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从疍民到慈善家——晚清珠三角阶层跃迁的一些个案

新会潮连乡陈昭常家族，从疍民、买办、进士以至一省最高长官，只用了三代人时间，这个个案似乎有些特殊，但近代珠三角底层（主要是被视作贱民的“疍民”）实现阶层跃迁的案例并非鲜见，而是具有一定量的分布。笔者前已发现，民族英雄邓世昌的祖父是珠江口的引水员，而当时的引水员多是疍民出身。（陈晓平：《邓世昌遗事再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9月29日）

明代以来，在人口增长、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贸易推动下，珠三角“市场和运输网络的发展成熟，将水上人口划入一个越来越有机的农业生产、贸易和工业的体系。在这些扩张了的空间，转换职业和身份的机会也与日俱增”（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珠三角国内外贸易繁荣所带来的空间扩张，为遭受文化排斥的底层提供了上升阶梯。

文化排斥（cultural exclusion）是得势者的天堂，也是失势者的地狱。边缘群体受到主流社会的文化排斥，诸多权利遭到剥夺。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列举了清代的种种“贱民”：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疍户、乐户、佃仆等。其中的“疍户”“疍民”，主要分布在闽粤沿江沿海地带，尤以珠江三角洲为多，在粤语中叫做“疍家”。疍家人被剥夺了开垦沙田合法拥有土地的权利，以水为田、以船为屋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普遍缺乏读书识字的条件，没有族谱，没有祠堂，也丧失了参加科举的资格。明初曾经收编疍户进入“编户齐民”，但这种“大赦”并非经常发生。雍正帝曾发布上谕，允许疍民编入甲户，不得歧视，但朝廷的政策遭到地方强宗大族的抵制而未能实施。

从1950年代起，这个族群已陆续登岸居住，但他们的后代对“疍民”“疍家”这个歧视性的身份标签仍十分反感，不少名人后代会掩饰他们祖先的水上居民出身，随之也遮蔽了阶层跃迁的事实。

日前笔者追随广州慈善史研究团队一众学术才俊，前往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道（原新会县潮连乡）做田野调查，颇有收获。对照吉林巡抚陈昭常家族一些文献资料，此次近距离观察潮连乡地理环境、祠堂、家庙，辅以访谈，笔者终将资料碎片串成完整的故事，并加深了其他类似个案的认识。

从疍民到翰林：陈昭常与卢维庆

位于广州中山七路的陈氏书院（俗称“陈家祠”），为岭南建筑艺术与工艺美术瑰宝，被评为“广州文化名片”，吸引了众多游人。游客很少会注意到，陈家祠广场两侧竖立的旗杆夹石，是光绪年间两位陈姓进士所立，外侧陈昭常，内侧陈伯陶。原籍新会县潮连乡的陈昭常，1889年中举人，1894年成进士点翰林，1905年出任京张铁路总办，1907年署吉林巡抚，次年实授，为清末通晓洋务的重要封疆大吏。

族谱与祠堂，是珠三角地区确立定居权、沙田开发权的文化象征，绝非可有可无之物。没有族谱与祠堂，或者建立祠堂很晚，族谱世系有空白，大都可以理解为原本并非陆居，而是水上居民。翻开潮连《陈氏族谱》，查到陈昭常所属的世系，陈昭常为第十八世，中间的第十一至十七世完全空白，往前直接跳到第十世，这绝非正常现象。

族谱的空白处，正是通向新发现的起点。近年来，学界对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区的研究表明，族谱世系空白、中断，没有祠堂或祠堂建立很晚，那么该家族属于水上居民的概率很大，这也是人类学视角有助于社会史研究的范例之一。潮连是位于西江下游江心的一个沙洲（江心岛），所见到的“老沙”“白鹤沙”“海田”正是沙田地区常有的地名。陈昭常家族的老家，在坦边村巷头，“坦边”意谓沙坦的边缘。明清时期，强宗大族有能力组织垦殖队伍，垄断沙田开发权，并通过文化排斥策略，将“疍民”排除在沙田开发之外，也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他们的向上流动之路。

“疍民”以舟楫为家和谋生工具，在固化的社会格局中处在最底层。所幸，珠三角地区处在中外贸易要冲，疍民可以在承接货物运输、充当洋船引水员、给洋船供应给养过程中积累财富，部分人进而充当外商买办，改善经济地位。一些特别出色的人物从买办转型为独立商人，投身慈善事业以提升社会地位，通过捐输获取候补官衔，跻身“绅士”行列。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则是陈昭常以疍家后代、买办之子身份考中进士，进而成为执掌一省最高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实现了最大限度的阶层跃迁。

陈昭常（1867-1914），字简持，新会县潮连乡人，“世居省城”西关光雅里，父陈朝忠（字定之）、伯父陈桂士（字瑞南），“俱以洋务起家”（卢子骏：《潮连乡志》，第160页）。所谓“洋务”乃是同乡文人的讳饰之言，实际就是当买办。香港东华医院同治十三年征信录所载创始人名录，首总理陈桂士名下注明“瑞记洋行”，这是晚清省港地区最大的洋行之一，其弟陈朝忠名下注“同福栈”，似已脱离洋行独立经商。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丁新豹《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1870-1997》一书，指出东华医院13名倡建总理中有5名买办，实即认定陈朝忠也属于买办。

民国《潮连乡志》称陈昭常“世居省城”，意味着陈桂士、陈朝忠兄弟离开潮连已久，主要在广州居住。从李鸿章奏折来看，陈桂士还曾往上海经商。著名学者陈澧应陈桂士之请，写成《新会潮连乡陈氏祠堂碑铭》，叙述陈桂士捐助军饷，李鸿章在克服苏州之后为他请功，“奉旨即选同知，加知府衔”（陈澧：《新会潮连乡陈氏祠堂碑铭》，《东塾续集》，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31页）；据陈桂士所述，他们家族“二百余年，祠堂缺焉”，如今得到即选同知职衔，准备回乡建立祠堂，时在同治四年（1865）。200多年没有祠堂这一事实，足可认定他们这一支脉原先属于“疍户”，其祖辈很早移居广州，在十三行从事外贸工作，充当买办，由此发家。陈桂士走通李鸿章路子，通过捐助军饷，以军功名义获得朝廷封赏，衣锦回乡兴建祠堂。建祠之后，他们消除了“疍户”身份，获得同乡大族的认可，使其侄子陈昭良、陈昭常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陈昭良考中举人，陈昭常则于甲午年（1894）中进士入翰林，将进士旗杆高高树立于省城陈氏书院门前。陈昭常中进士后，在潮连坦边村巷头街65号再建陈氏家庙，奉祀其父陈朝忠。

陈昭常家族从疍户到进士，只用了三代时间。这一阶层跃迁，有赖于其伯父陈桂士的出色运筹，但晚清珠三角的社会控制的松懈也给他们家族提供了机会。

1869年，陈朝忠参与创办香港第一个华人慈善机构东华医院，后来发展为东华三院，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社会服务机构；1871年，陈朝忠又参与创办广州第一个近代慈善机构爱育善堂，这个善堂在80年里一直向贫苦家庭提供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也是近代广州慈善事业的标杆。其兄陈桂士兼任爱育善堂董事，多年里一直奋战在珠三角救灾赈灾的第一线，两广总督刘坤一专门为他向朝廷请奖。在珠三角地区，买办长期被主流社会所歧视，他们巧妙利用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恤贫救灾的肯定，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累积文化资本，由此提升了社会地位。

在陈昭常之外，晚清珠三角由疍民考中进士的，还有番禺瑞宝乡（今广州海珠区瑞宝乡）的卢维庆。卢维庆（1859-？），老家在番禺水口堡，即今广州海珠区瑞宝乡。《广州市海珠区志》直称：“瑞宝村开乡时取名‘水口堡’，这片土地是一片烂泥地，四周皆为河涌环绕。先辈村民卢维庆曾是翰林，将水口堡改为瑞宝，两名是谐音，取其吉祥宝地之意。”历代《番禺县志》只是到了同治版才出现“水口堡”地名，证明开发甚迟。瑞宝村这样的环境，又是一处典型的疍家人聚居地。由于烂泥地价值不高，强宗大族没有兴趣进占，疍家人得以逐渐从船居变为陆居。

瑞宝村如今仅剩下一间卢氏宗祠，兴建于咸丰九年（1859），卢维庆刚好出生在这一年。可以想见，瑞宝村开发为定居村落，估计只在1859年前二三十年间。跟他同时代的文人罗功武，在《粤故求野记》中明确写道：“番禺卢维庆，本疍户也。”

瑞宝村卢氏为提升地位，获取周边村落认可，千方百计与番禺神山（今广州白云区神山）的大宗族卢氏联宗，以获得参加科举的资格。这一行动，事后证明是非常聪明的策略。1876年，卢维庆得中举人，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卢维庆点翰林之后，分别在本村祠堂、神山卢氏大宗祠树立进士旗杆，这个举动意味着对神山大族当年慷慨接纳的回报。

或许正因为出身底层，卢维庆在子女婚姻方面，不死守门第之见，两个儿子，一个娶的是南洋侨商黄陆佑之女，另一个娶了廖仲恺堂妹廖冰筠。廖家不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廖仲恺祖父是个香港商人。

香港第一个华人领袖卢亚景

对香港早期史的研究，不能忽略来自广州黄埔村的疍民。黄埔村属于今广州市海珠区，并非黄埔区。鸦片战争前，围绕着十三行贸易，珠三角存在着三个与西方人接触最多的地点：广州西关十三行及附属的广州河南、广州黄埔村、香山澳门及伶仃洋洋面。长期以来，黄埔村是粤海关主要挂号口，也是外国商船抵达广州的停泊地，除洋行大班及重要职员换乘舢板前往十三行进行贸易外，外国商船的低级职员、海员在黄埔村停留，在此维修船只、补充给养，黄埔村疍家人为洋船提供各种服务，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学会了一些Pidgin English（广州英语，后在上海发展为洋泾浜英语）。

Pidgin English是一种简单的混合贸易语言，采用英语单词及少数来自印度、葡萄牙的单词，发音上粤语化，语法则更接近粤语。尽管Pidgin English跟通行的英语差别甚大，常被人嘲笑为不正宗，事实上这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外交流的口头语言，随着粤籍买办的足迹扩散到其他通商口岸。黄埔村这些文化不高的疍家人，只因掌握了Pidgin English，能跟外国人作简单的交流，在当时来说就是一种有用的技能。鸦片战争一爆发，部分黄埔村疍民迁到香港，既是谋生所需，也是逃避清廷对于他们勾结外人的指控。

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称：“黄埔疍户（船户）出身的卢亚贵（亦称卢亚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充当英国兵船买办，替英军筹措给养，战后定居香港，获得港英当局给予的优惠（如批给地皮），1844年在维多利亚街市滨海处已拥有大幅土地及屋宇近50幢；至1850年，前后不足十年，其名下的屋宇和店铺已逾100间，成为当时香港华人首富。”卢亚景出身“微贱”，在充当英国兵船买办时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得港英当局垂青，摇身变成香港第一个华人精英，充当英国“以华制华”的工具。1847年，卢亚景与另一华人富商谭亚财一起，在荷里活道兴建香港第一个庙宇文武庙，此庙担负起华人社区中心职能。在广州被人看不起的卢亚景，高踞于香港文武庙宝座之上，调解纠纷，裁判华人治安案件。1844年，马克思的朋友、港英政府华人秘书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报告说：“自从我们占领香港以来，来此定居人数最多的族类（class）是黄埔村人。”（Rev. 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p.110）笔者猜测，香港以广州白话为华人通用语言，跟黄埔村人在早年香港华人社会中的人数优势有一定关系，后来港英的语言政策只是将既成事实加以固化。

卢亚景是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是疍家人、买办，据说曾经当过海盗，也是珠三角一带的天地会领袖，又是维持香港早期社会秩序的华人领袖，多种身份集于一身。他依附于英国人，被清廷骂作“汉奸”，《英夷入粤纪略》站在官方立场，对他大张挞伐。对卢亚景的“评价”，视乎评论者站在什么立场，原不必强求统一。标签化无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人物。

作为疍民，卢亚景文化不高，但十分聪明，极善辞令，可从一件事窥见一斑。1841年底，英国军队洗劫黄埔村隔壁的长洲渡，掠去一千二百两银子及货物。渡主托卢亚景跟英方说情。次年正月，英方翻译马礼逊到澳门，问卢亚景中国官员近期有什么议论，卢亚景说：其他的不知道，只听到清朝官员说，英国很穷，只靠抢掠民间船只银两来供应军需，这场仗恐怕打不下去，不久就会撤兵。马礼逊听到后，马上叫军官把抢掠的船只放回，交还银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鸦片战争》第三册，第22页）

汇丰买办罗伯常父子

黄埔村人在香港最为知名的，莫过于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罗伯常（罗振纲）父子。罗氏家族自称在黄埔村定居多年，却没有族谱保存下来（饶原生：《黄埔村故事：罗氏宗祠患了“健忘症”？》），这在高度重视宗族的珠三角地区来说，几近不可思议。友人康志斌惠赐黄埔村罗氏宗祠《重建祠碑记》照片，可大体解决之前的疑问。立于道光戊戌年（1838）的碑记称：“我族清之祖祠，……烟销雨蚀，日久倾颓，乾隆年间已成白地。数十年来子孙财弱，兼乏蒸尝，虽欲重建而无力。”所谓罗氏宗祠到乾隆年间成为“白地”，这是罗氏族人的一面之词；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罗氏在1838年以前本来没有祠堂，只是到了这一代，因参与外贸致富，方才有条件购地建祠。

罗振纲之子罗寿嵩（罗鹤朋），子承父业，为第二代汇丰银行买办。1883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向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汇丰方面的经手人就是罗寿嵩。从被人歧视的疍民到声势煊赫的汇丰银行买办，与两广总督平起平坐商谈借款合同，罗家极速的身份转变，具有十足的传奇色彩。

罗氏父子发家之后，对公益慈善事业十分热心。1869年，香港东华医院创建时，罗伯常为13个倡建总理之一，捐资不少。据黄埔村老辈回忆，当年黄埔村人到香港，如果找不到工作，只要去找罗鹤朋，填饱两餐肯定是没问题的。罗鹤朋过分参与金融投机，于1892年破产。

省港慈善领袖梁云汉

与卢亚景搭档担任香港文武庙值理的，还有一位慈善家梁云汉，又名梁安，字鹤巢，祖籍广东顺德，郑观应说他“世居粤省龙津桥”，龙津桥在广州西关，那么这个家庭离开祖籍顺德已经是好几代前的事。从各种碎片史料，笔者整理出梁云汉的简单履历：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从事“洋务”工作，担任仁记洋行买办；1852年，向专为华人提供免费诊治的贺旭柏医院捐款；1859年，为香港学童捐献一批汉语教科书，稍后又陆续向湾仔伦敦会华童学校捐输巨资；1869年，领衔创办香港第一个华人慈善机构东华医院并连续三年担任主席，后再次当选主席；1871年，参与创办广州爱育善堂；1873年，与陈桂士联手创办第一张华人自主经营的报纸《循环日报》，聘请王韬为主笔；1876年，发起创立旅港顺德绵远堂，设立义冢敛葬客死他乡的顺德同乡；1880年，创办拯救被拐卖妇女的慈善机构保良局并担任主席；1890年在广州去世。

梁云汉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突出贡献，奠定了他在省港慈善界的领袖地位。但他的出身及早年经历缺乏资料，他的祖籍究竟在顺德哪个镇哪个村，一直未见提及。十九世纪中国买办的共同特点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同一洋行买办几乎都由同一家族的成员担任，由此可以合理推断，梁云汉至少从他父亲一代已经当买办，时间则在鸦片战争以前，那个时候很少有体面人家的子弟愿意出来当买办。我查阅过两部顺德梁氏族谱，以及广府梁氏合族祠所编《千乘侯祠全书》，未能找到有关梁云汉的片言只语。笔者不敢遽尔妄断梁云汉出身疍家，说梁家出身寒微则有九成把握。

1869-1871年间，珠三角涌现了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澳门镜湖医院3家近代色彩的慈善机构，并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担任所在城市慈善事业的领头羊。它们的发起人群体均由工商业者（含买办）所组成，几乎没有见到一个正式科举出身的人员。目前所知，清代其他地区“民间”善堂大体都有士大夫参与的痕迹。珠三角的社会结构松动和“权力转移”，实际上在同治年间已经开始，这个过程当中，底层出身的买办曾经实际上担任了领导角色。

清代以至民国，珠三角的主流社会在谈论“疍民”的时候，是跟“汉人”作为对立的概念来使用的，这一点，与主流社会谈论浙江“堕民”、台湾“生番”是一样的。在这里，“汉人”与“疍民”“堕民”“生番”之间的差别不是按当代“民族”的概念来作区分，而是按“化内”“化外”来划分。“化外之民”既然丧失了作为编户齐民的很多基本权利，意味着一旦出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进入王化之内，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化外”。士大夫对卢亚景作“妖魔化”的描述，实则是从王朝国家意识形态出发的教化语言。珠三角宗族制度，更多是地方宗族主动利用国家意识形态，建立“文化排斥”机制，压制潜在竞争对手，垄断土地资源及科举仕进之路。在弘扬儒家伦理与国家正统背后，宗族制度掩藏着严酷的利益算计和族群压迫。

同样是“疍家”出身，卢亚景、罗伯常选择继续留在“化外”，邓世昌、陈昭常、卢维庆则走上帝国仕途，显示相同族群背景的具体人当中，仍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珠三角强宗大族的文化排斥策略，曾经限制了“疍民”的发展空间。对外贸易、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列强的东来，为他们打开了狭窄的通道，得以进入“上升阶梯”。上述阶层跃迁个案，均发生于鸦片战争后数十年间，这些人物都是通商口岸、城市化、商品经济的得益者，与之相对照，以农村为基础的强宗大族正步入削弱过程之中。人群地位的一升一降，预示着一场社会巨变行将到来。

1950年代以来，“疍民”名称被具有平等色彩的“水上居民”所取代，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仍让多数“水上居民”后代讳言其出身。人类学视角赋予历史学者一种新的穿透力，穿过地方志、族谱、家传、友朋诗文的重重讳饰，触摸到阶层跃迁的脉搏。轻易相信过分建构的正统文献资料，有疑处不敢疑，容易落入前人预设的陷阱。个人感觉，传统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之间或许并无鸿沟，两者若能有机结合，或将有利于重建真正的“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