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用城市｜隐秘的刻痕

我家的宠物狗皮卡刚刚确诊了糖尿病。身为一名资深糖尿病患者，我注意到它明显多饮多尿时，立刻联想起人类的类似症状。果不其然。

皮卡的糖尿病，完全可以称之为“富贵病”。有段时间它吃得太多太无度，运动又少，巴哥的小小身体没能消耗掉摄入的热量。轻食如今已然成为城市白领时尚，可惜，狗富贵，容易忘。

作者的狗，皮卡。

近几十年，中国糖尿病的发病率增长惊人。1980年，中国男性糖尿病患病率不到5%。2023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是，中国成人糖尿病的发病率已达到12.8%。这意味着，约有1.4亿中国人患有糖尿病，该数字相当于德国和乌克兰人口的总和。妥妥一个“糖尿病王国”。不仅如此，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为35.2%，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群已处于糖尿病风险之中。II型糖尿病曾经主要在成年人中发生，眼下越来越多的儿童青少年患上此病。

全球来看也不乐观。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IDF）估计，2017年，全世界约有4.49亿II型糖尿病患者，到了2045年，这一数字可达7.02亿。如果是一个国家，可以稳稳排到第三人口大国。

饮食无度经常被视为糖尿病高发的罪魁祸首。多肉、多糖、多精制食品，如今是大部分国人的饮食日常。从生活习惯看，越来越多的人存在体力活动过少、吸烟等危险因素，高血压、超重、肥胖等相关疾病的比例也在增加。

饮食和生活习惯是人可以选择的。明知有风险，非要胡吃海喝，那是自作孽，无话可说。但还有些原因，并非个人可以左右。

因为自己患了糖尿病的缘故，我对糖尿病的遗传因素难免较为关注。我父系家族有两位糖尿病患者，但糖尿病前期患病率比例也没有超过三成，不好怀疑到遗传基因上。

2019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到山东祖籍探访。那是鲁西南黄河与京杭运河交叉口的一个小村落，整整100年前，我爷爷就是从这里“闯关东”去了东北。

此次探访的意外收获是，了解到我祖上自唐朝起就长期从军，元、明后更是世代军户。军户的基本生活很差，地位在明代的“四民”——军民匠灶——之中最为低下，而且“世袭罔替”。

我毕业于林业大学，一项专业工作技能，就是测量树木生长量，也可理解为测年轮。即使没学过相关专业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常识：树的年轮总会记录下环境影响留下的印记，比如降水多少，气温高低，等等。

所以不免心里一动，这样固化上千年的窘迫阶层历史，会不会在家族基因上留下比其他人群更深刻的烙印？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2020年，一篇题为《1959-1961年中国的饥荒加剧了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发表在《糖尿病学》杂志上。这篇论文主要讨论，受到饥荒影响的人群，长大后同时出现高血糖与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会增高。

这项研究不能理解为针对特定国家。它是“普世”的：糖尿病与大饥荒可能的关系研究并非发端于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系列跟踪研究的数据已提供了线索。

1991年，有英国科学家发表了对一批1920-1930年间有出生体重记录的儿童的追踪调查，其结果表明，这批已60多岁的老人中，当年的低体重新生儿在糖耐测试中不达标的几率，几乎是正常体重孩子的两倍。这让人们开始猜测，在发育关键时期，子宫中的胎儿遭遇营养不良，可能导致孩子身体发生生理上的变化，增加晚年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

在此之后，对大饥荒与糖尿病的研究开始全面爆发，包括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瑙鲁岛的大饥荒、柬埔寨大饥荒……

以上这些大饥荒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即使在食物丰沛的时期仍然习惯于摄入高热量食物，也许还阻碍了他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因为运动会消耗宝贵的热量。

不仅如此，对一些经历过或未曾经历大饥荒的兄弟姐妹的对照研究还表明，在母亲子宫中遭遇的饥饿，改变了部分基因的表达方式，从而引发了被研究者生理上的变化。

在《〈自然〉综述：糖尿病学》的文章中，学者们讨论了不同地区糖尿病发病率的差异。在有些地区，尤其那些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尽管肥胖率较低，却仍存在较高的二型糖尿病患病率。也就是说，与饮食习惯差异、气候条件导致的运动习惯不同，甚至是一些人群基因方面的差别，都不足以解释不同地区间糖尿病发病率的差异。这些地区的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饥饿历史记忆。

调查还显示，父母都遭受过饥荒的，子女成年后高血糖的发病率大约是父母都没有遭受过饥荒的人的两倍。

生命是顽强的，也是执拗的。基因与环境斗智斗勇奋力求生，最终却导致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又通过基因表达或生活习惯等因素，形成“代代相传”，导致后代中的糖尿病患病人数继续增加。物质极度匮乏的惨痛历史，竟然因为糖尿病这样一种被视为“富贵病”的疾病留下刻痕。身在其中的人类族群，像饥饿造就的贪食蛇，陷入无法走出的环状历史。

刻痕无处不在，糖尿病只是一种。

我曾不止一次听母亲说起她年少时的故事。当时，她的父亲，就是我姥爷，是生产队长。姥爷每次去公社开会，回来都会带一点吃的，算是一点点特殊化的福利，经常是玉米棒的芯打成面做的饼子。三姨那时刚五六岁，按我妈话里话外的意思，比其他姊妹更有眼色，每回都早早迎候在马路边。姥爷见到三姨，心里不忍，往往就把仅有的两个饼子给三姨掰半个。说起这事，我妈每每不忘补一句：“要不她怎么能长那么高那么壮呢！”

我三姨身材确实称得上高大健壮，年轻时当过民兵，好处是我小时候经常能鼓捣她带回来的步枪。

我妈呢，是四个弟弟和四个妹妹的长姐。她比弟弟妹妹们更早投入家务和农活。她生于1951年，身高不到一米六，比所有弟弟妹妹都矮。就我所知，她对这个身高多少引以为恨。

我的母亲已去世十年整。去年，三姨也因病去世。历史以她们为载体留下的刻痕因而模糊了几分。随着一代代人生命逐次赴死，记忆总会倾向消散如烟。

那么，贪食蛇会有记忆吗？

众所周知，就饥饿记忆来说，东北远不是最严重的。

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留下糖尿病这样的刻痕，并不是最糟糕的。漫长的饥饿史在更多生存过的人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为刻录被死亡过早终止——他们饿死了，连基因都没有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