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十周年｜公共知识危机与中国价值的重建

2008年是新世纪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初秋，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横扫了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数十年未见的金融危机在美国浮现，随即冲击了全球经济。正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国的知识界有关未来向何处去的讨论如火如荼。未来究竟应该是何种道路，怎样的意识形态？经济危机说明了什么？围绕这种种问题，人们争执不休，乃至剑拔弩张。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与文化人中兴起了一股沟通观点、寻求共识、求索未来重要议题的风潮。至今为止已经创刊10年，出版了60余期杂志的《文化纵横》，则是其中坚持到今天的一员。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中国经验、政党政治与国家发展、城乡中国与社会变迁、人工智能新技术与社会之类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世界形象，到气候政治，从国家-社会体制，到互联网公共舆论场，从左右之争，到民族、宗教、边疆问题，都在这十年的讨论之列。11月30日，《文化纵横》杂志社在北京举办了“价值重建论坛”暨创刊十周年活动。其间，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就2008年至今的价值危机，就“后真相”时代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公共知识危机”展开了两场讨论。

公共知识危机，在于知识界的贫乏

会上的其中一场论坛，讨论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公共知识危机”问题。在如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割裂，民粹主义和各类其他思潮迸发，学术界、思想界都陷入深深的危机感之中。如何思考和面对这样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乃至社会精英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在场的嘉宾首先讨论的是，谈到“公共知识危机”，它具体表现为什么样的形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认为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时代变化的问题： 过去中国在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的时候，是看着西方怎么处理的。因为西方工业化已经起步很久，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说“他们是大人我们是小孩，他们在前头，我们在后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做的，就是把西方的概念和方法引用到，转移到中国来，有一整代学人——从郭沫若、范文澜到冯友兰，都是这样研究问题的。而这种用西方的范式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在当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但今天的问题在房宁看来，在于中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过来人”，自身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现代化过程，与此同时西方自己也遇到了大量的问题，两边都进入了一种“深水区”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领域中，大家陷入知识不够用的情况，或者危机感增长的情况，就是非常正常的了。

北京大学文研院的渠敬东教授认为缺乏真正的好的知识提供给公共思考是当今的一大危机。他提到，近30年、40年的中国知识的成长是越来越“美国化”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依赖一套行为科学系统的预设——基本假设是理性选择，接下来用的是假设检验。也就是说，研究者想出一个假设，然后通过材料、统计来验证假设是否正确。但渠敬东认为这样一来，学问就跟人的真实的生活越来越没有关系了。

渠敬东说，美国今天的社会学家都成长于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这些人心里面没有经典的崇高感，所以这个学问的背后都是一些政治正确的观念，虽然形式复杂，但脑子是简单的。”渠敬东不认同今天的“政治正确”，在他看来，公共知识不应该是由无数的专业方向，一堆碎片化的知识提供的，而应该“通古今之变”。“我们今天追求一个单纯的研究范式，结果是我们把整个世界都丢掉，甚至把西方都丢掉，变成很表面化的理解”。

华工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则着重谈了知识界的“语词问题”。在他看来，近代以来人们讨论问题的词汇都是舶来品，传统的基于科举的知识分类也被替代了，这就导致中国的知识系统完全西方化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很多问题无法用一套语言词汇表述，甚至很多思想被“胡乱地塞到”一些语词里面。他举例说，用“社会革命”来同时涵盖新中国建政的革命和改革开放值得商榷，因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明显的区别，和公有制，私有制的区分非常密切。这里体现的就是语词问题的困境。

作家、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则认为，今天的一大问题是知识和实践严重脱节导致的“知行不合一”的问题。在他看来，今天的知识界充满了书本上的主义之争，“一个个退群，拉黑，红刀子进白刀子出……这时候以理服人真是天真，你服什么人？服不了人，正面反面都是理，你根本不可能有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去说服。”这就是今天“公共知识危机”的一个明显体现。在其深处的问题，一是知识生产太脱离实际，太“书生”。在传统中国，“书生”是稀缺的，但今天并不如此。“书生”太意识形态化，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其二是知识生产的链条太长，大家都在不断获取间接的知识，人们有一大堆获取知识的终端，但就是不愿意跟人讲话，跟人交流。到最后，问题就变成了“书生保守派打杀书生激进派”，或是“书生左派打杀书生右派”。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够采取哪些对策呢？韩少功、渠敬东和房宁都强调知识要接地，不能简单化，必须面对实际的世界和实践中的问题。房宁提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面对这种状况，理论上更适合的是归纳法、观察法，他说自己提倡“用脚底板做学问”，多调研观察，了解实际情况。

韩少功则讲述了自己在农村的观察，他说他20年来，每年都要在农村住半年。走出知识圈的感觉是，跟工人、农民、商人、基层干部接触，完全没有知识圈中争吵的那些问题，比如国企私有化的问题，具体问题非常不同，有些国企有大量问题，工人被领导坑得不行，而有些则就是领导想通过私有化赚钱，捞取好处，搞腐败。所以这里面他看不到绝对的好，也看不到绝对的坏。在基层，人们没有那么多知识上的包袱，谈问题不谈主义，“天生地就对各种教条主义有防御能力”。韩少功认为，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大幅度改革教育制度才能实现，而在这一点尚未做到之前，他就只能在里面“捣捣乱”，多鼓励学生去社会上历练，而不要闷头在书斋里变成书呆子。在场的另一位嘉宾，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渠敬东把对“不接地气”的批评扩展到了我们的国际视野上。他指出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了解还是太少，尤其是我们言必称欧美，却不见得对欧美了解很多。“我们今天有几个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真正地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范围里做田野？没有的。我们送出去的留学生都是研究中国的，模仿美国的范式，回过头研究中国。”他又举例说，今天很多对西方的研究还是在左派右派的框架里转，但这种框架其实基于数百年来的世俗主义政治，这种政治今天遭遇了难民问题、世界性的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各类问题的冲击，已经不能持续了。“当欧洲只是在内部有着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宗教的时候，还不太会产生这么大的问题，但是当世界的其它部分进入的时候，就构成一个自身背反的逻辑。一方面，所有的宗教问题都不能公开讲，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权利保护使得不同意义上的宗教全部可以在欧洲扎下根来，用潜在的方式形成暗流、洪流……我们今天因为表面的知识、和世界无关的知识、和具体生活完全没有关联的知识造成一大堆的知识泡沫。这个局面如果继续，将来中国在各个意义上——还不止是知识意义上——在政治、战略一定会吃大亏……千人一面的研究模式，一定要打碎掉。”

曹锦清则从对语词的思考中，提出以类似“语词置换”的思路在微观层面应对这个问题，他提到，今天有很多公共讨论中的语词不可能得以替换，但是可以通过延伸、变化其中具体的意思，来表述今天需要的意义。

从2008年到2018年，全球经历了经济危机之后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中东的政权更迭、叙利亚和也门的绵延战火、东欧的僵局、难民问题、移民问题，直到民粹政治和反全球化的政治。这些都意味着，过去数十年的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即将耗尽其自身的能量。与此同时，新技术与新问题的迭出——互联网公共空间、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大数据、虚拟现实、区块链等等又不断为全球治理增添着难题。在这之中的另一变化是，中国逐渐从2008年那个刚刚步入小康状态的国家，走向一个逐渐拥有极为重要的全球身份的大国。这些都构成了新时代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应该如何思考中国道路？

在场的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强世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潘世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党委书记王立胜，主要从“大”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强世功提到，当今世界有一个根本的变化，那就是自从西方航海实现“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正在面临崩溃的过程。在未来这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如何理解这个过程就显得尤为关键。强世功说，以往人们理解这种历史进程，都是在一个时间轴线上——比如把人类社会划分成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前现代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但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抽象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应该看到另一种理解方式——空间秩序中的理解，地理的理解。强世功举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地理学走向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他1904年前后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一篇演讲中，麦金德提到，从1900年开始，世界史就进入了一个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

强世功认为英国和德国的争霸，俄国的兴起，包括冷战历史，都能够放到这个框架里面来解释——“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西方整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乃至于社会的东西，可以概括为大陆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海洋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两条道路。”他说，中国今天的重新崛起，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到底走哪种道路——一个海洋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反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他看来，中国是最后一个大陆国家，而今天的一系列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在内，也并不是完全的海洋国家道路。

所以在强世功看来，中国在这场大变局中需要考虑的道路，是一条反资本主义的路线，要反对以资本作为整个社会道德价值、一切秩序的基础。 “我们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再来看全部的问题，现代性全部的问题可以理解成资本和德性的转型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道德秩序，是道德高还是资本高，我们的价值是以资本为中心形成的价值，还是说我们的价值要高于资本？”于是，他给出的药方是，要同时要把各种各样的其他“主义”整合起来投入反资本主义的路线中，把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主义、宗教，乃至社群主义等等各种力量，结合成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关系。“如果不敢说出我们的价值重建是反资本主义的，那么你的力量就建立不起来”。

潘世伟和王立胜则共同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理论问题。潘世伟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是一种“后现代”的理论，即在通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超越现代。但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和前现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连接的，这就导致了没有现成理论能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今天面对的一个如何建构自身认同，如何论述自身道路的重要问题。

王立胜同样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上，存在着历史观叙事的范式转移问题。前三十年革命时代的实践是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则是在现代化史观指导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割裂，因而他认为，在今天很有必要用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解，去概括整个共和国70年历史中的前后不同阶段，处理我们之前历史中留下的“连续性”不足的问题。

在场的另外两位嘉宾，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研究员张平，则从另外两个层面看待时代变化的问题。戴志康认为，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和全球格局的重新整合，中国需要面对“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以前我们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我们自己”，那么如今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让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件为全球谋福利的，具有足够“公心”的事情？

张平则提出，作为经济学家，自己较为审慎、渐进，他认为当今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新技术爆炸，技术叠加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中诞生一个更包容和更多元化的，能够让价值流通、讨论、交换的平台。他提到，工业化时代中往往是单一价值观主导，但这样的传统的价值观崩溃以后，大家的认知、价值多种多样，其中的问题是缺少一种可以去沟通执行的价值观，使得整个社会的效率大幅度下降，所以社会必然需要谋求一个价值可交换的平台，“形成认知最短化的群落”。

就这些讨论，《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指出，凡此种种问题的出现，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从一个匮乏的社会过渡到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我们的文化问题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才催生出来的。但分析之外，我们又能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

在这一点上，潘世伟强调的是强化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14亿人能不能团结起来，能不能凝聚起来，能不能在整个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风险面前，形成集体的共识，这个非常重要……这种共识能不能有效地既做到活跃而不断裂？”

而戴志康和强世功都指出需要用中国传统智慧应对当下问题。强世功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也是一场道德的复兴，“中医背后的中国人根本的价值观念就是上至天子，下到百姓，以修身为本，如果以修身为本，根本不用担心技术，也不用担心资本，因为资本不是根本，企业不是根本。回到人本身，人的身体，人的道德，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会出现欧洲人所担心的灭亡问题。”他认为要通过强调“修身”，来避免一种自我毁灭的资本主义文化。潘世伟认为，中国历史上多元包容的传统对今天的世界来说富有参考价值，天人合一的东方文明可以作为“中国引领世界的价值”。而这套价值观上的技术，则是中医生命科学。他指出，这一方向能够避免人类走向通过控制自然、掠夺自然来实现自身解放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