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观察︱都柏林三万套空屋，他们却无家可归

Jenny Quinn是生活在都柏林的一位单亲母亲，她有一份全职的秘书工作，原本和儿子租住在城郊一处两室公寓。直到2017年初她的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悲剧。她很快丢了工作，房东又决定结束租约卖掉房子。市面上一套差不多条件的公寓月租超过了1500欧元，Quinn没办法及时申请到公屋，他们只能成为无家可归者。

11月底，《卫报》的专栏作家John Harris采访了Quinn，此时她和10岁的儿子已经在一个十平米的房间内住了两年，屋内最基础的家具是一套双层床。

这里是爱尔兰政府划归的无家可归者“中心”，Quinn居住的这栋楼共有35户，其中大多数和她一样都是单亲母亲。

但这处庇护中心却有着一段颇为黑暗的历史。20世纪，爱尔兰天主教会建立了数个济贫院，超过一万名单亲母亲和性工作者被禁闭于此，他们被强制进行义务劳动，无偿，没有社会救济金，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1993年，人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乱葬岗，内有155具女性尸体。

“这里的墙面都向外渗着负面情绪”，Quinn称她能做的只是尽力不让儿子知晓这段恐怖历史。最近，十岁儿子已经有了焦虑症，“他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他不是一个易怒的小孩，却很孤独”。庇护中心里没有同龄的孩子，大部分还是婴儿，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只能和游戏机作伴，戴上耳机和同学们联络。

除了这处中心，Quinn也有其他选择。有的救济会可以提供少量资金作为过渡，但她表示这于事无补，即便她能勉强找到一处居所，但当有限的救济金用完，或是房东决定出售房产，她和儿子只能重回老路。

Quinn并非个案，她告诉Harris自己朋友们的状况。“我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有全职工作，三年前他们从新西兰搬来都柏林，现在还住在父母的小房子里。还有个朋友，三十多岁也没办法搬出去住。”

原本收纳杂物的小木屋成为如今许多年轻一辈的常见住处。

年轻的大学生们也面临同样窘境。Conor Reddy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大学生，眼下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告诉Harris这在都柏林普遍，在市区有地方住已经很幸运了。他的一个朋友住在农村，大一、大二，每天花在通勤路上的时间超过4小时，开车或是搭巴士。

“人们通勤的距离和时长都太可怕，他们没办法参与校园生活，因为通勤之外，他们压根没有时间。”

据统计，2017年至今，都柏林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增长了20%。整个爱尔兰境内无家可归者超过一万人，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他们只能借助在父母或亲友家，或是如Quinn一样暂住在条件糟糕的庇护所内。

矛盾的是，这座城市并不缺住所。另一项统计表明，光大都柏林区就有三万套房产长期处于空置状态。

但对于房东而言，心仪的租客永远不是Quinn或Reddy。

Harris拜访Quinn的前一晚住在市中心的一处Airbnb，一整晚房费95英镑，其中包含43英镑的清洁费。有产者更愿意通过Airbnb这样的短租平台获取收益。

这只是危机的一部分，无家可归者的竞争者们还包括高薪的外来者。由于爱尔兰对企业收取较低的税收，都柏林成为诸多跨国企业的总部位置，包括Facebook、TripAdvisor、LinkedIn、Twitter、Google、eBay、Airbnb。这些企业的高薪雇员们使得都柏林的租金水涨船高，目前平均月租已经超过了1900欧元。

而随着英国脱欧，一些人担心，更多企业会从英国搬去爱尔兰，加剧Quinn们的悲剧。

无家可归者住旅店，游客和外来者才有权住在“家”里，人们抗议，这是21世纪都柏林的悲剧。

Harris采访了长期研究住房政策的Rory Hearne，Hearne比较了不同时代的公屋建造数量，1970年代，都柏林有三分之一的房屋都由公共部门建造，但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5%。

一面是持续减少的公共住房，一面士绅化、游客和跨国企业带来的高薪者都在抬高租金，本地低收入者不断被驱逐。

这场住房危机激化了更多社会矛盾。今年夏天，这些被驱逐者开始了抗议。

8月，一群抗议者举着 “夺回城市”（Take Back the City）的旗号占领了一栋建筑，这里名叫“夏季山庄”，此前一直被用作留学生公寓，450欧元一个月，一个房间可以住四五个人。

“夺回城市”的第二站是另一栋空楼，12天的占楼行动最终被保安和警察驱逐。

10月，他们聚集在都柏林码头，在Airbnb公众开放日占领了这间公司的总部办公室。

11月底，爱尔兰无家可归者及住房联盟组织了一次抗议，他们希望吸引数千人集聚市中心，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恐惧，强调居住是一项基本人权。抗议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将都柏林闲置的土地和房产进行强制交易，作为公共住房的补充，保障租户的利益和租金公平，空置房租，以及在都柏林完全禁止Airbnb及其他短租平台。

都柏林的抗议仍在持续。当然，这并不只是爱尔兰首都的危机。

去年，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Matthew Desmond出版了《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讨论美国愈演愈烈的住房问题。

同样的危机正在各个大城市上演。英国至少有32万人无家可归，其中17万就生活在伦敦。哥本哈根，2009年后，年轻的无家可归者数量增加了75%。2013至2017年，华沙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37%。而雅典，每70人中就有一个人无家可归。即便是在被认为社会福利较好的德国，人们同样在担心住房危机，特别是当政府将大量公共住房卖给私人开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