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广西博物馆藏“刘永福军旗”辨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通常称为“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个定名容易引起误解。笔者发现，这是刘永福部下刘明光的营旗，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制备，与刘永福本人的抗法活动缺乏直接关系。

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钦州刘永福纪念馆复制品

“两广督标福军后营”是什么？

刘永福黑旗军在中法战争后期被清廷官员叫做“福军”。张之洞收编黑旗军，也沿用“福军”称谓。当时的军队“兵为将有”，用将领名字号中的一字命名营队十分普遍，如冯子材号“萃亭”，他组建的军队就叫“萃军”，唐景崧组建的营队直接叫作“景军”。

中法战争结束时，冯子材无限风光，刘永福却十分落寞。云南总督岑毓英、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都不想收编福军，一方面是两省财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刘永福有过反清经历，与越南“游勇”关系过密，怕引起麻烦。张之洞为君分忧，答应做好黑旗军的善后工作。正如他给朝廷的电奏所言：“刘永福法必不容，然万不可不庇。”对如何安置黑旗军与刘永福，他伤透了脑筋。开始时候，张之洞的想法是让刘永福衣锦还乡，计划把福军安置在上思、钦州一带，这个方案已得到朝廷批准。但幕僚警告他，此地离越南太近，不免生事，若越南“游勇”过来投靠，刘永福加以庇护，会引起法国方面的反弹，外交上非常被动。张之洞第二个方案是将福军放在海南岛，被朝廷否决了。不得已，张之洞只好把福军调到广州，列入“两广督标”即总督直接指挥的部队。

黑旗军在开到广州前进行了缩编，编为五个“底营”。所谓保留“底营”，是遣散普通兵勇，保存骨干，即一旦发生战事可以快速扩充为完整营队。晚清勇营营制，一个营500人，但一个“底营”只有200人，福军保留5底营1000人，放在“两广督标”之下。为彻底控制福军，张之洞让年事已高的碣石镇总兵李扬陞退休，腾出位置给刘永福。有了总兵职位，进入“提镇大员”行列，刘永福才不会重新“造反”。

福军编入两广督标之后，5底营按照习惯，分别叫做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刘明光任其中的后营管带（营长），每个营有自己的营旗，这就是“两广督标后营管带刘”营旗的来历。中法战争早在1885年春结束，这面营旗的制作时间在1885年底或1886年初，与刘永福本人、黑旗军抗法并没有很直接紧密的关系。当然，刘明光在此前的抗法战争中曾经有所表现，两广督标福军可以说是黑旗军的延续，从这个意义来说，福军后营营旗仍有一定文物价值。

据唐景崧《请缨日记》记载，刘永福有三宣提督军务旗、篆书刘字旗、七星旗、八卦旗。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广西博物馆所藏的，不是黑旗军军旗。黑旗军主要军旗是北斗七星三角黑旗，如下图：

北斗七星旗及八卦旗

营旗来历

这面旗帜有来历，但目前公开发布的资料尚不清晰。1951年，《历史教学》杂志第3期封面刊登了这面旗帜照片，另页说明：“系刘永福黑旗军旗帜的照片。该旗系黑旗军在越南抗法时之物。中法议和后，刘永福偕部将刘明光同返博白原籍，旗遂留置明光家，嗣后明光后裔将该旗转送广西博物馆陈列。旗底系黑布制，白布字，高八尺一寸，宽九尺。”这份权威杂志认定该旗为刘永福黑旗军旗帜，在越南抗法时所用，由其部将刘明光捐赠出来。该杂志的文物定名是错误的，但提供了捐赠线索。

笔者检索《申报》数据库，发现一篇《刘永福之军旗》的报道，证实该旗是刘明光后人于1935年捐赠。《申报》报道原文如下：

南宁博物馆范围虽不大，陈列物品亦不多，但布置井然，选材方面及各项简单说明，咸能引起民众兴趣，于社会教育多有裨益。……左侧壁间，悬一长约七八尺正方之刘永福大军旗，为黑布制，白布字，小字书“两广督标管带后营”字样，正中一大“刘”字。据馆中人言，此旗于前星期始由博白中学校校长刘运禧赠来陈列此间。刘君祖父刘明光，曾任福军营长职，一八八三年参加中法之战，一八八五年中法议和，刘永福偕刘明光等返博白原籍，此旗遂在刘君家保藏，尚遗有福军印信等，不日亦拟赠馆陈列云云。（1935年8月21日《申报》）

误会从1935年业已开始。捐赠者刘明光嫡孙刘运禧口头介绍，该旗由刘永福携带到博白。名人后代夸大其辞是常有的事，学术界需要加以辨别。《历史教学》杂志沿用了这个错误说法。当时两广督标福军有5面营旗，分别绣出“两广督标福军某营”及管带姓氏。1886年1月，刘永福率领福军抵达广州，《循环日报》称：“兹闻刘军门所部已于二十、二十一等日，由三水西南海口到禅山，星夜分坐拖船及河头船到省，其军兵俱穿天青羽绫及黑色号裙，内有‘两广督标福字’‘前后左右营’各字样”。（1886年1月27日《循环日报》）这篇报道证实，确实存在过“两广督标福军后营”。

刘明光在任时，这面营旗随军使用，交卸管带职务后才能把营旗带回家。刘明光是秀才（生员）出身，按照晚清惯例，文人带兵，职务按文官系列铨次。中法战争后期，黑旗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指挥调度。岑毓英上奏折为“福军各营出力人员”请奖，建议给刘明光“免补本班以通判分省前先补用，加同知衔并换花翎”，被吏部驳回，不得已奏请改奖，变为“免选本班以知县归部遇缺即选”。（1889年1月2日《申报》）当时官员候选名目繁多，简单来说，刘明光得到“即选知县”职衔，遇到真正的知县时可以平行身份行礼，这是刘明光的名义“官衔”，但实际差事则是福军后营管带。

广州刘氏家庙

刘明光与刘运禧

刘永福祖籍广西博白县，出生于上思县，回国后在钦州安家，上思县后划归防城港市管辖，更增加了复杂性。笔者注意到，经常有网友为刘永福是哪里人吵闹不休，甚无谓也。刘永福是博白人，也是上思人，最后变成了钦州人，这些陈述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兼容。

刘永福

刘明光，号荧楼，广西博白县人，秀才出身，投笔从戎，曾招募数百名乡人加入黑旗军。1886年，刘明光随刘永福回到博白，倡议建立刘氏宗祠，1890年落成。从他修宗祠的举动来看，刘永福认同祖籍地博白，也是人之常情。

广西学者李旭利用博白《刘氏家谱》，对刘氏族人加入黑旗军的情况作了研究。李旭写道：“如中法战争时期，刘姓有一个庠生刘明光（号荧楼）曾率族小子弟数百人，跟随黑旗将军刘永福抗法卫边。刘明光及刘明英、刘明都、刘明亮、刘文琅、孙芳廷等都立下了战功。”（李旭《简谈族谱的史料价值》，载《广西地方志协会198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192-193页）

刘永福部下将领名气较大的是黄守忠、吴凤典、杨著恩、李唐等，刘明光不算特别出色的勇将。本着“打虎亲兄弟”的原则，黑旗军有大量的刘氏族人。岑毓英奏折中，可见到刘肇棠、刘肇经、刘肇谟、刘肇章等人，这些人不是亲兄弟也是堂兄弟。在罗香林《刘永福历史草》里面，刘明光形象多少有些负面。甲午战争前后，刘永福帮办台湾军务，刘明光也随营赴台。乙未抗日保台时，刘明光先行内渡，他对别人解释逃跑的原因说：“我们不回，尔听从他死吗？我们回去，有官做的，何必跟他同归于尽耶！”（罗香林《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第213页）

据《博白县志》记载，博白刘氏宗祠“位于县城北面的县采茶剧团院内，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抗法民族英雄刘永福回博白省亲与其部将刘荧楼等倡建，光绪十五年命刘史魁带资回县城兴建，翌年落成。此建筑为砖木结构，三进九室，门联为‘青田世泽，白水家声’，厅堂墙壁上饰有飞禽走兽的壁画，室梁上雕有各种花纹图案，古朴精致。40年代，曾为中共博白县特支所在地”。这个记载显示，刘永福比较信任刘明光这个刘氏族人，两人曾共同筹建博白刘氏宗祠。

捐赠营旗的刘运禧为刘明光嫡孙，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3年毕业回桂，1934年就出任博白中学校长，显示他们家族在博白势力很大。在北平期间，刘运禧表现活跃，曾负责广西全省留平学会的会计股，组织同学前往河北定县考察乡村建设。1934年，博白县筹办第一次博览会，刘运禧参加征集股工作，1935年任博白县抗日分会执行委员，1936年被推选为博白县抗日救国会干事。虽然刘运禧捐赠的仅是福军后营营旗，从1935年《申报》报道判断，他们家族当日还收藏着一些与黑旗军有关的其他文物，是否尚在天壤间，有心人可再作探访。

刘运禧

1935年，相关人士已将福军营旗跟黑旗军军旗混淆，由此推断，可能博物馆的早期记录就已出错，沿用多年。写作本文的目的不在追究责任，而是希望唤起文物界、博物馆界注意，早年一些文物定名、定级或有疏漏之处，需要重新核定，避免继续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