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段涛：“救救产科”，不是哭穷，不是要同情

·出生人口数量对产科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还有很多大环境的影响，包括整个经济形势，国际合作与交流，甚至也包括社会中人们的心态变化。

我们做产科的，相对来说比较单一，所涉及对象、领域都有确定性，但是，产科也恰似一个窗口，可以透过这个窗口，看到整个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就学科来说，一个学科的发展首先体现为有成规模的量，医生是成规模的团队，有足够的临床经验的操练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生人口的数量对于产科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了数量之外，还有很多的大环境的影响，包括整个经济形势，国际的合作与交流，甚至也包括社会中人们的心态变化。

生育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社会整体的以及民众心态变化的反映。就当下来说，各种各样因素的叠加，导致出生率下降，也由此使整个产科学科的发展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这是我写《救救产科》一文的基本出发点。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有的人看着有点“标题党”的意味，但作为“剧中人”，我确实对此忧虑重重。

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话概述一下当前我们产科的境况，那就是三句话：分娩量断崖式下跌；产科医生收入明显下降；再这样持续下去，队伍很难保留下去。

就我们医院来讲，接生最多的那一年是2016年，全年接生34000人，当然我们应该是全中国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那年如果我们不踩刹车，可以超过4万人。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对我们医生护士的工作状态，有一个纯属开玩笑的指标——闭经指数。

当时产科有很多年轻女医生，她们需要在妇科、产科等各个部门轮转工作，当她轮到产科的时候，很多年轻医生就会“闭经”，因为太忙了，工作生活节奏打乱了，那种状态近乎疯狂。尽管这样，那时候我们业内还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因为大家看到的、想到的，积极面占据主导地位。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发展好，人口的增长也好，大家的心理状态也好，达到一种双向奔赴的平衡。

事情的发展都是相辅相成的。有了一定的规模，就有了学科成长的条件。新技术的应用机会多了，与国际同行的交流频繁了。那个时候我们开一个学术会议，老外都非常愿意来，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是一个蓬勃向上的状态，你走在马路上都会看到、感受到那种状态。可以注意到，我们的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团队、技术等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尊重。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任何事情的变化都有一个过程，其背后的原因也非常复杂。

以二胎政策放开为例，我当时有两个判断：第一，二胎“红利”的释放不会超过3-5年；第二，比较大的增幅可能发生在山东。果不其然，最后的数据表明，山东的增幅是最大的。中国有三个人口大省：山东、广东、河南。仔细分析有一个现象，山东的年轻人考公务员多，体制内纪律严明，所以计划生育一直做得很好。河南、广东等地，计划生育往往有“缝隙”，想生二胎的，不少人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如愿”了。

回过头看，二胎开放政策的释放，2016年是最高峰，2017年就开始下跌，基本上是这个趋势。我们原先是有预见的，但没想到后续发生的变化会那么快。从分娩的数据来看，2016年是1786万，接近1800万，到2023年就是八九百万了，7年时间跌至1000万以下，出生人口数量呈现断崖式下跌。

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有一种说法，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成反比例关系。这是一个很难去打破的魔咒，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当然，我写《救救产科》，不是要哭穷，也不是希望大家对产科产生同情，很多人对我这篇文章有误读，甚至有人认为我是危言耸听。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在严峻现实面前，我们的产科如何得以发展。我要呼吁的是，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再过几年整个学科就可能往下走，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来产科，真如此，问题就真的大了。

这个话题后来破圈，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说，产科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我们也注意到，3月27日，国家卫健委也发了《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算是与我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卫健委的通知与我的文章有什么关系，但毕竟大家“想”到一起去了。

国家一个政策的出台，需要有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判。相关议题，我们行业内已经有很多次讨论，也提过很多建议，所以主管部门也肯定会有研究，会有回应。但是在时机上，我的文章或许对国家卫健委通知的出台起到一个助推作用，或者说起到一种烘托气氛的作用，对此我非常欣慰。

从政府主管部门的原则性意见出台，到具体政策的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各个省市，省市的主管部门，再到各家医院，这个政策执行的链条，如何环环扣紧，无缝衔接，配套执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把产科作为一个观察社会发展的窗口，包含很多相关问题。总体而言，我们产科的学科发展，取决于社会对产科的需要，而如前所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近些年来出现了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的问题，也出现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问题，这不仅仅给我们产科的发展带来挑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很多国家都在采取一些政策性的措施，鼓励和支持年轻人生育，表明政府的积极姿态和回应。

回到我们产科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发展，确实是一大挑战。随着生育率的走低，很多医院都在压缩产科、很多年轻医生也不愿意来做产科，这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我呼吁政府对产科的重视，一是希望政府能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鼓励并支持年轻人的生育，尽最大可能来保持能够促进一个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出生率。生育的问题，是涉及到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提到国家的层面上去认识、去关注。二是希望改善医院的内部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产科是有别于医院其他科室的一个特殊部门，这是不用多加解释的。

产科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也是唯一一个对应着好几个产业的部门。譬如说，产科的分娩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的是儿科，因为孩子少了，儿科的业务也少了，相应的，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和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产科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哪一个科室都不会像产科这个样子。正因为如此，产科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科，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政策，是国家的基本政策。

（作者段涛，系知名妇产科医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主任医师、教授。2024年2月28日，段涛在个人微博“段涛医生”发文《救救产科》，“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明确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并要求完善政策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