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断亲与媒婆：技术撩拨下的人类交流

今年春节和清明，我回到老家长沙和兄弟姐妹一起给逝去的亲人上坟：我们顺着青绿滑湿的小路上山，拨开挡路的树枝、找到坟冢，一家大大小小开始忙碌：清去树枝、扫掉落叶、上香、点烛、烧纸、放鞭炮、磕头……我们心事重重，沉默不语。我磕完头站起来，纸钱燃烧，鞭炮响起，青烟袅袅，升向苍穹。我哀伤无限，心中念想，抬头跟随着纸钱和鞭炮生成的青烟，期待它能捎去我对（岳）父母和外婆的思念。此时，横亘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如此遥远，我作为生者又如此渴望逾越……

跨越生死：新媒介带来的希望与失望

距离（异地是空间上的距离，死亡是时间上的距离）始终是实现亲情和爱情的两大障碍。巨大的障碍激发巨大的情感，尤其是在各种新媒介的撩拨下。

媒介一直就具有两大功能：跨越时间的记录（recording）和跨越空间的传输（transmission）。从部落篝火故事到石窟壁画再到人类发明文字，人类便开始了通过媒介“外化”和“复制”自己的历程。19世纪出现的摄影、电影和留声机等记录型媒介能跨越时间记录人们的言语、声音和图像；尔后又出现了电报、电话、广播和传真等传输型媒介，使得以上被记录下来的言语、声音和图像能跨越空间被传输。

我们可以从英语构词法来分析媒介的记录和传输功能。英语词根-graphy表示记录，最初的记录手段是文字，后来则出现了photography（摄影术），即“用光记录”；phonography（留声机），即“用声音记录”；electro-encephalo-graph表示“用脑电波记录”。

无线电出现后，对以上记录的内容进行远距离传输变得可能，因此出现了telegraph（电报）即“远距离传输文字”；telephone（电话）即“远距离传输声音”；television即“远距离传输影像”；telepathy（传心术）即“远距离传输情感”——一个至今尚未实现的梦想。

记录型媒介和传输型媒介两者相辅相成，记录是跨越时间的传输，传输是跨越空间的记录。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的记录能力（复制死者）和传输能力（复活死者）越来越强，不断撩拨着人们去试图跨越距离，包括生死。

例如，机器印刷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印刷品，是一张1499年的图片，上面几具骷髅围绕一台印刷机手舞足蹈，它们手里拿着纸，在跳死亡之舞。这意味着，印刷作为一种媒介通过不断地复制文字来不断地复制人的化身（鬼魂），因此这是值得骷髅们庆祝的好消息。

1896年有一篇名为《死者之声》的文章抱怨文字的贫瘠而赞美留声机的丰满，说后者保存了逝者全部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他们的精神，直到听见他们（离世的伟人）的声音从留声机的辊槽上放出来。那身子，那力度，那柔和起伏，那重点强调或一带而过，都被这台精妙的机器忠实地再现出来。伟人的演讲词因而焕发出生命力，这些语词渗入我的灵魂，无法磨灭，显示出伟人的全部魅力。过去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如今，我感觉到他们的就在眼前；他们的精神弥漫包裹着我。”在这位作者看来，留声机保存下来的不是死者的灵魂，而是其身体，是富有全部力量和重量、柔和起伏的身体。因此，难怪留声机看上去像通向幽灵世界的大门。

留声机记录了逝者，电报的出现则激发了人们与死者沟通的欲望。霍桑在其小说《带七个尖角阁的屋子》(1851年)中通过小说主角之一克里佛德·平钦的嘴这样评论电报：

“电报是一种灵异般的媒介，它应该被供奉起来，受到顶礼膜拜，应该被赋予高尚、深刻、欢乐和神圣的使命。”他认为，电报能实现的不仅有恋人间的交流，还有生者与逝者之间的交流。“在一个人去世时，他远方的好友应该能意识到电一般的喜悦震颤，它如同从快乐的幽灵世界传来一般，告诉逝者的好友——‘你的一位亲爱的朋友刚进入了极乐世界！’如果丈夫出门在外，他的孩子在家里降生时，这个电报的幽灵世界就会给他传来这样的消息：‘一个不死生命降生了，你就是它的父亲，它此刻来自上帝！’”

1848年，美国新英格兰一对姐妹（姓福克斯）宣称她们能跟死者对话——沟通方式是如接发电报一样的“叩击声”，人们对之信以为真并围观惊叹。作为灵媒（medium），福克斯姐妹成为后来如火如荼席卷美国和英国的招魂术（Spiritualism）运动的起源。不到两年，专门的招魂术杂志就已经诞生，各种招魂术团体也建立起来。

招魂术的流行背后有着重要的社会原因：19世纪的宗教信仰危机和社会动荡让美国人和英国人苦不堪言，招魂术带给了他们宗教宽容、精神安慰和廉价娱乐。还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术运动几乎与当时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包括女权运动、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同时出现，且难分彼此。而且，在招魂术中扮演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的“灵媒”（medium）主要是女性，她们也因此获得了文化威望和社会尊敬而乐在其中。哈佛大学学者安·布洛德 (Ann Braude)认为，当时招魂术改变了女性“被动的和敏感的”的刻板印象，让她们有了合法的公开讲话和行动的机会。”

这不免使我们想起了今天拥有高学历、月入上万、多为女性的塔罗占卜师（灵媒，以及热爆网络的为青年男女做媒的开封媒婆）——她们都是媒介（medium）。有意思的是，一家塔罗牌在其网站上表示：“我们为塔罗牌占卜师或学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提供人工智能ChatGPT解读塔罗牌意和牌阵查询……”一如过去和现在，未来，我们将很难分清“和死者的交流”（招魂术）和“与外星人的交流”（宇宙探索）。

AI复活逝者：21世纪的招魂术

本雅明将充满摄影和电影媒介影像的19世纪20年代称为“机械复制时代”（The Era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Reproduction一词同时具有“复制”和“繁殖”的意思。卡夫卡说，“每一种新媒介都是生产鬼魂的机器”，基特勒则说：“媒介记录和传输的可能性有多大，灵异世界就有多大。”这三位论者都可以说是媒介学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共识。

如前所述，记录型媒介和传输型媒介的新发展不断地撩拨人们克服距离（异地和死亡）实现亲情和爱情。既然我们早已经实现了文字（telegraph）、声音（telephone）、影像（television）的远距离传输，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实现“远程在场”（telepresence），跨越时间和空间与亲人和爱人团聚了？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人类的计算机算力不断提高，终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元宇宙”（metaverse）和人工智能技术，而其本质是“数字孪生”——复制出物体、环境、人的思维和身体。或者说在真人离场的情况使其“远程在场”（tele-present），

美国人工智能学家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首创了“远程在场”（telepresence）一词来描述那种人类在远程传输技术的帮助下获得的自己被传输到远方“缺席而又在场”的感觉。之后出现的其他术语，如虚拟在场、中介化在场等，描写的也是这一现象。雷·库兹韦尔甚至预测，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支持下，人类在2045年将能上传大脑意识至计算机，脱离血肉之躯而实现数字化永生。2017年，Facebook已经可以根据用户发布的信息创造出用户本人（即使此人已去世）的代理（avatar）跟活人对话。一如19世纪的留声机和电报，元宇宙和人工智能技术让不少人震惊不已又欢欣鼓舞——因为在征服死亡的距离这一点上，今天我们俨然比电报时代的人们又前进了一大步——数字虚拟人。

很快，该数字虚拟人的应用领域就从AI播音和AI员工等“生者的领域”向“逝者的领域”进发，且越来越受欢迎。例如近期有人用 AI“复活”了李玟、乔任梁等明星；2月底，著名音乐人包小柏AI“复活”了女儿，女儿在母亲生日时为她唱了一首生日歌；3月初，在商汤年会上，不久前去世的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被AI复活，并进行了一场主题演讲。一如早期摄影术的普及，今天AI复活已经变得极为简单廉价，普通人都可以消费得起：花10元，能让去世亲人的照片“眨眼”；花千元，能和去世的亲人视频通话；花万元则可以和“复活”的亲人视频聊天，获得实时的多媒体互动体验。

AI复活逝者得到了用户不同的接受。一名网友说，“如果能看到那个我日夜思念的亲人重新出现在屏幕上，看见他眨眼，看见他微笑，听见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调，这本身就已经是令我倍感慰藉的事情了”。一名年轻的程序员自己动手AI复活了逝去的母亲。在重新看到“活着”的母亲的那一刻，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但随后便深陷跟母亲的聊天和思念之中，以至于忽略了身边的活着的亲人和必须要他去处理的事务。他难以忍受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情感撕扯，最终选择了彻底关闭他母亲的虚拟人。

这类复活死者的努力注定要失败。问题的症结在于：逝者从“彼岸”向我们“远程发来”的文字（telegraph）、声音（telephone）、影像（television）等“表示在场的诸多元素”（components）被我们在“此岸”简单叠加起来实现“远程在场”（telepresence），但它并非逝者真正的在场。媒介既是桥梁，也是沟壑；既是延伸，也是截肢。AI复活实现的“远程在场”和“真实在场”似是而非，固然能稍稍缓解我们在亲情和爱情上的思念之苦，但还是因为“身体不可触摸”，我们最终会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不同而陷入更大的痛苦。无论我们借助何种新技术的翅膀想要跨越生死，这一目标却总如后退的地平线，让我们永远难以企及。

血缘断亲与开封王婆：现代人的存在性孤独

一些人试图通过AI复活去触摸逝去的亲人，另一些人却选择与活着的亲人断绝联系——断亲。据澎湃新闻报道，一位年轻的90后女子在广州分享了自己三个断亲的步骤：首先是承认自己对家人有着憎恨的情感，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勇气；第二个步骤则是承认自己对家人其实是爱恨交织的，同样需要勇气和耐心；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在允许自己拥有复杂情感的基础上，做出“断亲”的决定。她表示，断亲背后是因为她太渴望得到父母的“爱的回应”，但往往只会带来失望，于是选择保持距离，所以表面看上去冷冰冰的“断亲”，实则是一种自我保护。

这不免让人哀叹和疑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在因学习或工作分开后会产生“彼此憎恨的情感”，以至于要“断亲”呢？

网络上流传着几张微信交流截屏，是父亲和成年儿子之间的对话。父亲要求儿子清明期间向单位请假回家给先祖扫墓，儿子认为自己春节刚回家扫过墓，且每次回家都让自己在各方面都破费不少，觉得扫墓过于形式主义，因此拒绝清明节回家。父亲于是大骂儿子“你这个忘本的不孝子！”儿子则回答说，我作为儿子，已经让你们父母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了。其他方面你们不要来烦我，否则就断亲！

一些人在与家人断亲，一些人则在家人之外寻找亲情。

2024年4月1日，在古城开封万岁山景区里，古装扮相的“王婆”赵梅准点出现在舞台上，为现场的年轻人牵线搭桥。众多的年轻人，有人不远千里勇敢追爱，站在台上拨通了暗恋对象的电话；有人想找“大叔型”男友，希望早点有个家；甚至就连外国人都来凑热闹，带着好兄弟求一段佳缘……

赵梅在舞台上主持着，台下站满了年轻人，有学生，亦有上班族，他们的心既渴望爱情，还渴望亲情。“那一张张青涩的脸庞和渴望爱情的双眼，令赵梅对工作充满着激情”。她能感受到这些年轻人对她的信任，也从一次次“撮合”中获得了喜悦和成就感。

登上舞台的人，赵梅一律称呼他们为“宝贝”。“我把他们当成是我自己的儿子、女儿，我希望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拉近彼此距离。”赵梅觉得，她能从每一次的“说媒”中，感受到长辈对孩子的期待。

谈及“王婆说媒”火的原因，赵梅认为，“舞台上人人平等，‘王婆说媒’是一个直接、接地气的节目，谁都可以上台，不会因为工作、家庭条件、长相而有所限制。”除此之外，赵梅表示，节目的真实性也是吸引年轻人前来的重要原因，“所有的环节都没有托儿，没有演员，不存在情节造假。在现场我都是随机叫人，点到谁就是谁。”

在这里，赵梅扮演着“媒介”（媒婆），将一个个渴望亲情和爱情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她称呼他们为“宝贝”，提供亲情的慰藉；她替他们向求爱对方问出自己想问而不敢问的问题，化解令人尴尬的场面，为他们撮合爱情。然而，我们也不免要问，Z世代的年轻人难道不是自我确信，敢想敢说，敢于行动的吗？她们在断亲时对自己的父母那么斩钉截铁，去意决绝，却喜欢被陌生的赵梅称为“宝贝”？他们在网络上那么勇猛善战，为什么在追求爱情时却如此迟疑羞赧，还要通过媒婆来牵线搭桥？

人类交流的出路：放弃“对话”，接受“撒播”

沟通失败之处，真理赫然呈现。无论是AI复活、血缘断亲还是王婆做媒，都体现了现代人对沟通的过高期待以及这种期待在现实面前遭遇的频频失败——人类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皆源于此。

在亲子、师生、恋人之间，我们总是希望彼此心有灵犀，心心相印，而如电报和人工智能这样能穿越时空的媒介技术总会对我们的这个愿望火上浇油。然而，所有的交流，本质上都是我们与死者的单向交流。面对着父母、孩子、老师、学生、恋人、上司、下属，交流从来不可能心有灵犀和心心相印，对另一方我们永远只能单方面去猜想和解读，去宽容和原谅。

我们该如何对待死亡？每次有了强大的媒介技术（19世纪有了电报和留声机，或21世纪的AI），我们都会重燃克服生死距离与亲人再聚共享受天伦之乐的梦想。在AI复活亲人后，一些人会经历短暂的兴奋和快乐，进而忽视“死”对生者的意义——死亡是人生的终点，生者必须与过去告别。

“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 （荀子《礼论》）；由此，钱穆先生指出，“人生观其实由人死观而来。一切人生真理都因为有了一死的大限而创出，而完成。”他说，“古人云‘盖棺论定’。人若无盖棺之期，即难有论定之日……”换言之，只有死人才始是完人。不死即永远为不完……完成死，即是在完成生。完成生，也即是在完成死。”海德格尔也说“我们生着即死着，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死亡贯穿我们的全部生命过程。”可见中西在生死辩证关系上观点的汇通。

鉴于死于生相互交织的意义，为了通过“完成死”来“完成生”，人类创设了一大套制度，比如临终关怀、守夜、出殡、葬礼和祭祀以及财产继承等，以将死亡作为“人在此世存有的终结”标识出来以作庄严正式的告别。

今天生者用人工智能“复活了”逝去的亲人，让他们以仿佛活着却并不真活着的姿态回到生者的世界就扰乱了这种秩序，让生者和逝者之间已然结束的情感甚至法律关系陷入一种不确定性中，给生者带来痛苦。死者当然没有必要给生者带来过多的痛苦——无论以清明必须回家上坟的方式，还是以AI 复活的方式。我们纵然有泪千行，但人生必须move on。

更重要的是，逝者的AI虚拟形象与生者进行互动，虽然貌似鲜活的对话，但实际上只不过是AI算法对逝者留下的固定数据的即时调取，生者与它交流时需要自己弥补上环路中它所缺失的一环，仍然如我们在神龛前的祈祷和坟墓前的吊唁，本质上都是对空言说和自说自话。或者说，与其说我们此时是在跟AI复活的逝者对话，还不如说是在自己对话，在自我疗愈。

对生者该如何祭奠死者，儒家早已有很好的解释。儒家并不相信鬼神存在，却强调丧礼和祭礼，这似乎自相矛盾。但儒家认为，人的自我有认知和情感两方面，我们不仅靠认知而活，还靠情感而活。我们所爱的人去世了，我们理智上是知道逝者不可追，并不相信“灵魂不灭”之说，因此按理智而言是没有举行丧礼必要的。但从情感上而言，我们“慎终追远”是希望逝者还活着，希望他们的灵魂会继续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此时生者举行丧礼和祭祀并非是愚蠢地相信逝者还活着，而是通过这些礼仪来表达自己希望逝者还活着的愿望，从而让生者在情感上获得慰藉。我们行丧祭之礼的时候，既按所知道的，又按所希望的，去对待。这种方式就是，对待死者，要像他还活着那样——“祭如在”。丧礼和祭祀原本包含一些迷信、宗教和神话的成分，但是经过儒家的如此解释，“这些方面都净化了，从宗教成分都转化为诗。所以它们不再是宗教的了，而单纯是诗的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由此看，丧礼和祭祀并非为了逝者他人，而是为了生者自己。比如，如果我们为逝者的离去感到悲痛，我们就通过AI复活或清明祭扫来缓解这一悲痛；如果我们并不十分悲痛，且不愿意为AI复活或为回乡祭扫破费，我们就可以不必这么做，也不必因此有心理负担。这仿佛阅读一本书，我们表面是为了理解作者，实际上是为了理解自己，因为我们作为读者和作者（文字）之间的“对话”的闭环永远需要我们自己来完成。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AI复活逝者以及清明回乡祭扫的做法便不会过高的期待，也不会用与逝者的“对话”来严格要求自己和他人了。

处理与亲人和恋人的关系也同理。鲁迅先生在杂文《小杂感》中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陌生人中，也出现深度媒介化时代的亲人之间。

这和人的社会化过程和方式相关。一个人从“自然的人”过渡到“社会的人”的过程被称为“社会化”。社会化的途径首先是通过父母（血缘）、其次是通过学校和同龄人（学缘）、再次是通过工作单位（业缘）。在深度媒介时代，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已经成为我们实现社会化的广泛、深入和私密（智能手机）的途径，可以称为“媒缘”。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学缘、业缘和媒缘对个体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血缘。尤其是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这样的媒体，同时具有切割性和整合性。它们通过内容投放和用户的自我选择，将用户的注意力切割开来并将其重新整合成具有单一兴趣特征的群体，以利于广告投放，算法则使得这一切割和整合流程无比高效和隐秘。由此，每一名受众被放置于一个独特的过滤气泡里，独享着一个信息微环境。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与从前一家人同看一张报纸，同看一台电视不同，今天的年轻人即使身体跟父母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信息微环境，从而有着不同的信息来源、价值观念。父母和孩子对各自信息微环境依赖越大，越造成三观相异，悲欢不通，甚至酿成冲突，导致对爱情失望，与亲人断亲，然后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补偿。

根本而言，这都是因为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期望过高——或者按照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在其名著《对空言说》中的观点看，是因为我们一直期待与他人（父母、子女、领导、恋人）实现亲密无间和平等互惠的“对话”，并以自己的“说话”和付出来要求他人予以同等“回应”和付出，否则要么生气失望，要么恐婚恐育、要么断亲逃离。期望过高恰恰是我们对人际关系常常失望乃至绝望的根源。如果我们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认识到人际沟通中的“对话”（心灵相通）是例外，撒播（猜度误解）是常态，我们对他人就不会有那么高的要求，在遭遇失望和失败之后又哀叹人心难测，喜怒不通，有时候反而还会有不少的“小确幸”。彼得斯建议我们将所有的“对话”都视为各自的“对空言说”（撒播），接受它注定充满沟壑、猜度和误会的事实。

这个道理，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以理化情”。例如，天下雨了，不能出门，大人能理解，不会生气，小孩却往往生气。原因在于，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气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恼怒要少得多。《庄子》里有个故事，讲到老子之死。老子死了，他的朋友秦失来吊唁，在现场却指出别人不必痛哭，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养生主》)。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理解了生老病死之必然，就会节哀顺变，安时处顺，也就不必因人去世而痛苦了。同一个道理，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要坚持“恕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获得这样的“知”，我们才能获得“灵魂的和平”。

斯宾诺莎说：“无知的人不仅在各方面受到外部原因的扰乱，从未享受灵魂的真正和平，而且过着对上帝、对万物似乎一概无知的生活，因此活着也是受苦。一旦不再受苦了，他也就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有知的人，在他有知的范围内，简直可以不动心，而且由于他理解自己、上帝和万物都有一定的永恒的必然性，他也就永远存在，永远享受灵魂的和平。”(《伦理学》)

彼得斯指出， 19世纪末，西方记录和传输媒介技术蜂拥而生，也正是此时西方创造了两个与communication相关的新词：1874年“唯我论”(solipsim )和1882年“传心术”(telepathy)。前者认为身体是围绕个体心灵竖起的高墙，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完全不可能；后者则认为人能轻松摆脱身体实现目击道存（如今天的脑际接口）。而在此之外，存在主义则通过各种小故事（如《等待戈多》、《西西弗斯》、《巴特比》和《城堡》等）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非全无可能，也并非畅通无阻，而是常常令人感觉不置可否，进退两难，哭笑不得，荒诞不经，破败不堪……。关于communication的唯我论、传心术和存在主义视角都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症状——人的生存性焦虑（angst）。为了缓解这一焦虑，我们都对communication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也因此注定要失望。

爱默生赞同“单向撒播”。他问道，既然整个宇宙就是一封信，我们为什么还要茕茕孑立地去搜寻那封单单给自己（“对话”）的呢？他给我们的教诲是，既然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一切其他事物一样，都注定充满误解和沟壑，那么不如在我们和父母、兄弟姐妹、恋人、同学和同事都尚能共存于此世之时，都将各自的言语都视为对对方的撒播，对沟通的效果都保持一种宽容和洒脱，尊重差异，珍惜当下和已有，快乐地生活吧！（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