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旭麓先生︱茅海建：思想比生命更长久

今天举办的是“陈旭麓先生诞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来了许多人，也说了许多话。一个人走了三十年，还有这么多人来纪念他，本身就能说明许多。

十年前，也就是这个日子，也就在这个地方，举办了同样主题的会议。今天许多参会者，十年前也来过。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如昨天那样清晰可见。记得李蓓蓓教授宣布，杨国强教授将加盟华东师大。十年过去了，杨国强也年届七十而易位。陈旭麓先生正是在年方七十而不幸去世的。过去可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我们只有到了这般年龄才能真正地体会到，七十岁恰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超白金年代，达到其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巅峰；我们只有到了今天才能确切地衡量出，当年的这种不幸，又是多么重大的损失与灾难。

前几天，我要回上海参加这个会议，三联书店的编辑孙晓林告诉我，陈先生的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今年已经销售了四万多册，年底有望突破五万，“很能说明陈老师在读者中长久而强劲的影响力”。一个月前，我在日本长崎，长崎大学的祁建民教授对我说，他在南开大学的导师魏宏运认为，陈先生是他们那个年龄段历史学家中最具才华者。由此回想到十多年前与金冲及教授的长谈，说到了许多陈先生的往事；回想到二十多年前与朱维铮教授的初次长谈，多次言及对陈先生的回忆；回想到近三十年前，我那时多次去李新教授家，谈论的主题正是陈先生。可以说，这三十年来，我遇到过学界或他界的许多人，只要与陈先生有过各种交往者，都会主动跟我谈起陈先生。我也因此听到了许多版本的故事。

陈先生又是什么样的人？会有着如此长久的魅力？我还需要加以说明。首先是其貌不扬。记得三十多年前他到北京，他的好友奚原同志将自己的配车与司机交给陈先生使用，还特别关照司机，来的是一位大学者。司机和我一起去北京站接他，事后失望地对我说：“这就是大学者？我看与老农民也差不多。”其次是他的话很难懂。他讲的是湖南湘乡话（据说是湖南话中最难懂的），与人交流会出现许多麻烦，我自己都当过多次的翻译。然而，这些因素好像都不太起作用。陈先生以道德文章立身，他之所以被人们不断想起或说起，显现出来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

思想比生命更长久。生命将会过去，也必然过去；思想却有可能长存。那种具有魅力而长存的思想，不是那种短暂的火花，而是能够照亮人们心灵的长亮不绝的光。

三十年过去了，许多人还在读陈先生的书；与他有过交往的人，还在继续谈论他。尽管斯人已逝，且已行远，而思想的感召又让人感到他似乎不曾离去。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陈先生的学生，受到过陈先生的教导。若稍稍细心地观察一下他们，就会发现，陈先生的学生真是各式各样，从学术思想到学术方法都大不相同。

为什么一个老师能够培养出如此大不相同的学生来？

我过去多次说过，我在陈先生身边的两年，受教甚多而受其影响甚大，但我想不出那种可以让我终生受用的警句格言——“大音希声”，这是对我个人而言的。陈先生各位学生的硕士论文题目（他只能带硕士生）是多种多样的，也自然有着不同的思路、方法与学术取向——“大象无形”，这是对他的整个学生群体而言的。然若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为师者又须得有多大的功力？“夫唯道，善贷且成。”现在许多学者有意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让自己的学生各占一块或各把一方。这样的学生只能是老师的从属，从问题意识到内容叙述，都会与老师有着同一性。如此培养学生，颇具时效性，却少了后发性。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来看，很可能会出现“物种的退化”。

我是从中山大学出来的，受考据学的影响较大，我当时还是“全盘西化论”者（现在当然已不是如此），与陈先生的志趣相距甚远；但我在陈先生那里，没有感受到任何压抑或压力。从我的论文选题，到我的研究志趣，都得到了轻快的认可，似乎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羊；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再回忆，我何曾不受到陈先生的影响，何曾不受到陈先生的规限。他才是真正的“良牧”。

思想的影响与传播只能是浸润式的，化于无形之中。那种规定性、训导性的教诲，只有一时性的效用。风过了，天色变了，不会留下太多的印迹。一种思想若真要影响到他人，须得有着非常强大的逻辑力量，可以拆，可以分，却又能重组而重生。对一个历史学家思想的检验，最好的方法仍然是历史——放他三十年，看看还有没有思想的活力——也正是从这般长度的时间检验中，从陈先生个人生命的历史，来考察他所叙述的历史，再多次咀嚼他对历史的判断——陈先生的思想就是这样而放射出它所具有的长亮不绝的光芒。

陈先生是有其思想体系的，而这个体系又是在他的生命经验中产生的。何泽福教授对我说：“新陈代谢”、“社会变迁”的思想，是陈先生在“文革”的困境中形成的。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体系或这个学说最大的特点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释倒退，说明反动。中国近代社会是不可能直线式发展的，倒退与反动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然从长久来看，进步又是必然的。说实在的，在学期间我对陈先生这么庞大的建构是不太理解的，我只是在听，只是吸取，与陈先生的谈话只能是单行道。我记得陈先生与沈渭滨教授交谈时，有着愉快的思想互动。

我在陈先生身边的时间不长，1980-1982年，也是他一生中比较不幸福的时段，但我很少听到他说起个人的不幸。当时系里和学校发生的诸多事情，我是听了何泽福教授的叙说，才稍有了解。我在陈先生那里获得的，是他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是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时过三十多年后，人们所能感觉、感动、感而接受的，恰是当年陈先生在个人逆境中的思想不断开拓的力量。

我从华东师大毕业后，去了军事科学院，后又去中国社会科学院。1999年，我到北京大学，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我做老师的时间比较短。我的硕、博士学生现在大多是副教授，个别是教授。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明年可能升教授。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放心，但仍忍不住地告诉他：我关心的不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升教授，而是你的学问与学术贡献。我也再次讲起了陈先生的故事——我的老师那时只是一个副教授，但他的心中却有着自己的国家。

本文是作者在2018年12月1日“陈旭麓先生诞辰百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