婆，还在当地工厂里打零工贴补家用。事实上，阿建看上阿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跟自己老婆长得有点像。但他不能一直待在老家，潮汕文化鼓励男人们外出经商赚钱，回家光宗耀祖。

在阿芳眼中，阿建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他不善言辞、过于实际，与阿芳期待的相亲相爱的婚姻生活相去甚远。阿芳坦言，即使阿建离婚，她也不一定会嫁给他；她仍然希望找到一个心心相印的伴侣。她甚至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会和阿建在一起这么久，“我就是傻，书读太少了。我跟他又没钱又没名的，不知道图什么”。

阿芳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她和阿建的关系迟早得结束，但她也不想回到贫穷的乡村同自己不爱的男人共度余生。作为二奶，她还身陷更为尴尬的处境。和阿建同居后，她很少有机会和其他的男人深入接触，建立有婚姻可能的亲密关系。

阿芳身陷的困境，是我所调查的一些外地打工女性共有的。她们怀揣着梦想走出农村，在乡城迁移的颠沛流离中，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个体的努力缺乏意义，生活只是一系列的不幸、困苦和挣扎的组合。这样的打工妹人生轨迹，嵌入在工厂的生产体制、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父权制婚姻体系之中。在高度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的乡城迁移经历中，一些像阿芳这样的打工妹往往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情感支持。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的临时性替代。成为二奶，只是她们失意人生中的一段中场休息；她们在这个“临时”的家中，抵御着残酷的外面的世界，获得些许的尊严、温情和慰藉。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温情的家也将她们与外部世界及可能存在的社会资源进一步隔离，使她们陷于越发边缘的处境。

欲望与尊严

婚外包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途径。在关于欲望的“表层故事”的背后，我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深层故事”。

我将尊严视为与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相结合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人的价值得到平等尊重，主要表现为人性化存在、自我价值感、群体（社会）承认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所区别但又彼此关联。人性化存在与社会中他人、机构与制度的对待方式密不可分，构成自我价值感的基础层面；而自我价值感关乎自我认同，高度依赖他者的认可，尤其是生活世界中的重要他者的承认。

我认为，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恰恰构成了在婚外包养这样主流道德之外的亲密关系里的伦理支点。这里的伦理关乎“我该如何生活”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判断，因此，必须将对特定亲密关系的理解放到人们更为复杂漫长的人生轨迹中。毋庸置疑，由于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差异和其所处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不同，他们对尊严的诉求各有偏重。比如，一些打工妹高度看重男伴给予的关切和爱护以及一个稳定的家，从而逃离进城打工过程中“异化”的生活——身体上、社会关系上和情感上的多重异化，获得尊重、关怀等基本的人格需要。另一些打工妹通过包养关系同时获得经济资源，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生活，生成“我也可以过想要的生活”的自豪感。

进城务工的打工妹群体大量进入城市进行高负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贫富差距扩大，男性气质与经济能力高度挂钩，低收入的男性被当作没能力、去男人味；女性群体被结构性地剥夺在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难以独立获得消费主义营造的理想生活的可能。此时，私人领域成为人们获得尊严的替代选择，尽管进入的可能是一种受主流婚恋道德所谴责的亲密关系。

欲望与尊严都与现代个体的兴起密切相关。欲望成为个体认识自我、建构主体的核心内容，而尊严则关乎他人及社会的对待方式，以建构完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个体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欲望的表达与实践，还包含着对自我价值、个体认同和社会承认的新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尊严的生活——个人得到尊重和认可，建构有意义的自我认同，既是现代社会基本的正义需求，也成为迈向个体化时代生活伦理的基础。

[以上内容节选自《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肖索未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中导论、第四章，以及结论章节。经授权刊发。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