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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项城“天天问”:已知世界有限,“未知”更为重要
4月14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推出中国艺术家胡项城近年来最大型的个人展览项目——“天天问”。展览将遴选艺术家1970年代至今各个阶段的绘画、影像、雕塑作品及资料,并呈现他根据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建筑历史与特定空间实现的多件大型装置新作,以作品不断发问、思考着当下与未来。
展览也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的延续。围绕这位出生在上海、游历世界与民间的艺术家个案,展览以期为中国当代艺术梳理提供更深维度的思考,并开启更多可能性的对话。
展览现场,右为大型装置作品《十万个十年计划》
展览同名的声音装置《天天问》率先叩响了主题,这件手摇机械装置并置了365件古今中外运用自然材料的生产生活物品,机械转动之后,物体打击乐与人声即兴合成的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指向了人类对万事万物的天天发问——“‘天天问’也是‘事事问’‘样样问’,其中包括着广泛的探索和追求。展览也关乎一些过去的人与记忆,我们一生当中受到很多的恩惠,受到很多眷顾,作为艺术家最好的感谢方式就是以自己的作品来表达,为我们下一代做一点微弱的贡献。”胡项城说。
展览现场,声音装置《天天问》(细节)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序厅的大型装置作品《十万个十年计划》则展现对一百万年的想象,表现了艺术家对现实、未来乃至宿命的超然心态。
对于展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在4月13日的开幕仪式上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当代艺术展览,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生产的一个结果,也不是一个创作的结果,它更像是一个讨论的现场,它会跟随着艺术家和观者的思考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一切都在进行当中。”“那些废弃的工业材料、日常用品、被抛弃的雕塑,还有工业遗迹的残骸,到他的手里就好像被换魂一样。所以不仅仅是艺术家在问,也代表着历史在发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更像是一个拥有许多玩具,并且一直在和这些玩具打交道的一个大男孩。他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也是雕塑家、装置艺术家,更是一个哲学家。”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南条史生说。
胡项城工作照,2024年。艺术家供图。
胡项城1950年出生于上海。从幼时观察虫蚁、读《十万个为什么》、在父亲废弃的宣纸旧账本上的随意乱涂开始,“好奇心”便是他理解和体验世界的原动力。1970年胡项城随孟光学习素描,1973年,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求学。彼时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绘画风格各异,闵希文,王邦雄,陈景和,孔伯基等老师培养了胡项城博采众长、力求艺术奥秘的创作方式。毕业后,他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随后在学校委派下援藏教学,在西藏的经历对他艺术影响至深。
援助西藏大学教学出发前胡项城(左三)与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于火车北站,1978年。艺术家供图。
1986年,胡项城留学日本,主修造型学、民间工艺学与当代艺术,之后旅居非洲与欧美及世界各地考察创作。丰富的经历,以及在工厂农村的社会实践使胡项城对表达形式的多元实验保持着恒久的冲动。从复杂的社会实践回归纯粹的画室后,用他最为娴熟的绘画来释放百感交集后难以言说的复杂思绪,一件件作品将思绪从手心、笔端徐徐释放出来。
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在布展最后一日专访胡项城,他行色匆匆不断调整和完善展出作品,雨夜离开时,在门口与作品来了张合影,还不忘探讨作品中的点线、与建筑落地玻璃上的装饰,以及路灯黄晕的关系。
胡项城在布展最后一日接受专访后,离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时,谈到画面与环境的关系,
展览开幕当日,胡项城与乐队的现场表演构成了作品《天天问》的一部分,年过七旬的他,用上海话来了段Rap,让人看到了艺术家的多面。
展览开幕现场,胡项城与乐队的现场表演。
以下为胡项城自述
展览叫“天天问”,众所周知屈原的《天问》,我借鉴他的说法。但是“天问”可能不是简单的“对天发问”,我觉得是“事事问”“样样问”,其中包括着广泛的探索和追求。我们已知的世界是有限的,艺术家总是要表现真实。
展览现场,胡项城手稿
西藏对我影响至深
那么是真实呢?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就不真吗?产生这个想法其实与我在西藏的经历有关。在西藏早期,我也画风土人情。但当时我待了两年,时间久了后,就能看到不同地域和习俗背后的人生态度。我在带学生写生时,从山上摔下来,当时有点危险。后来得苏州医疗队救治和西藏学生热心照料,十余天后我回了上海。
胡项城在西藏,1978年。艺术家供图。
回上海后,西藏异域风情的视觉表象后的精神思考开始上升,我开始思考对死亡的态度和存在的意义,也对不确定的东西产生兴趣。有些东西像是“黑洞”,我们通过科技手段知道到相关理论,也了解它的存在,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是人类存在很重要的一部分,西藏的经历,让我感到“未知”的重要的。
胡项城与西藏的学生,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艺术家供图。
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的共同影响
西藏之前,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上戏和其他美术类学校不同,因为没有美术专业,只有舞台美术系,主要画布景,在当时没特别实际的任务要求。
虽然上戏师生好像都在模仿西方现代主义,但大多没看到过真迹。后来我到西方面对现在主义绘画,和当时上戏画的不太一样(或者说有点像,有点不像)。这也造就了这所学校特别的个性,甚至毕业创作还会依托声光电等媒介做装置作品。学校对我作用很大,没有同一种画法,也没有一个标准。
胡项城于延安西路家中实验创作,1985年。艺术家供图。
在学校期间我们进行了许多、自以为的现代主义训练,同时,也受到中国画的影响。
比如“谢赫六法”中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气”看不见,画画看得见的,但画画的最高境界是达到看不见。再是“韵”我理解为声音,画中根本听不见声音,但是要表达出声音,这对我是非常有影响,想到当下讨论的人工智能是否取代人的艺术创作,我感觉很难,虽然我不知道将来AI能达到什么程度。但人类画一根笔直的线,也许没情感,但稍微有一点的倾斜或弯曲,马上发生了情感。如果我左边画一根,右边画一根,中间不画空出,虽然没有线,但有分量和“气”在其中,这是作为艺术家非常重要的感觉。
胡项城,《某日记事之二》,2016年,布、混合材料,230×170 cm。艺术家供图。
科学、数学的理论与艺术家训练预判力也是相通的,画面中点线色的关系,有着不比数学简单的判断,一根线连接一根线,甚至一百根线都是偏的,最后一根根借过来了。线的速度、均衡,都有讲究,整个过程极其复杂,需要在一瞬间判断,在无序当中寻找秩序,但这个秩序是不可重复的,发生第二次就没意思了。
展览作品
这看起来是讨论形式,事实上不是。思想、对世界的看法都表达成为一根线,有时候一条没有阻力的线、很流畅,但没有阻力,就没有分量。……其中包含很多,和我西藏非州的经历有关。
胡项城,《临》,2015年,布、混合材料,190×280 cm。艺术家供图。
写字(书法)太好玩,不能现在先“玩掉”
后来,我走过一些国家,通常一待就比较长时间,也经常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包括在上海,我大部分时间不在市区。在乡村生活,我感觉更加真实。作为艺术家就要贴近真实的生活和状态,所以我的作品并不是说追求某一种风格,我觉得写实和抽象没有界限,所谓具象只不过是画实在的物体,物体分解成物质后,就成了抽象。
艺术不是画外在,还是画内心,比如之前提到的“气”,气根本看不见,却确实在艺术中可以表达。像是怀素的草书,一笔“摔过去”,线之间是飞白,线本身是不一定存在,但存在于观者心中。线飞过去,动势还在,观者可以填进去。但如果实际存在,就没什么意思了。这也是中国画理论,我还没开始写字,要等我很老了再写,写字太好玩了,不能现在先“玩掉”。
胡项城在非洲创作,1992年。艺术家供图。
画画作品中“应有尽有”不易,“应无尽无”更难。比如,这次展览的海报作品是一张我在非洲画的手稿,在几千张手稿里突然出现这样一张,我非常激动。我有一种宿命论,有时候东西找不到了,我一点不难过,不该来的就不来了。我非洲运回来的东西和画有一些找不到了,丢了就丢了,这张手稿的原作也已经没了,但正好复印过,贴在本子上,这张就带回来了。
展览海报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复印的,人不是简单的存在,每个细胞都和遥远的过去有关,也会连接到未来。我们面对现实社会,不一定用艺术表达,也可通过换换工作、做做木工,修什么的都可以,想到就要做。这样做艺术也比较真实。因此社会上的事,我大部分时候也会将其放到宇宙史、人类史,或者微观世界去考虑。
展览展出的艺术家手稿
虽然写实我也能画,但我对不确定的东西更有兴趣,有时候特意营造或维持一个形式对我而言很难,所谓个性往往是无法摆脱的,手下表现的就是自己的风格。普通人的生活,有七情六欲,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作品肯定会有变化。艺术教育也是如此,面对不同的学生,要发现他们的个性,因势利导,不然反而毁了学生。
展览现场
老师就是老师,无论有没有名气
我一开始自学绘画,后在孟光老师那学画,后来到了上戏,遇见了闵希文先生,他是赵无极的同学,后来留法未能成行,在上戏图书馆工作,再在上戏任教。我和闵希文先生相识时,他在图书馆,他介绍很多东西给我们看,他一辈子在研究现代主义,很愿意和我们分享。所以那时,我们知晓的修拉、马蒂斯等画家,这都是他和我们讲的。
胡项城(右)与闵希文(左)于上戏画廊个展,1986年。艺术家供图。
那时候的老师都很有趣,像颜文樑先生是很客气的。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非常有教养、有定力。我从西藏回来,颜文樑老先生至少80多岁了,他听说有个年轻人画了一些画,当时油雕院的一个朋友陪他到我家,我家住在3楼,我记得他很慢地从楼梯上来。
他一张张看我的画,他边看边以一口苏州话说“各张么啥”“各张么啥”,我一开始想“么啥”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是“没问题”。他说边上的痕迹很重要,我想他画水彩、画油画,比较注意这些,他的人品教养很让我感动。
颜文樑(左三)于胡项城延安西路家中观赏指教胡项城(左二)从西藏带回的画作,1980年。艺术家供图。
还有陈景和、王邦雄老师。陈景和老师是非常单纯的艺术家。改革开放后,教学可以画人体了,他就说,画人体不光是线条优美,也有轮廓的优美,其中包含着一种形态与另一种生命的关联。 他后来到美国与好友们在遊走中创作,很随性的自由艺术家。王邦雄老师除了绘画外,在其他方面学识广泛,对中医、道家思想等都有研究。不只对我,对很多学生都有影响。我想老师就是老师,无论有没有名气,教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胡项城与上戏师生及同学于上戏画廊个展,1986年。艺术家供图。
我这次展出有一件作品,叫《你的气息依然》也和这些老师有联系,到了我这个年纪,上一代的老师差不多都走了。人总是要走的,我们总会在另一个世界见面。我接受了很多老师的恩惠,尽力做好作品不负师恩,尽量把恩惠传给下一代。
展览现场《你的气息依然》
《你的气息依然》手稿
希冀作品让人保持希望、给人带来活力快乐
包括此次展览中,最大一件作品《十万个十年计划》,也就是一百万年,这件作品源于我儿童时代读过的《十万个为什么》。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世界上有战争、有自然灾害,也有生物技术的革新,未来会把人变成怎样的状态,也是一个谜。但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希望能从容应对,命运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但无论碰到什么都要保持希望,所以我这个作品里有8亿年的玄武岩、有火箭的残骸、还有鹿,有《十万个为什么》……但无论怎样,要保持希望和快乐。
展览现场,《十万个为什么》
我不希望我的作品太严肃,即便严肃的事我不希望太严肃地去做。我的作品不想为某一个阶层的人服务,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经验在其中,不光是我的,还有我的老师们,我只是个二传手而已。
展览现场
我也有自己特殊的、跨越国界的、城乡两级的经历。这是我的福气,很多人都没这样的机会,我运气好,就有责任把这些经历和体悟做出。
照片中从左至右:蔡国强、胡项城、方增先、张健君、陈箴,后方作品为胡项城与蔡国强合作作品《心像图》,1986年,上戏画廊。蔡国强工作室供图。
开放的上海,才有上海双年展的持续
与上海双年展的缘分要从1990年代初讲起,方增先到日本访问,提起在上海美术馆做个展,我们在上海,日本来回多次,那时,郑胜天老师,以及张健君等美术馆的人也都在提做双年展的事,延续到1993年。上双能持续做下去,也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有相当的宽容度,很多事情上海人见怪不怪,也不会因为某件事情自己看不懂,挑战了自己的认知而竭力反对,上海人的态度是,我看不懂,但存在总有道理,无所谓懂与不懂,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展览现场
上双的价值在于持久性,年轻一代接手持续发力做得很棒,每一届都不容易做,即便疫情期间也在坚持做,这很了不起。中国需要多元平台为民众服务,上双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给艺术家展示,让国内外艺术互相了解。对于中国如此大的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方法都不算太过分,文化需要多元,那些古代经典要保持住,我能力有限。但也关注传统中有意思的价值偶然策划雅集,做乡村乐队、关注生活方式。艺术的多元——喜新不厌旧,不薄古人重今人。
展览现场
展览将持续至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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